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印文化使者泰戈尔与法舫及法舫对泰戈尔的评赞
泰戈尔是印度的文学家，法舫是中国的传教师；泰戈尔是印度的文化使者，法舫是中国的文化使者；泰戈尔与中国有缘，法舫与印度有缘；两位文化使者因缘殊胜，法舫对比他年长43岁的泰戈尔的文化成就倍加赞叹与弘扬。
一、印度文化使者泰戈尔来到中国
（一） 泰戈尔来到北京
1924年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到达北京，26日午后三时应邀到北京法源寺演讲，“北京‘佛化青年会’欢迎印度佛化大诗人泰戈尔于北京法源寺內，丁香花下……“泰戈尔说：……我们祖宗伟大的使命就是和平与博爱……我的意思是想把这种使命供给全人类，且愿意联合大众共来努力传此佛音，我虽然年龄很大也不辞，尽力宣传，并且我觉得我们的真理，必须要躬行实践去做。此次贵会来欢迎我，我想不是欢迎我个人，是欢迎印度传来的真正文化……我说人类应该有精神生活的信仰，所以中国同印度应该彻底联合起来，进行这种伟大的工作……[ 见《佛化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泰戈尔与佛化新青年会》]”
太虚大师撰文《希望老诗人的泰戈尔变为佛化的新青年》，文末云：“佛化者何？受佛之道而自化为佛，亦化他人为佛者。佛之道为何？无上正遍觉’是。无上正遍觉为何？乃吾人全宇宙身心所达到的至善，亦即是莫能普救全法界众生的全智全能。佛化新青年者何？今日已频危亡的人世，唯佛化能起死回生而赋予新生命，故亦唯受了佛道而自化为佛的人，乃为今日能造新世界生命的新青年。泰戈尔乎！君已得此无上正遍觉乎！则当为一真诚大勇的传道者，将中国的人来化成佛化的青年，勿仅为一个好鸟唱歌般的老诗人，君未得此无上正遍觉乎，则当当为一个真成大勇的求道者，来中国将自身化成佛化的新青年，勿仅为一好鸟唱歌般的老诗人。泰戈尔乎！泰戈尔乎！我祝君丢却老诗人的虚幌子全露出佛化新青年的真面目，亲身结成佛化的和平美满好果子，以之传遍全世界，使成为和平美果的佳园佛化青年的乐团。[ 见《海潮音》第五卷第四期，太虚《希望老诗人的泰戈尔变为佛化的新青年》]”
（二）法舫迎请泰戈尔到武汉
1924年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抵京住北京饭店 ，26日应道阶法师之邀到北京法源寺演讲。演讲结束后进行合影。在欢迎印度诗哲泰戈尔博士的摄影里，法舫和徐志摩、林徽因女士、梁实秋及张明慈的相都摄入镜头。老友[张明慈原籍北京清河， 青少年时代皈依北京极乐庵宝一老和尚。弱冠之年入北京大学，在校期间，与张宗载、宁达蕴等一起发起组织“佛化新青年会”。1930年，张明慈应邀南下，先到槟城，后定居星洲。在星（洲）创办中国语文学院、佛学研究所等机构，造就不少师资人才。]（即张明慈）《忆法舫大师》云：“上礼拜陈丽墀老居士送来一册民国十三年六月二日在北京出版的《佛化新青年》二卷二号，开首有在法源寺欢迎印度诗哲泰戈尔博士的摄影，上人（编者：即法舫）及徐志摩、林徽因女士、梁实秋及笔者的相都摄入镜头，时丁香花盛开，该寺以雷音塔著名，法舫大师自幼即在该寺出家，该寺住持道阶老和尚即为上人的皈依师。[ 见《法海宝舟》317页，老友《忆法舫法师》]”可以看出，法舫于1924年便结识了到中国访问的泰戈尔。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1924年4月，当时的法舫是年仅20岁的武昌佛学院的学生，武昌佛学院每日的课程安排是非常紧张严肃的，有详细的共住规约，其中包括告假规约。法舫是不能随便离开佛学院的。1924年4月26日法舫出现在法源寺欢迎泰戈尔的盛大场面，应该是担负着武昌佛学院的重大使命的。根据《太虚大师年谱》，在1924年6月18日事条后另起行写到：“暑期前后，泰戈尔来武昌，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参加武昌之泰戈尔欢迎会，（太虚）大师与泰戈尔及徐志摩曾作一席谈。[ 见《太虚大师年谱》121页]”据此推测，法舫是由太虚大师派遣到北京法源寺迎请泰戈尔诗哲到武昌的。
（三）法舫与泰戈尔“松竹梅三友图”
泰戈尔在华访问期间，担任陪同和翻译的主要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因此在法源寺的欢迎会合影中，随从泰戈尔的徐、林两人一同摄入镜头是理所当然的。
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一张流传更广，被号称为“松竹梅三友图”的照片：
这幅照片中林徽因、徐志摩陪伴泰戈尔左右，泰戈尔身后还侍立一人，四人身后是虬枝古树，照片背景和地面皆似寺院。泰戈尔身后侍立之人，着民国时期常见的佛教僧装，因此是一位出家僧众；虬枝独木，则酷似丁香花树。因此，从泰戈尔在北京的访问行程来看，这张照片应该拍摄于法源寺。拍摄合照的时候，是一个特殊时刻，所以泰戈尔身后的僧人似乎不是偶然闯入镜头的，他应该是一名地位不是特别高，但又比较重要的陪同者。地位不是特别高，所以拍照的时候没有和三人站成一排；比较重要，所以在拍摄合影的时候仍然侍立在泰戈尔身后。
