文汇学人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仲威：我想倡导古人在碑帖上的审美和价值观）

全形拓是“糖衣炮弹”，铭文才是主角

我想要把我知道的古人的价值观，应该怎么鉴赏收藏，告诉大家。本末不能倒置，不能没有游戏规则。我们就应该保守一些，传统一些。就像唱京戏一样，我唱梅派就要像梅派。这个领域不是搞发明创造的。创新应该放在搞芯片上。行当不一样。

从我们馆藏的文物上，可以看到明代中后期这些碑帖成为文物、成为艺术品之后，清代到民初的人是怎么收藏的，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哪些东西当成宝贝。而且会看到，这些都是般配的，一流的东西都有一流的人去题跋。

本来，中国文物收藏里面，最有声望的人收藏青铜器，然后是古籍碑帖，其次才是书画瓷器各色杂件。现在我们全反过来了，玩小铜板也以为是宝，把钟鼎大器给忽视了，这是刻画无盐、唐突西子了；把晚近整幅拓片当成主流，还以为自己是在象牙塔的顶端。拍卖行的文物标准几乎是富商决定的，从民国开始就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原来的收藏群体消失了。现在真的有很多误区盲区，如果是这么收藏下去，只会走下坡路。

公藏机构应该大量购买新出土的墓志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概括成四个字，就是金石书画。而这五千年文化，以石鼓文为中点。之前2500年是甲骨青铜。现在的书法家认得曹全碑、张迁碑，但前面的虢季子白盘、大盂鼎、大克鼎上的铭文，都不认识。如果他们能辨认出上面的铭文是西周晚期还是西周早期的，那说明我们的书法教育就对了。书法史是五千年的书法史。所谓金石，我们现在还不够重视“金”，只做了一半。

我不是搞古文字的，也不是做史学的。碑帖的研究有很多面向。如果说要研究里面的史料，对唐代的史料有所发现，也用不上我们这批馆藏。这批最珍贵的东西，在历朝文献里早已有文本。我作为图书馆的研究人员，最大的本职工作还是揭示我们上海图书馆的文物珍贵性，为上图发现一些国宝。

碑帖的复兴需要一个过程。民间的好东西能够提高大家的水平，而且这样状态下的善本，是活着的。假设一百年前，吴湖帆《四欧宝笈》早早进入公藏，就没有这么漂亮了。吴湖帆把它装帧，从26岁到50多岁，请上海文化界学术界的众多名流题跋，自己又画画，所以这个文物是活的。如果当时进藏，这件东西很单薄，不会成为中国碑帖收藏上的标志性文物——如果碑帖只留一件，就是《四欧宝笈》。吴湖帆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继承者，这些都是他自己玩出来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行家。

所以到了今天，我是不希望图书馆再买贵重文物了。公家应该去买新出土的墓志，丰富馆藏，公藏机构要继续发展，就一定要买这些新东西，否则难以延续。但也不用每家都买，最近二十年里出土的墓志至少两万种以上，多如牛毛，收不胜收。国家图书馆买就行，然后全部数字化，各个高校各博物馆送一套。墓志类的收藏还是国家层面来完成比较好，我不主张个人藏家去买这些。

我最初做《翰墨瑰宝》，就是想要超过日本二玄社

古代其实每个人也有侧重，像翁方纲就是鉴藏派，其他一些人是学者角度，要看个人的专长。所以唯一的变化就在于没有集各种身份于一身的人了，这类人的缺席会让原来珍贵的东西缺失权威，而玉器、陶器、瓷器这些完全靠视觉欣赏的东西就获得了富豪的加持。要说传承，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从收藏开始推动，并且是以正确的观念收藏，“明明白白”地收藏，来推动碑帖的复兴。现在碑帖收藏是开始热了，但正确的收藏观念太小众了，所以我现在不能再安静了，我要通过朋友圈和各种新媒体做行为艺术，去倡导。

但是出版也有好处。出版了才有这么多研究成果。像晚清方若写下《校碑随笔》，到了王壮弘的时候，有了众多石印本、珂罗版，所有的私藏公藏善本都归在一起，让他能够比对。于是王壮弘作《增补校碑随笔》，对碑帖研究做出重大推进。

如果没有技术革命，也没有我的成果。我原先是非常抵触现代技术的，电脑也很晚用。2003年的时候我开始用数码相机，大量拍照片，我所有书的照片都是我一个人“三跪九叩”拍出来的，拍坏了好多相机。想想如果还在用底片，那是不得了的成本。而且现在进电脑了也好检索。所以，有了影印本以后，把版本研究推到一个新高度；到我，通过数码相机和电脑，有了现在的成果。每个阶段的人都是借助了当下技术的手段，技术的变革也让研究面目一新。

其实在我心里，始终有一种使命感。我最初做《翰墨瑰宝》，也就是碑帖印刷品的时候，就想要超过日本二玄社。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影印出来的碑帖以后，觉得八十年代自己买的胶印本都是垃圾。我想好好出版我们自己的碑帖，把我们历年新发现的东西也展示出去，于是做了这么多年。现在《翰墨瑰宝》这套书，是我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