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与中华礼乐文明

[摘 要]黄帝集成了上古时期伏羲氏、朱襄氏、葛天氏、神农氏所制礼乐，制作表现祥瑞的文乐《云门》、表现德政的文乐《咸池》和表现战功的武乐《大卷》等乐舞，甚至可能发明了律吕，铸造了乐钟，创建了比较完整的礼乐思想与礼乐体系，成为中华礼乐文明奠基人，对整个中华礼乐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黄帝;礼乐;《云门》;《咸池》;《大卷》

引 言

上古音乐，包括五帝之乐与周初之乐，又被称为先王之乐。先王之乐不仅仅是声音本身，还融合了先王之道、先王之圣、先王之制、先王之法、先王之行、先王之陈、先王之书、先王之命、先王之教、先王之官、先王之令、先王之业、先王之玩、先王之祀、先王之遗训等内容，与先秦典章制度、风俗传统、治理经验密不可分，是早期中国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先王之乐并没有清晰详实的史料，自孔子时代已经难以究诘其详。《汉书·礼乐志》曰：“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继尧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华茂也。《六茎》，及根茎也。《咸池》，备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已。”[①]早在汉代已经对夏以前的先王之乐不甚明了，《汉书·礼乐志》记载的曲目并不完整，释义的理由并不充分，乐舞的人文内涵也十分模糊，需要更多的史料来充实和构建。

杨荫浏说：“关于远古时期的音乐文化，我们今天掌握的史料还很少。除了数量有限的文化实物以外，还有一些后世记录的神话与传说。而神话传说，则到了后世阶级社中才得逐渐被记录下来。因而有些地方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歪曲了原来的基本精神。后来的统治阶级已经把一些他们可以利用的原始音乐传说和他们的封建思想揉合在一起，用以巩固自己的神权统治，并且已经把一些不利于他们的原始音乐传说有意排斥掉，使他们不能保存下来。虽然如此，在有些神话、传说中，仍含有一部分反映中国古代人民现实生活的因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应该尽可能据以对我们原始人类的音乐文化做一些适当的推测。”[②]李纯一说：“远古的原始时代是我们祖先的童年，没有文字，更没有关于当时音乐的文字记载，现存的远古音乐神话传说，大多出于周代以来的文献，难免带有后世的时代烙印。但是，仍然可以从中捕捉到一些远古音乐的踪影。”[③]杨宽说：“夏以前之古史传说，其原形本出神话……然吾人尚须由其原始神话而检讨其历史背景，以恢复其史料上原有之价值”[④]。上古音乐史料不少，考古成果亦多，学界实在不当一概视为伪史。[⑤]我们既不应该一味疑古，也不应该一味信古，而应该采取折中释古的态度。[⑥]叶伯和说：“要从这些帝王家谱和神话中，抽出纯粹论音乐的材料，编成有系统的书，是很难一件事。”[⑦]结合考古史料与纸面文献，参其异同，缀合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去其伪，存其真，重建中国上古音乐史。追溯黄帝至周代礼乐的创建、传承与发展过程，对我们准确理解中华礼乐文明的性质，构建中华礼乐文明理论与实践体系，为中国礼乐正名，推动中华礼乐文明在新时代的复兴有重要意义。

陈旸《乐书》：“盖五帝之乐，莫著于黄帝。”[⑧]黄帝创建了中国礼乐体系，奠定了中国礼乐的思想基础，是先王之乐的集大成者。王光祈说：“《周礼》所述黄帝、尧、舜等等乐舞，虽不必尽信;但吾国舞乐起源甚早，则可以断言。”[⑨]黄帝礼乐并非一时一世形成的，而是集前代圣王礼乐之大成。陈旸说：“观孔子论五帝，以为法始乎伏羲，著于神农，而成于黄帝、尧、舜，盖尝详之。”[⑩]黄帝礼乐在后世的传承与传播也并非一番风顺，经历了多次反复。