法舫法师出家于法源寺，法源寺住持道阶法师是其依止师和得戒师；法舫南下赴武昌佛学院入太虚大师门下求学，也是道阶法师所派遣。道阶法师为南方系湖南人，是太虚大师佛教革新运动的同盟者，出家于法源寺的法舫法师实际是道阶和尚与太虚大师二人“京、汉间”往来呼应的重要联络人。5月25日，泰戈尔莅临武昌，造访了武昌佛学院并和太虚大师会晤。[ 据季羡林先生整理的泰戈尔访问中国行程和活动，泰戈尔是在5月25日午后访问武昌佛学院，与太虚法师会晤的。] 因此，法舫很可能是受道阶或太虚法师二人委派，接待陪同泰戈尔从北京到武昌的佛教界代表。法舫法师时年20岁，即将从武昌佛学院毕业，这正符合我们前面所描述的身份特征——地位不是特别高，但又比较重要的佛教界陪同人员。因此，照片中泰戈尔身后的侍立僧人，很有可能即是肩负接待诗哲重要任务的法舫法师。[ 见2019年《法音》第四期，苏云萍《泰戈尔、法舫与北京法源寺》]
2021年5月7日梁建楼先生在“泰戈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讲
二、中国文化使者法舫到达印度
（一）法舫任教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
1940年，太虚大师以世界佛学苑的名义呈请教育部批准派遣法舫作为传教师出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大乘佛教文化，法舫携留学僧白慧、达居首先来到缅甸。1942年法舫与白慧到达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法舫在此任教，白慧在此留学。2011年，93岁高龄的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巫白慧先生说：“ 恩师（法舫）秉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太虚大师的法旨，带领我一起从重庆市启程赴印度国际大学求法学习。到达后，受到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教授十分友好的欢迎与接待。谭教授与恩师同是太虚大师座下执弟子礼的学友。他亲善地为恩师和我的食住生活事宜安排在中国学院围墙内的学员宿舍。数周后，谭教授推荐恩师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并同时帮助我免试进入国际大学哲学学院进修印度哲学[ 见《法海宝舟》101页，白慧《恩师法舫法师，我永恒的怀念！》]”
（二）法舫对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如是说
1948年12月，法舫在《南洋学报》第五卷第二期刊发《印度国际大学的近况》。文始云：“Visra-Bharati是国际大学的原名,它的意思是‘学习一切’（Universal of Learning）。这学校是泰戈尔（Tagor）一人所创办，这名字也是诗人所亲定。我在这个学校里住了三年多，就性质说，好像是个师范教育学院。诗人创办的意思，不但要使印度人来学习印度的文化，在这里也可以学习世界各方面的学问；同时，不但使印度人可以来学，也可以使外国人來学。因为诗人住在这里，各地方的文化人，不管是到印度的或路过印度的，总要去那里看看诗人。起初不过是诗人住在那里，对几个或几十个儿童、少年在树下讲诗歌罢了。后来渐渐地创办学院，首先办的是小学校和三五个人的研究院。研究院亦只是研究印度古文化而已，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有好几位欧洲人和东方人去亲近诗人。这个Visra-Bharati University就在一九二一年就正式宣布成立，到现在整整有二十七个年头了。
国际大学是在西孟加拉省（West Bengal），距加尔各答（Cal-cutta）九十九英里。有一条铁路，通过那里，所以交通很便利。车站叫做补尔铺（Bolpur）车站向南一英里半，有个地名叫做圣地尼克坦（Santiniketan）译为‘和平村’，我们也常叫它‘寂乡’。这地方就是整个大学的所在。它的范围，东西有一英里，南北亦复如是。在三十年前原是一木所无的荒沙坪，现在却是宝树成行，花果满苑，鸟语花香，和加城繁市一比，真是世外桃源了。
这地方原是诗人的父亲修道的所在。据说当时诗人的父亲有一次路过这个荒沙坪时，那里只有两株树，他就那树下休息，打起坐来，入了‘三昧’。出定之后，老先生非常喜爱这地方，就在那里买地盖屋，准备常在此修行。他盖了所大的房子，就是现在大学的招待所（Guest House）。那两株树已成了圣树。诗人跟着父亲的時候，就在这里办小学校了。老先生死了，诗人成名，就把这块地和房子一起拿來办学校。先办研究院，小学校，到一九二一年就正式成了国际大学。”
