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导致汉文帝实行了“募民徙塞下”的军事政策呢

引言

中国和世界上最早明确史载的“军事军官学校”，就是由汉文帝开创的。通过我们对晁错思想的溯源，今人可知，为了收复边疆故土，早在汉文帝时代，西汉王朝的治国国策就已经在悄然地发生改变了。

汉武帝时代发生的大规模和长期的对外宾服战争，如果溯源其最早发端，当然要算前200年的汉高祖七年十月的刘邦率领三十万汉军在今山西大同一带阻击南侵匈奴的“平城之战”，只不过因西汉王朝开国初的国力甚弱，这场战争，导致北征的三十万汉军输得很惨而已。平城之战后，西汉王朝就忍辱负重和休养民生长达几十年之久，其间针对匈奴的政治策略，主要是和亲。

对外和亲，并不等于西汉王朝就忘记了收复被匈奴长期侵占的故土，汉文帝时，汉文帝刘恒就因西汉王朝国力有所增强而已打算对匈奴用兵了，只不过当时的“智囊”晁错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以后，他认为：“是时匈奴强，数寇边，上发兵以御之。错上言兵事，曰：······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那么，当年的晁错究竟给汉文帝上奏了什么智谋之言论，且导致汉文帝实行了“募民徙塞下”的军事政策了呢？通过《汉书·晁错传》可知，之所以后世史家习惯将晁错归纳于“法家”，就是因为晁错在汉文帝时代帮助西汉王朝制定的许多国内外政策，就来自于他直接效仿的秦国商鞅的“农战”政策。晁错建议汉文帝不要忙于对北方匈奴用兵，他建议汉文帝学习前大秦王朝向边疆大量移民的军政措施，且按照民兵的方式将这些边民组织起来成为亦兵亦民的军垦单位。

晁错《汉书·晁错传》中建议汉文帝按照“五家为伍且连坐”组成“亦民亦兵”的军政合一政策，就直接来自于商鞅强秦之说，商鞅当年就是这样将秦国搞成了兵农合一的国体的。商鞅《商子·画策》里所说的“连以五”，就是中国宋朝王安石变法时代所实行的“保甲连坐”民政制度的发端；商鞅这里所说的“死而不旋踵”，是指意的在实行了亦民亦兵的连坐民政制度以后，普通人民也就成为了事实上的“三军之众”了，亦民亦兵的老百姓在执行上级命令时，那就是坚决和死而不退的。

通过我们对晁错思想的溯源，今人可知，为了收复边疆故土，早在汉文帝时代，西汉王朝的治国国策就已经在悄然地发生改变了，汉初所实行的休养民生的民权自治的“三老”地方政治制度，显然是与商鞅和晁错的“卒五”民政国策，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也是为什么汉初曾经普及天下的“三老”制度会在战争不断的汉武帝时代而大量萎缩的历史背景原因。晁错早在汉文帝时就已经帮助汉文帝确立了类似于秦法家那样的“农战”国策了，汉武帝刘彻后来所实行的许多国策，不过就是他忠实地继承了他爷爷的汉文帝和他的前辈晁错的既定国策方针而已。这个问题，长期不被后世史家所注意到。

晁错在建议汉边疆宜建设亦民亦兵的“五家为伍且连坐”民政时，他还认为“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也就是他认为要一举战胜匈奴，还必须提前在国内训练出一大批精兵和优秀军官。当时，汉文帝接纳了晁错的建言，汉文帝一边继续和亲匈奴，一边在内部准备未来的汉匈战争。

通过《汉书·匈奴传》史载，今人可知一个重要历史情况，即，早在汉文帝时代，汉文帝刘恒不仅已在筹备收复北方故土的汉匈战争，而且，汉文帝还在长安京城郊区的上林苑一带开办了专门栽培汉军军官和训练汉军排兵布阵军事的场所，他且亲自“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而训练出了不少精锐军官和战争阵法。由此可见，中国和世界上最早明确史载的“军事军官学校”，就是由汉文帝开创的。

汉景帝时代，帝师的晁错出任御史大夫，但是，由于汉景帝时代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七王叛乱”和以上所说的汉景帝刻意削减周亚夫兵权的事件，再加之晁错也死于七王之乱事件中，因此，汉匈战争在汉景帝时代并没有打响。但是，汉武帝登基皇帝以后，主政的窦太后，也就是汉文帝皇后的窦氏则继承了他夫君的遗志，正式拉开了收复南北故土的战争序幕，晁错生前提出的“农战”政策和栽培精锐汉军的政策，也就被窦太后和汉武帝所逐步实现了。