一、远古之乐

黄帝之乐，从远古之乐发展而来。乐起源于人类对天神的敬畏、崇拜与感恩。乐是人类内在的自觉要求，能疏导情感、提升认识，强化族群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乐的内涵和形式不断丰富，从自然主义和泛灵论巫术时期，逐渐发展到有规律的礼拜和祭祀活动，最终形成礼乐思想和礼乐体系，成为中国核心的社会价值和制度，是中国社会长期维持稳定的基础。[11]

伏羲氏、朱襄氏、葛天氏都制作乐舞。伏羲氏最先制定了嘉礼乐。《通典·礼典》：“伏羲以俪皮为礼，作瑟以为乐，可为嘉礼。”[12]俪皮即要两张鹿皮，是早期人们嫁娶的聘礼。《通典·乐典》：“伏羲乐名《扶来》，亦曰《立本》。”[13]其乐义不详，或可释为维系部落的根本原则。《周易·系辞下》：“刚柔者，立本者也。”[14]《商君书》有《立本》篇[15]，与伏羲氏之乐并无关系。《拾遗记》记载：“庖牺氏灼土为埙。”考古发现陶埙多例，并有测音。[16]

1. 伏羲氏之乐

伏羲氏有网罟之歌。夏侯元《辨乐论》：“包牺氏因时兴利，教民田渔，时则有网罟之歌。”元结《补乐歌十首·网罟》：“《网罟》，伏羲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伏羲能易人以禽兽之劳。补《网罟》二章，章四句：吾人苦兮，水深深。网罟设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网罟设兮，山不幽。”[17]乐歌比较朴实地反映了上古时期原始部落的人们用网罟捕鸟、捕鱼的情形，网罟的发明和运用，增强了人们改变自然的能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只是到黄帝时的《弹歌》，才出现二言歌诗，元结所拟的四言歌诗，似乎过于超前。

《隋书·乐志》：“伊耆有苇籥之音，伏羲有网罟之咏，葛天八阕，神农五弦，事与功偕，其来尚矣。”[18]土鼓与网罟之歌发明时，巫术和宗教的色彩并不浓厚。伏羲制作的乐舞，处于史前自然主义阶段。这一时期的骨笛等乐器，很少有装饰刻纹。陶制响器如埙等，也是一般动植物的形状，则刻有米字纹、方格纹、网纹、平行条纹、锯齿纹、水纹、涡轮纹等，其用途也仅限于追捕野兽、扩声等实际生活，[19]一般不作祭祀与娱乐用途，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风格。阿诺德·豪泽尔说：“原始猎人的经济处于非生产性的、带有寄生性质的发展阶段，他们的食品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来自采集或者捕猎;根据各种迹象判断，他们生活在松散的、没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当中，分属孤立的小部落，原始个人主义是其行为准则;估计他们不信神，不信彼岸，不相信死后的存在。很显然，在这个脚踏实地的时代，一切活动都要是为了生存这一核心作用。”[20]在后代漫长的传承过程中，这类音乐逐渐被宗教化和巫术化。

2. 朱襄氏之乐

朱襄氏命士达制造了五弦瑟作乐，用来调和阴阳，生育万物，求雨抗旱，获得收成。《吕氏春秋·古乐篇》：“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21]朱襄氏的乐舞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五弦瑟主要功能是祭祀的法器，音乐有一种神秘性，可以沟通神人的关系。[22]杨荫浏说：“远古的音乐与宗教及巫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固然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界斗争的软弱无力和对周围自然界及人类自身的认识水平的低下，但也赋予音乐本身以幻想与乐观精神。”[23]此时，人类社会逐步转入定居形态，主要靠生产食物解决生计问题，和土地建立日益密切的联系，但对自然力量充满恐惧和依赖。[24]《汉书·古今人名表》有朱襄氏，建都于株，即陈地之株邑。朱襄氏之乐应该保存于株地，后其部落流散，传承情形不可详考。