法舫在文中阐述了印度国际大学设研究院，美术学院，音乐歌舞学院，大学部，师范学院，农工学院。其中对研究院所设的中国学院、明院、印梯文学院、罗宾陀那多学院等分别进行讲述。中国学院于1937年建成，谭云山为首任院长。文云：“中国学院（Cheena Bhavana）是泰戈尔访问中国之后发起创建的，最初他沒力量去实现，后來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时候，得谭云山先生的努力，又得我国政府捐款八万罗比，才建筑的。民国二十六年落成开幕，为国际大学中最大之建筑物。內藏我国中印学会赠送大量图书及佛教藏经。诗人创办这个学院最大的目的，是想使印度学生研究中国文，然后把他們已经失去的貴宝的佛典重兴（翻译成印文）取回。現在院中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国文史的研究，由印度学者担任。二是印度语文之研究，有几位中国学者在研究梵文，巴利文，孟加拉文和印梯文。中印学者都是大学毕业以上的学者，他们彼此之间，采取一种交換指导的教学方法。惟有在中国学院之內，你才看见中印两大文化的交流状态。中国学院有了十二年的历史，从开办到本年四月底，都是谭云山先生任院长。谭先生沉默寡言，具大宏愿，克已利人，艰苦卓绝，忍辱負重，真是大中华民国的代表人物。谭先生的学问也非常渊博，信佛尊孔，大有宋儒之风。中印文化新近的重新文化交流，谭先生是一位导演者。现在中国学院的中印研究员共有十五人。”
（三）法舫任印度鹿野苑佛学院中国语文教授
1944年6月，法舫与白慧任印度鹿野苑佛学院中国语文部教授。《海潮音》第二十五卷第五、六期合刊刊发《南海寄归新传页之五》，系白慧写给太虚大师的信。信言：“印度摩诃菩提会提出‘组织鹿野苑佛学院’一案，并进行筹备设委员会，其成员由中印缅锡四国佛教学者组成，法舫与白慧为中国佛教委员。鹿野苑佛学院除梵文、巴利文和中国佛教为主要研究对象外，还设中国语文、印度语文、缅甸语文、锡兰语文等部，法舫与白慧还任中国语文部教授”。
（四）法舫翻译印度巴利文圣典
印中文化的精髓是佛教，法舫翻译的印度巴利文圣典有7部。1947年3月，《海潮音》第二十八卷第三期刊发法舫译经--《吉祥经》，《藏外佛经》第三册收录。经前有法舫按语：“……本经所说，都十二颂，皆系明人间佛教，决无谈玄说妙之语。此经传诵南方诸国，定为僧伽早晚课诵之一。人间有吉庆事，则延僧诵此经，诵已解说。虚大师久倡人乘佛法，即是人间佛教，与此经意吻合，故译出之……。” 1949年，法舫所译的巴利文论藏《阿毗达摩摄义论》在香港刊行，被称为中国翻译巴利文圣典的嚆始，而这部圣典的翻译是法舫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完成的。1950年，法舫译《罗睺罗经》，译自巴利文经集第二品第十一经，《觉有情》第十卷第一期刊发；译《陀尼耶经》，译自巴利文经集第一品第二经，《觉有情》第十一卷第一期刊发；译《南传大悲经》《婆罗门正法经》，《藏外佛经》第三册收录；此外，《藏外佛经》第三册还收录法舫翻译的《三宝经》[ 见《法舫文集》第一卷“译经”部分]
本文作者梁建楼（中）、梁峰霞（右一）在研讨会上
三、法舫对泰戈尔的评赞
（一）法舫在讲经中演说泰戈尔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云：“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法舫在讲此段经文时，首先详细讲述了“佛有法身、报身、化身三种身”，他说：“众生喜爱观佛相好，若能如此了达，能见到凡所有 （诸）相都是虚妄的，非真实的，而不执著，那才算是得见如来 （真实法身）。这种无相法身，也正是入真见道时所亲见的诸法真如相，所谓初入如来家而见的如来法身，生大欢喜。菩萨证得这种境地，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修行。在修行时，要能不住相，才能证此无相之果，见此无相佛身。”最后，法舫特别讲述印度人最喜欢见他们的领袖人物，将泰戈尔列举为首位，他说：“印度人自古到今最喜欢见他们的领袖人物，近人如泰戈尔、甘地、马利威基、尼赫鲁等所到之处，人民往见者如潮如涌，佛陀在世也是乐为人民所观见。同时印度人是最喜欢形而上的哲学，这里所说无相的法身相，就是形而上学。如今日印度人对泰戈尔、甘地等，总以为他们的真身，还是普遍地存在于宇宙之间的，他们并没有死灭。[ 见《法舫文集》第一卷228页，法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话》]”
（二）法舫对泰戈尔佛学与“森林哲学”的弘扬
