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猴祖”之谜：从考古材料和出土文献再看“二里头商都说”
（一）从葬俗看二里头遗址和商文化的关系
葬俗是能反映一个族群文化特征的典型因素。比如，根据《荀子·大略》[1]和《吕氏春秋·义赏》[2]的记载，“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的火葬习俗即氐羌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商周之交，腰坑墓则被学界视为典型的商文化因素，可以与周人的葬俗进行区别[3]。同时，西南历史上存在的悬棺葬则往往与僰人相联系；而今天说到天葬，人们则往往会联想到西藏。
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祭祀区、铸铜作坊区等区域均分布有不少墓葬[4]。这种“居葬合一”的特征同时见于河北的藁城台西遗址[5]、郑州商城遗址[6]、安阳殷墟遗址[7]等商代考古遗存。考古调查结果显示，周原地区的殷商遗民居住点也具有“居葬合一”特征，这与周人的“居葬分离”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8]。因此，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李宏飞先生认为，“居葬合一”属于商文化的特质因素之一。换句话说，从葬俗角度讲，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在族群源流上必有密切关系。
（二）从文献看河洛地区和商文化的关系
大家知道，从1959年二里头遗址开始发掘以来，“二里头商都说”就在中国学术界流行了二十余年。[9]这种观点的文献依据如下：
传说中的商代祖先帝喾、成汤均曾生活在今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偃师地区。比如，《书序》：“汤始居亳，从先王居。”郑玄注：“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10]又《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班固自注说：“尸乡，殷汤所都。”[11]又《水经·汳水注》：“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12]又《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13]
（三）从考古文化看二里头和商文化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普遍把郑州商城视为殷墟以前的商代王都。而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郑州商城就是在本地的二里头文化（旧称洛达庙类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二里头文化晚期和郑州二里岗期出土的陶器中，作炊器者均有鬲、甗、深腹罐、鼎和甑，作饮器者均有爵、斝、尊和盉，作食器者有豆和簋，作盛器的有以圜底器为主的盆、罐、大口尊、瓮、缸，另有卷沿盆形澄滤器和器盖。同时，二者的陶质也主要是泥质灰陶和砂质灰陶，并有一些砂质红陶，器表纹饰也是以绳纹为主。因此，安金槐先生说：
从商代二里岗期和二里头期晚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特征，清楚的可以看出商代二里岗期陶器是直接承袭二里头晚期陶器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的共性是非常明显的，只是在某些陶器的形制与纹饰上，有着从前者发展到后者的演变关系。[14]
殷玮璋也多次发表文章强调，二里头文化最发达的第三、四期属商文化范畴，是早商文化。[15]王玉哲同样强调，二里头文化的第一、二期与第三、四期存在显著差异，并推测“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与第三、四期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16]。二里头文化最新的测年数据是公元前1750-公元前1530年。在这一数据公布后，原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也再次提出“二里头商都说”，强调“排除了二里头文化的‘商王朝考古学编年’和‘商代史’，未必是完整的商王朝编年和完整的商代史”。[17]
（四）从少皞传说看二里头和商文化的关系
此前，笔者在谈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资料时曾提到，按照“夏商并行”的观点，二里头文化可以对应传世文献的蚩尤集团。基于“夏商并行说”，这一个观点实际上与“二里头商都说”非常相近，其区别就在于笔者对传统观念中的“商”进行了重新定义。这里，我们暂不拟详谈，只简单提示几条材料。据《山海经》记载，黄帝集团在征伐蚩尤部族的同时还征伐了夸父。《大荒北经》说：
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18]
《海外北经》记此事说：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谓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19]
这里的“邓林”，在《中次六经》夸父之山作“桃林”，其间“广员三百里”，“多马”。郭璞注：“桃林，今宏农湖县阌乡南谷中是也，饶野马、山羊、山牛也。”[20]桃林也见于《左传》文公十三年和《礼记·乐记》、《史记·周本纪》等，是周武王伐纣后放养牛马的地方，其地即在今河南省灵宝市黄河南岸谷地。显然，蚩尤居地不能离此太远。
《逸周书·尝麦》有“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的记载[21]，这条材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蚩尤部族占领了少昊氏居地，一是蚩尤就属少昊氏族。
少昊名挚，而《楚辞》和《孙子兵法》等文献均称生在伊水的伊尹名挚，这大概不会是偶然的。在殷墟甲骨文中，伊尹的受祭地位极高，远超《殷本纪》中列出的诸多商代的先王先公。这种情况表明，出生在伊水地区的伊尹与殷商文化同样关系密切。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言少皞氏以鸟名言，其中玄鸟氏为司分者，而《诗经》有“玄鸟生商”之说，可知商族即脱胎于少皞氏。少皞氏始祖名挚，而商之祖始祖为契。杨宽认为，太皞为帝喾之分化，初为殷与东夷之上帝；少皞即契，初为殷与东夷之下后，即人间之王。[22]郭沫若[23]、陈梦家[24]、胡厚宣[25]、裘锡圭[26]等均赞同少皞挚即契的观点。
质言之，商文化可以视为脱胎于少皞集团。“蚩尤宇于少皞”，即可以视为江汉文化北进豫西地区的结果。而“黄帝”和“天女”对蚩尤集团的征服，则可以理解为西北甘青文化和西南三星堆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毁灭。随后，偃师商城兴起，可以视为是伊尹集团的兴起。伊尹名挚，表明其与少皞氏有密切关系。
（五）从二里头出土骨雕猴看其与殷商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殷商甲骨文中，商人最重要的祖先是一个猴子的形象。巧合的是，2002年在二里头遗址第四期的一座墓葬中正好出土了一件骨雕小猴。那么，商人对自己的“猴形祖先”是怎么称呼的呢？目前学术界对此字的释读仍颇有分歧。
1917年，王国维写下了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把殷人的至上神初释为“夋”，以为即《山海经》的帝俊；后又改释为“夒”，以为即帝喾。他说：
卜辞惟王亥称“高祖王亥”（《后编》卷上第廿二叶）或“高祖亥”（《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第一叶），大乙称“高祖乙”（《后编》卷上第三叶），则夒必为殷先祖之最显赫者。以声类求之，盖即帝喾也。[27]
王国维的新释参考了毛公鼎、克鼎、番生簋、盄和钟、晋姜鼎等西周青铜铭文。从他引用的材料来看，其观点的改变可能是受孙诒让的影响。在传世文献和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柔远能迩”一词习见。其中，传世文献中的“柔”字在青铜器铭文中写作从卤从页，孙诒让（1848-1908）《籀庼述林》卷七读此字时说：