自汉武帝建元二年肇始，也就是在窦太后主政的汉武帝建元年间，汉武帝刘彻就效仿他爷爷汉文帝而亲自带领着卫青等一帮期门、建章宫卫士长期训练于上林苑，后来，这个期门、建章营栽培出了卫青、霍去病、公孙贺、赵破奴、李陵等一大批著名汉将军，再后来，期门武士易名为“虎贲军”，建章宫武士则易名为了“羽林军”。

“虎贲军，羽林军”后来不仅成为了皇帝的亲兵，还成为了训练、栽培汉军高级将领的摇篮基地，汉武帝以降的许多汉军重要将领，几乎都出自于“羽林军”，比如汉宣帝时代宾服西羌的主帅赵充国，就是由羽林军栽培出来的。

综上所述，今人可以发现这样的一条历史故事脉络，即，汉文帝时，晁错为汉文帝制定了效仿秦法家的农战国策，一边移民边疆军垦，一面继续与匈奴和亲，晁错还在西汉历史上率先发掘了先秦国故而整理出了汉王朝的今文《尚书》等古文献，这为日后汉武帝所实行的以《五经》为策论模本而从民间白衣人士中大量举士的国策奠基了制度文化基础。

而且，西汉王朝最早在朝廷中设置《五经》博士学官，且任命齐地儒生辕固为首个《诗》博士学官，也是在前149年的汉景帝中元年，并非后人传说的是汉武帝时才设置了儒家五经博士学官。同时，汉文帝还亲自在上林苑开创了“军事军官培训基地”，为日后的汉匈战争准备了大批军事人才和战争知识。汉景帝时，虽然汉景帝忙于内战，且晁错还在内战中丧命，但是，汉景帝消灭了势力强大的诸侯王，且将被消灭的“七王”故国的政权和经济权全部收归中央王朝，这实际上也为日后的汉武帝用兵南北战争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国内政治稳定和财政基础。

汉武帝登基皇帝的初期，窦太后、田蚡等人又通过一系列权术帮助汉武帝收归了朝廷军政大权集于他一人之身，同时，汉武帝建元年间，窦太后就已拉开了南北战争的序幕，还派遣了张骞等“远交近攻”战略之士出使西域去结盟未来即将发生的汉匈战争中的盟国盟军，窦太后还让汉武帝刘彻效仿他爷爷汉文帝也在上林苑练兵且栽培出了大批亲信汉军将领。

可以这样说，在汉武帝正式主政西汉王朝之前，他的前辈就已将南北扩张战争的前期工作做得尽善尽美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国内安定富裕、且麾下有大批亲信将军和装备精良汉军的汉武帝，此时已经具备了横刀立马去施展自己南征北战拳脚的条件了。

不过，综上所述，也让今人知道了这样的一个重要历史情况，即，汉文帝、晁错、汉景帝和汉武帝三代君臣共同制定和延续的这种刻意收复故土的战时国策中，恢复儒家《五经》和启用儒生参政之举，并非就标志着西汉王朝帝王转移了他们的政治文化立场而改信奉儒家文化了，历史事实正如汉宣帝所宣示的那样，汉元帝之前的中国政治制度文化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

因此，自前179年的汉文帝前元年至前48年的汉元帝初元元年的这130年时间，西汉王朝主要继承和实行的应该是秦法家“农战”政治国策，也与法家一样推崇君主专制的儒家文化和儒生们，不过是被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这些帝王们所利用的对象而已！

这就是说，儒家文化之所以后来反客为主地在汉元帝以降登上了国家官方主流的政治文化地位，可能并非西汉帝王们的最初本意，而应该是两个不可克服的历史发展原因所致，一是汉初民权“三老”政治制度在汉武帝时代被大量削弱和萎缩，二就是汉元帝以降的和平历史时代需求造成了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转型使然。

结语

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汉武帝为了实现军政合一政治制度去刻意削弱了汉初所实行的“三老”政治文化制度，如果汉武帝不是出于自己专权政治需要而拔擢了“政治奴才”的公孙弘等一大批儒生官员参政，那么，《五经》文化和儒生朝臣们就不会在汉武帝以降逐步隆盛，那么，汉元帝时代，恐怕就没有崇儒的政治文化时代转型了，日后的中国历史也就可能就被改写成另外的一种发展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