3. 葛天氏之乐

葛天氏时期，人类开始驯养动物种植农作物，温饱更有保障。《汉书·古今人名表》有葛天氏之乐。葛天氏之乐层次比较分明，功能比较完备，构建了早期礼乐的雏形。《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25]葛天氏总的乐名已经失传，乐义失考。杨荫浏说：“传说里有一个远古的氏族，叫做葛天氏。他们的音乐，是由三个人执着牛尾，踏着脚步，唱着八首歌曲。八首歌曲的第一首《载民》是歌颂负载人民的地面;第二首《玄鸟》上歌颂黑色的鸟——黑色的鸟是一种作为氏族标志的“图腾”;第三首《遂草木》是祝草木顺利的生长;第四首《奋五谷》是祝五谷繁盛地生长;第五首《敬天常》是述说他们尊重自然规律的心愿;第六首《达帝功》是述说他们有充分发挥天帝功能的愿望;第七首《依地德》是述说他们依照地面气候变化的情形进行工作;第八首《总禽兽之极》是说明他们的总的目的，是要使鸟类的繁殖，达到最高的限度。这八曲的标题，说明当时人民种植谷物，主要是为了喂养家禽和家畜。这传说所反映的时期，最早不超过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期的中级阶段。[26]李纯一说：“这八阙中的《敬天常》《依地德》和《达帝功》之类，非当时所能有，应是出自后人的附会，不足信据。但是像《遂草木》《奋五谷》和《总禽兽之极》之类却含有合乎原始文化史的合理成分，即依靠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为生的先民们，为了求得理想的收成，幻想通过原始宗教或巫术相结合的音乐歌舞，向祖先(《载民》和图腾《玄鸟》)进行祭祀和膜拜，以期得到这种超自然力量的保佑。”[27]

《葛天氏之乐》是葛天氏部落的一组比较完整的祭祀音乐，其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定型时期可能比较晚，这八首曲目可归入五个乐章：第一乐章为迎神曲《载民》，歌颂始祖;第二乐章为颂神曲《玄鸟》，歌颂部落图腾;第三乐章为享神曲《遂草木》《奋五谷》，再现部落刀耕火种的劳动情形并将收获奉献于神;第四乐章为送神曲《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表达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与感恩;第五乐章为撤馔终结曲《总万物之极》，是整个乐舞的高潮与尾声。其传承情形不可详考。

此舞传至周代，即为旄舞：“《传》曰：‘葛天氏之乐，三人操氂牛尾而歌八阕。’欲旄者，其氂牛之尾欤!古之人非特操之以歌，亦操之以舞。旄牛之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犹旌旗。注：‘氂牛之尾，乡士所设以标识者也。’《周官》：‘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然则旄舞，岂亦旄人所教邪!”[28]

阿诺德·豪泽尔认为，人类开始种植和畜牧生活之后，感觉到自己的命运被理性地、按照冥冥天意行事的神秘力量所控制。在意识到天气的好坏、雨天和晴天、雷电和冰雹、温疫和干旱、土地的肥沃和硗薄、丰收和歉收对自身的制约作用后，人们开始想到鬼怪和精灵的存在。[29]葛天氏制作的乐舞，可视为新石器时代泛灵论的反映。

4. 炎帝之乐

炎帝，神农氏，姜姓。据说炎帝首制了吉礼乐。《通典·礼典》：“神农播种，始诸饮食，致敬鬼神，蜡为田祭，可为吉礼。”[30]

《通典·乐典》：“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31]《乐书》曰：“神农乐曰《下谋》，言神农播种百穀，济育群生，造五弦之琴，演六十四卦，承基立化，设降神谋，故乐曰《下谋》，以明功也。”[32]

炎帝乐舞表演的情形，《庄子·天运》有 “有焱氏为之颂”，《释文》“焱亦作炎”：“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33]元结《补乐歌十首·丰年》：“《丰年》，神农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神农教人种植之功。补《丰年》二章，章四句：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实兮，济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时兮，成我丰年。”[34]乐歌赞颂了神农氏区分农作物和测定农时两大功德，区分农作物没什么异议，区分农时则要到后期。

炎帝时期，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由游猎逐步转向农耕，母系氏族特征明显。《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35]