窃谓此当为之异文，右形从夒省，左从者，、古音同部也。……《诗》、《书》言“柔远能迩”，柔、擾声近字通。（《史记》“擾而毅”，徐广云：“擾，一作柔字。”）[28]
可见，王国维的改释颇有依据。但是，这一改释也造成了另外一个麻烦，那就是“夒”字和“喾”字的音读并不相合。陈梦家指出：
《广韵》豪部“夒，奴刀切”，沃部“喾，苦沃切”，两者收声相同而发音地位、方法都是不同的。关于此后说，徐仲舒、容庚、唐兰、杨树达都不相信，而徐、容、杨均以为是“禼”字。徐氏说：“以形观之，与禼为近。”（《甲骨文与殷商制度》引）[29]
除了陈梦家文中提到的徐中舒、容庚、杨树达等之外，饶宗颐[30]、曹定云[31]、王震中[32]等也认为卜辞中的高祖夒即是契。但是，读为“契”亦有不少困难。首先，夒和契的音读相去甚远。其次，楚简已经明确地发现了契字。如上博简《子羔》篇说：
契之母，有娀氏之女也，游于瑶台之上，有燕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划于膺，生乃呼曰吟，是契也。[33]
这里的“契”字像个“大”字形，并画出了头、手、足。头的上面，还有带黑点的三竖笔，以表示毛发[34]。上博简整理者把这个字隶写成了“禼”，这个写法与甲骨文中的猴形字写法明显不同，但却与《史记·三代世表》中的商祖契写法一致。
在《诗经》、《商书》、《易》以及宋人的青铜器铭文中，均没有“契”这个字出现。上博简等材料的出现表明，“契”这个叫法可能并不是商人自己的叫法，而是楚人的叫法。而关于甲骨文中这个猴形祖先的读法，目前学术界仍没有明确的共识。但是，这不妨碍我们由此进一步强化二里头文化可能属于商系文化的这个判断。
总之，从以上材料来看，二里头文化为商文化的可能性仍然无法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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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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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燕：《商周腰坑墓比较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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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际根：《殷墟家族墓地初探》，《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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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俊：《二里头文化古史属性研究的新动态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10]《尚书正义》卷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6-187页。
[11]《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55页。
[12]陈桥驿：《水经注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8页。
[13]《史记》卷三《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3页。
[14] 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第26页。
[15] 殷玮璋：《二里头文化探讨》，《考古》1978年第1期。殷玮璋：《二里头文化再探讨》，《考古》1984年第4期。殷玮璋，曹淑琴：《在反思中前行》，《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16]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17]许宏：《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第1-7页。
[18]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487页。
[19]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84页。
[20]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168-169页。
[21]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82-783页。
[22]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上编，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第257-258页。
[2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王国维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7页。
[24]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第490页。
[25]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历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34页。
[26] 裘锡圭：《释〈子羔〉篇“铯”字并论商得金德之说》，原载《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6论文集》（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台湾大学中文系、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国古文字学中心，2006年），又载《简制》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又载《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96-503页。
[27]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8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28] 孙诒让：《籀庼述林》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1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44页。
[29]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38页。
[30]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卷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272-273页。又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二卷，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88页。
[31] ：《夔为殷契考——兼说少昊、太昊》，《中原文物》1997年第1期。
[32]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2-421页。
[33]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34] 李零：《读清华简笔记：禼与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330-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