从结识泰戈尔那时起，法舫十分关注泰戈尔。1931年法舫主编的《海潮音》第12期刊有谭云山《泰戈尔、甘地与佛教》，法舫在《编后记》写到“《泰戈尔、甘地与佛教》一文，由谭先生寄交本刊，宗教性最重的印度国民的思想，不能离开佛教，佛教在印度遗流太深了。[ 见《法舫文集》第三卷414页“《海潮音》第十六卷第十二期编后记”]”法舫还将印度这位诗哲的“森林哲学”与中国的禅学结合起来，1938年3月26日法舫在重庆缙云山撰《致世苑研究院各地同学书》，《海潮音》第十九卷第四期刊发，这封书函篇幅长达5000字，内容是法舫对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分散在各地的世界佛学苑研究院同学们的问候和嘱托，其中对分散在南岳和丛林中的同学说：“中国禅学，是佛教最高的生活哲学，千七百公案的五灯会元犹如泰戈尔的森林哲学，是艺术自然化的生活，他们把人生看得和‘玩意儿’一样，但是他们有种坚真的信念和纯正的智慧。[ 法舫《致世苑研究院各地同学书》，见《法舫文集》第六卷60页]”
（三）法舫在《海潮音》刊发点评泰戈尔的文章
法舫三度主编《海潮音》，曾主编《海潮音》的12卷、16卷、17卷、18卷、20卷、21卷。1937年，法舫在《海潮音》18卷第7期刊发泰戈尔的文章《利人工作与文明价值》，并在《编后记》云：泰戈尔先生的 《利人工作与文明价值》，是寓有诗意的散文，读那文字觉得是 “人情美” 的自然流露，“诗人”的谈吐，毕竟是超人一等。利人的工作，在先生的心情上有着佛陀样的 “仁慈”。现世文明的没价值，不常久，不可与精神文明相比，先生是带着 “无常”的镜子和“超人”的人格去观察赏识的。对于纪念中印文化的“中国馆”，他是那样热忱地期待后学，纪念着他的先人的伟大精神， “抚今追昔”，感慨着中印文化交流的过去之热盛与今日之冷落，而祝祷着两大国度在同一的环境之下，紧紧地握起手来，在狰狞的物欲世界里，作那利人的工作，和平的呼喊。末了，先生不承认他那国土是灭亡了的那种庄严地声调，仿佛他说“只是朱颜改”，读了令人无限 “惆怅”，感奋，先生的精神实在是伟大。[ 见《法舫文集》第三卷448页]
（四）法舫视泰戈尔是近代印度唯一的文豪
1942年，法舫应邀到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对这位诗哲又加深了认识。1948年法舫对泰戈尔做出这样舫评价：“泰戈尔生于一八六一年，是近代印度唯一的文豪，世界有名的诗人。他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他的作品是以印度的宗教哲学思想为基础，用他那不可思议的头脑和手笔，表扬人道主义，他是‘徹始徹终’的印度人，印度的精神在他的所有诗歌中呼吸着。他所著的故事代表真正印度的生活，而古代印度的哲理却在他宗教神秘的诗及宗教哲学的讲词中出现。他对于西洋文化很了解，却又极爱护东方文化。他不但是诗人而且是哲学家、教育家、美术家、音乐、戏剧家，他对这几方面都有特长，都有美好的成就。”[ 法舫《印度的文化人》，见《海潮音》三十卷第六期]
结 语
2021年5月7日是泰戈尔160年诞辰，也是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100年校庆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在北京联合主办“泰戈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此举必将促进泰戈尔学在中国的发展。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谨以此文纪念泰戈尔诞辰16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泰戈尔创办的法舫曾任教的印度国际大学百年校庆！
2021年5月7日7
(梁建楼，1947年2月生于河北省井陉县西梁洼村，河北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主编《井陉县志（两轮）》(首论县志获省社科一等奖)《古今诗人咏井陉》《井陉县政协志》《微水村志》《井陉两轮修志琐谈》《井陉历史文化（六卷）》（获市社科市长特别奖）《法海宝舟》《觉海法舫》《人间佛教思想文库法舫卷》等；曾整理【雍正】《井陉县志》、【光绪】《续修井陉县志》、【民国】《井陉县志料》、《法舫文集（六卷）》《法舫大师文集（六卷繁体竖排）》；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法舫文化研讨会。现任井陉县法舫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河北省法舫文化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梁峰霞，北京大学副研究员、法舫文化研究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