神农氏发明了琴。桓谭《新论》：“神农氏继而王天下，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琴的最初用途，并非乐器，而是在祭祀仪式中，用来沟通神人的法器。人们发现万物有灵，敬畏精灵，相信灵魂的存在，祭祀死者。[36]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宇文氏。或云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北方”炎帝被黄帝打败后，一部分子孙迁居北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炎帝裔孙为诸侯，号共工氏，有地在弘农之间，从孙伯夷，佐尧掌礼，使遍掌四岳，为诸侯伯，号太岳。又佐禹治水，有功，赐氏曰吕，封为吕侯。吕者，膂也，谓能为股肱心膂也。其地蔡州新蔡是也。历夏、商，世有国土，至周穆王，吕侯入为司寇，宣王世改「吕」为「甫」，春秋时为强国所并，其地后为蔡平侯所居。吕侯枝庶子孙，当商、周之际，或为庶人。吕尚字子牙，号太公望，封于齐。十九世孙康公贷为田和所篡，迁于海滨。康公七世孙礼，秦昭襄王十九年自齐奔秦，为柱国、少宰、北平侯。”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姜姓本炎帝，生于姜水，因以为姓。其后子孙变易他姓。尧遭洪水，共工之从孙佐禹治水，为四岳之官，以其主四岳之祭，尊之，故称曰「大岳」，命为侯伯，复赐以祖姓曰姜，以绍炎帝之后。裔孙太公望封齐，为田和所灭，子孙分散。”

《新唐书宰相世系列》：“许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伯夷之后，周武王封其裔孙文叔于许，后以为太岳之嗣，至元公结为楚所灭，迁于容城，子孙分散，以国为氏。”

周武王曾分封炎帝之后于焦，祭祀炎帝。《史记·周本纪》：“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于焦。”[37]《史记集解》引《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通典》：“亳州今理谯县。周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即其地也。其后改为谯。春秋时为陈国之谯邑。战国时属宋。秦属砀郡。汉属沛郡。后汉为沛国，兼置荆河州。领郡六，理于此。”[38]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焦国，武王以封神农之后于此。”《扶持》应保存于此地，其传承情形不可考。炎帝另一支封到许国，后国灭，子孙流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许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伯夷之后，周武王封其裔孙文叔于许，后以为太岳之嗣，至元公结为楚所灭，迁于容城，子孙分散，以国为氏。”[39]炎帝乐在后来比较式微，其影响远不如黄帝乐。《新唐书·傅弈传》：“龙纪、火官，黄帝废之。”[40]在兼并其他部落后，黄帝很可能把其乐舞也废除了。黄帝以前的乐舞，到周王朝初建，都已经失传了，有的仅传乐名，汉、唐注疏家没有释名，很难考察其乐义。叶伯和说：“黄帝以前，虽有《扶来》《扶持》，都没有传。”[41]远古之乐与当时人们的劳动、生活密切相关，与宗教、巫术关系尤其密切。

二、黄帝之乐

陈旸《乐书》：“盖五帝之乐，莫著于黄帝。”[42]黄帝创建了中国个礼乐体系，奠定了中国礼乐的思想基础，是先王之乐的集大成者。叶伯和将中国音乐史分出四个时代，其一为黄帝以前，第二时期为黄帝至周。[43]王光祈说：《周礼》所述黄帝、尧、舜等等乐舞，虽不必尽信;但吾国舞乐起源甚早，则可以断言。”[44]

黄帝作《云门》《大卷》《咸池》三种乐舞，发明律吕，铸造乐钟,是中国礼乐的奠基人。黄帝，名轩辕，被奉为人文始祖。黄帝是早期礼乐的集大成者，首制了军礼乐、宾礼乐、凶礼乐，完善和丰富了吉礼乐和嘉礼乐。《通典·礼典》：“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可为军礼;九牧倡教，可为宾礼;易称古者葬于中野，可为凶礼。又，‘修贽类帝’则吉礼也，‘厘降嫔虞’则嘉礼也，‘群后四朝’则宾礼也，‘征于有苗’则军礼也，‘遏密八音’则凶礼也。故自伏羲以来，五礼始彰。”[45]

1. 《云门》

《云门》是宣扬黄帝受命时出现云瑞，属文乐。“云”是指黄帝受命时出现了景云、黄云瑞象，黄帝以云纪事，以云为百官命名。《史记·五帝本纪》：“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46]裴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47]《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48]注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缙云氏，盖其一官也。”“门”是指黄帝能分门别类管理各个部落的各种事务。《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郑玄注曰：“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49]《乐书》曰：“黄帝乐曰《云门》，言黄帝之道成名百物，明民共财，德如云出其门，民可有於族类，故乐曰《云门》。“[50]

《云门》有六个乐章，各章乐名不祥。周代郊祀曾用以迎天神。《周礼·大司乐》疏：《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51]元结《补乐歌十首·云门》：“《云门》，轩辕氏之乐歌也。其义盖言云之出，润益万物，如帝之德，无所不施。补《云门》二章，章四句：玄云溶溶兮，垂雨蒙蒙;类我圣泽兮，涵濡不穷。玄云漠漠兮，含映逾光;类我圣德兮，溥被无方。”[52]元结此歌只取云雨润泽百姓之意，并没有完全切合云与门的含义。翁方纲《石洲诗话》的批评有一定道理：“然元次山之《补乐歌》，徒有幽深之韵，未为古雅之则。”[53]

2. 《大卷》

《大卷》是彰显黄帝战功的武乐、军礼乐。《史记·五帝本纪》：“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54]吕思勉认为，黄帝作为北方游牧民族部落首领，好战，打败了很多不肯归顺他的部落。[55]《庄子·盗跖》：“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56]《隋书·经籍志》收录《黄帝兵法》8种，《开元占经》引《黄帝兵法》6例，虽为后世传录，当有所本。《大卷》展现黄帝席卷了大量土地、财富和人口。《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57]据此，《大卷》至少应该包括四个乐章，分别展现黄帝在东、西、南、北四个战区的战绩。《大卷》以鼓乐为主，气势非凡。《庄子·秋水》注：“昔黄帝伐蚩尤，以蚿皮冒鼓，声闻五百里也。”[58]由于《大卷》再现黄帝四方征伐的战绩，自然要受到被征服部落长期抵触，接受基础不牢固，很难传承开去。

3. 《咸池》

《咸池》是弘扬黄帝文治的文乐。咸释义皆、备，是全部、普遍的意思。《礼记·乐记》：“咸池，备矣。”叶梦得《礼记解》：《咸池》言备者，徳之全也。”(卫湜《礼记集说》引)郑玄注曰：“咸，皆也。”刘向《五经通义》[59]《汉书·礼乐志》、宋均《乐协图征》同训。池的释义有两种，一为布施。郑玄《礼记·乐记》注曰：“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班固《白虎通·礼乐篇》：“黄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载，咸蒙德施也。”刘向《五经通义》：“池，施也，黄帝时道皆施于民。”[60]《乐纬》注曰：“池音施，道施于民，故曰《咸池》。”(《初学记》卷十五、《御览》卷五六六引)一为水池，引申为浸润万物和德泽万民。《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曰：“池，言其包容浸润也，故云备矣。”[61]宋均《乐协图征》注曰：“池，取无所不浸;德润万物，故定以为乐名也。”王肃曰：“包容浸润，行化皆然，故曰备矣。”(裴駰《史记》集解引)池两解都可通，《咸池》宣扬了黄帝普施恩惠，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马睎孟曰：“黄帝之徳所施者博，故作《咸池》。徳之所施者博，故曰池。民之所顺者众，故曰咸。”(卫湜《礼记集说》引)从释名而言，《咸池》集中体现了黄帝天下为公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咸池》有六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名为《经首》。《庄子·养生主》：“乃中《经首》之会”。疏曰：《经首》，《咸池》乐章名。”其余五个乐章名称不详。《庄子·天运》虽系寓言，但也能略窥黄帝《咸池》演奏的盛况与独特的功效：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郄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心穷乎所欲知，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人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无言而心说，此之谓天乐。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乐也者，始于惧，惧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62]

《咸池》生动地展现了圣人之道。通过再现四时万物的变化和自然神力音响，使听众感到敬畏和崇拜。陈暘《乐书》说：“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充满天地，包裹六极，上极乎天下蟠乎地也。隂阳调和，流光其声，行乎隂阳也。鬼神守其幽，通乎鬼神也。动于无方，居于杳冥，穷髙极远而测深厚也。言乐知此，则礼可知矣。穷髙极远，况下且近者乎，测深与厚，况浅且薄者乎，极乎天蟠乎地者，礼乐也，上际于天，下蟠于地者，精神也，测深极远者，礼乐也，钩深致远者，蓍龟也。庄周以明道，故言精神易以穷神，故言蓍龟。”[63]通过音乐节奏和旋律出其不意的变化，使听众感到劳神而不可企及。音乐生动地弘扬了圣人之道。

黄帝用礼乐祭祀天地。《通典·礼典》：“黄帝封禅天地。”[64]周代曾用《咸池》来迎接地祇。《周礼·大司乐》疏：《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65]营援为黄帝制作《咸池》。陈旸《乐书》：“黄帝命营援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润泽之也。”[66]营援行谊不详，可能是负责求雨的巫师。

4. 伶伦制律

伶伦为黄帝发明了乐律。《吕氏春秋·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67]乐律的发明，对礼乐的发展有重大意义。郭嵩涛《礼记质疑》：“律吕盖原于黄帝之世，故乐肇于黄帝。”黄帝又令荣将铸造了乐钟。《吕氏春秋·古乐》：“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68]元结《补乐歌十首·咸池》：“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汩汩兮，顺之以先。元化浘浘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庄子》注：“由此观之，知夫至乐者，非音声之谓也;必先顺乎天，应乎人，得于心而适于性，然后发之以声，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乐，必待黄帝之化而后成焉。”

5. 黄帝乐的传承

黄帝过世后，其子少皞继位，在位不过九年，制作《大渊》。《通典·乐典》：“少皞作《大渊》。”[69]其乐义失考。元结《补乐歌十首·九渊》“《九渊》，少昊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少昊氏之德，渊然深远。补《九渊》一章，章四句曰：圣德至深兮，奫奫如渊;生类娭娭兮，孰知其然。”[70]少皞统治后期，曾被黄帝放逐到黄河中下游的九黎部族兴起，黄帝礼乐建立的体系受到巫乐、淫祀的严重挑衅。《国语·楚语》：“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71]

按理，黄帝乐应该在各个宗系中广泛传承并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少皞的统治不牢固，黄帝礼乐受到周边民族的严重挑衅。直到其孙颛顼掌控局面，黄帝乐才重新得到弘扬。《国语·楚语》：“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72]黄帝礼乐思想的传承并不顺畅。

黄帝后裔分为二十五宗。《国语·晋语》：“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73]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张氏。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张氏不传黄帝乐。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任姓出自黄帝少子禹阳，受封于任，因以为姓。十二世孙奚仲，为夏车正，更封于薛。又十二世孙仲虺，为汤左相。太戊时有臣扈，武丁时有祖巳，皆徙国于邳。祖巳七世孙成侯，又迁于挚，亦谓之挚国。”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傅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孙大由封于傅邑，因以为氏。商时虞、虢之界，有傅氏居于巖傍，号为傅巖。盘庚得说于此，命以为相。裔孙汉义阳侯介子始居北地。”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周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孙后稷，后稷封于邰，其地扶风斄乡是也。后稷子不窋失其官，窜于西戎，曾孙庆节，立国于豳，其地新平漆县东北有豳亭是也。七世孙古公亶父，为狄所逼，徙居岐下之周原，改国号曰周，其地扶风美阳南是也。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祝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祝，后为齐所并，其封域至齐之间祝阿、祝丘是也。

《新唐书宰相世系列》：“董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孙有飂叔安，生董父，舜赐姓董氏。”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氏出自拓拔氏。黄帝生昌意，昌意少子悃，居北，十一世为鲜卑君长。”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乌氏出自姬姓。黄帝之后，少昊氏以乌鸟名官，以世功命氏。齐有乌之余，裔孙世居北方，号乌洛侯，后徙张掖。”

周武王封黄帝后裔于祝，以奉黄帝祀。《史记·周本纪》：“黄帝之后于祝。”[74]服虔云：“东海郡祝其县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周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祝，后为齐所并，其封域至齐之间祝阿、祝丘是也。”[75]黄帝乐应该在祝地传承。周平王三年(前768)，祝被齐吞并，其后裔流散，黄帝乐逐渐式微，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

《淮南子·泛论训》论汉高祖初创汉朝，传承黄帝乐，复兴礼乐的情形：“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76]

结 语

黄帝集上古乐舞之大成，作乐包括《云门》《大卷》《咸池》三种。《云门》表现祥瑞，用以祈福;《大卷》表现战功，为武乐，军乐，用来鼓舞士气和震摄敌方;《咸池》表现德政，用以笼聚民心。黄帝发明律吕，铸造乐钟，创建了比较完整的礼乐体系，是中华礼乐文明奠基人。黄帝乐在传承过程中，有很多曲折。少皞后期，受到九黎乐的挑战;挚时期，受到三苗乐的冲击。后来当政者，尧、舜、禹、汤、周都系黄帝宗脉，都用黄帝乐祭祀黄帝，以强化其血源关系，巩固其正统地位。周建国之初，即访黄帝后裔，封于祝，保存黄帝乐，并将黄帝乐与六代乐一起吸收进入周乐体系。黄帝的礼乐思想对中华文明浸润极广极深。《通典·乐》：“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藏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馀烈尚犹不绝。”[77]

注 释：

[①][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8页。

[②]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③]李纯一：《先秦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④]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页。

[⑤]王清雷：《西周乐县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权社，2007年，第25页。

[⑥]杨宽：《西周史》《出版说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2019年印，第1页。又《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2017年印，第1页。

[⑦]叶伯和：《中国音乐史》，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版，第4页。

[⑧][宋]陈旸：《乐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卷，第147页。

[⑨]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⑩][宋]陈旸：《乐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卷，第132页。

[11]杨赛：《中国音乐美学原范畴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6-106页。

[1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19页。

[13][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89页。

[14][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5页。

[15][秦]商鞅撰、石磊译注：《商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7页。

[16]李纯一：《先秦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31-37页。[17]聂文郁：《元结诗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18][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89页。

[19]吴诗池：《中国原始艺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66页。

[20][德]阿诺尔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史》，黄燎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页。

[21][战国]吕不韦著、陈献猷校释：《吕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4页。

[2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2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24][德]阿诺尔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史》，黄燎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6页。

[25][战国]吕不韦著、陈献猷校释：《吕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4页。

[26]杨荫浏：《中国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27]李纯一：《先秦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4卷，第1267页。

[29][德]阿诺尔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史》，黄燎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7页。

[30][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19页。

[31][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89页。

[3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66卷。

[33][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08页。

[34]聂文郁：《元结诗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页。

[35][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95页。

[36][德]阿诺尔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史》，黄燎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7页。

[37][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7页。

[38][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65页。

[39][宋]宋祁、欧阳修编：《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5页。

[40][宋]宋祁、欧阳修编：《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59页。

[41]叶伯和：《中国音乐史》，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版，第15页。

[42][宋]陈旸：《乐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卷，第147页。

[43]叶伯和：《中国音乐史》，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版，第6页。

[44]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45][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19页。

[46][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页。

[47][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页。

[48][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35页。

[49][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37-338页。

[50][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版，第566卷。

[51][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77页。

[52]聂文郁：《元结诗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61页。

[53][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卷，第79页。

[54][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页。

[55]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6-57页。

[56][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95页。

[57][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页。

[58][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92页。

[59][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1卷，第738页。

[60][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1卷，第738页。

[6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8页。

[62][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01-507页。

[63][宋]陈旸：《乐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卷，第140页。

[64][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61页。

[65][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77页。

[66][宋]陈旸：《乐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卷，第147页。

[67][战国]吕不韦著、陈献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

[68][战国]吕不韦著，陈献猷校释：《吕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4页。

[69][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89页。

[70]聂文郁：《元结诗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63页。

[7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62页。

[7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62页。

[7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56页。

[74][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7页。

[75][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56页。

[76][汉]刘安撰，刘文典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8页。

[77][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19页。

作者简介：

杨赛(1976— )，湖南省湘阴县人，文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音乐美学、中国音乐史学、中国音乐文学。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乐记>研究史》(14YJA760045)，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项目《中国音乐史料学》(1111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