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师因使用“侮辱性词语”被处罚（为什么我们说她一点都不冤枉）

最近官方通报了对一位高校教师不当言论的处理结果。开除党籍、记过，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

首先，因为不当言论处理教师，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对于什么是不当言论，什么是触犯底线，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去年美国杜克大学出了一件事儿，有中国留学生在公共区域用中文大声讲话。然后两名教授像另一位教师投诉了这件事儿。这名教师叫梅根尼利，工作岗位可能是偏行政的。他发了一封邮件，鼓励留学生练习英语。仅仅因为他发的这封邮件就涉嫌歧视被迫辞职。而那两个投诉的教授倒是没事。

UCLA的一位教授，因为拒绝给黑人学生降低评分标准，就被指控种族歧视。学校对他强制停课。几万人请愿要求解雇他，他甚至遭遇了生命威胁。

美国有美国的政治正确，我们有我们的政治正确。在美国的底线标准中，邦迪要推出不同肤色的创可贴。高露洁要把黑人牙膏这个品牌改名强生，要停售美白产品。而我们的底线是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捧着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是不行的。

两国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美国的政治正确过于注重命名关系，形式主义，我们俗称扣帽子。学生说中文，教授我不开心了，发邮件转述的那位就被处理。还有那位UCLA 的教授，拒绝给黑人学生降低评分标准，还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说不该用肤色评价一个人。于是这名教授就成了种族主义。警察体系，经常对黑人暴力执法却没有改革。而本来没有关系的企业，却纷纷要把好好的美白产品改了。

我们的政治正确还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我们判断的是你这种行为，你这些言论用词的内涵是什么。比如那位高校教师用支那来称呼中国，如果他要为自己辩护，他可以说支那这个词历史上并不是蔑称啊。确实如此，章太炎、宋教仁这些革命者都用“支那”表达反清的思想。梁启超还用“支那少年”做过笔名。

日本古人称呼中国支那也有尊敬的意思。在古代这个词是少数大学问家和高僧才会用的，那还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时代。日本古人称中国一般是汉土唐土。因为日本自己的行政区域就是模仿唐朝的五畿七道，加上后来改名的北海道就是五畿八道，下面又分成六十多个令制国，其中一个国就叫中国这个地名，至今还存在位于本州岛西部，大约三万平方公里七百万人口。所以日本人不称中国为中国，也可以理解。

明治维新，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作为胜利者，大和民族的优越感爆棚，对中国从敬畏变成了轻蔑，甚至有征服的野心。支那一词开始有了侮辱色彩，后来侵略中国，日本军部也用支那称呼中国。中国政府多次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这个词。

日本战败后，这个词在公开出版物中渐渐消失，特别是抗美援朝胜利，震慑了一向崇尚强者的日本人。但现在日本一些右翼人士还是会用这个词。这个词除了歧视，还有一层特别的用意，就是中国革命党反清志士都在用啊，何况你们一直在强调“夷夏大防”，夷夏大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谁是中心，谁是周边，这是一个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

所以一些日本右翼学者就会用这个钻空子了。使用支那就可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蒙古啊满洲啊都是不算在支那里面的。一个中国人如果用这个词称呼祖国，我们不扣帽子，而是实际去分析上下文，分析语境。

那位被处理的高校教师，他曾经带黑口罩以声援香港暴徒，还使用支那这个词。他的言辞之间流露出一种对祖国和同胞的轻蔑厌恶之情。

拿黑色口罩为例。如果是在美国，那现在就是一刀切了，带黑口罩，穿黑衣服，抹黑脸都可能是种族歧视。可是现在巴西也有黑口罩，巴西的疫情非常严重，累计确诊过百万，死亡过五万。群众穿黑衣，戴黑口罩上街示威，抗议总统处置疫情不利。这就是不同的情况。

同一个词，同一个行为可以有不同的内涵。支那这个词起源于印度梵文佛经里，就是用这个词称呼中国。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印度古人用这个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色彩，只知道大概的意思是远方之国或者边地，本来泛指喜马拉雅山以北，后来专指中国。

可以确定的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大陆，樊文是这些人传播的。而雅利安人和歧视是脱不开关系的。雅利安人被认为是一个高贵的民族。他们到印度搞出来种姓制度。在人和人之间建立森严的等级，保证自己作为婆罗门刹帝利可以长期执掌政权。这种世袭的歧视性制度，当然是现代社会的毒瘤。

雅利安人有辉煌的征服历史。到了二十世纪，纳粹分子索性把雅利安的意思变成高尚的纯种，以德意志人为代表的日耳曼人被视为典范。

种姓制度的观念区分的是洁净与污秽。而纳粹的观念区分的是洁净与不纯。在纳粹的解释中，雅利安人的意思是最纯种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被认为是不纯，所以要迫害，这是纳粹眼中的政治正确。

我们都很清楚，这些观念都是反现代的不平等的。但是要注意这样的政治正确有一个特征，就是在理论建设上是通过符号来界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冒犯，是根本不看实际的。雅利安人虽然多次迁徙跑到印度，跑到波斯，但怎么会和德国人有关系呢？

纳粹的符号表示雅利安人胜利，但这个符号根本不纯净啊。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埃及、特洛伊等国历史上都有这个符号。在蒙古，这也是一个传统符号。

2016年有一个事儿，有位蒙古著名说唱歌手在首都乌兰巴托表演时，身穿绣有这个图案的红色蒙古袍，他觉得很正常。结果被一名误会的俄罗斯外交官殴打至休克。

雅利安的符号曾经让纳粹疯狂，让纳粹干坏事。但今天这个符号仍然在滋生，仇恨与误解。政治正确是否滥用，要看是否在维护国家利益。不该用形式化符号化的态度来搞政治正确，而是要看具体的实质的内涵。

某些网站上屡屡有大v 在用支那人称呼中国人的同时，流露的不仅是对日本无尽的赞叹与折服，更是对中国人的一种蔑视。这样公然的冒犯，当然是不能被现代社会所容忍的。看看美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冒犯某一个族群都不可以，何况冒犯全体同胞呢。

我们不用政治正确搞迫害，但是我们的底线一直很清楚。

这次被处理的这位高校教师，他不是第一个这样用词的，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还有很多人同情他，支持他，认为他所表达的这些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应该表达的，批判体制，批判社会现实。

我能够理解知识分子有一种情怀，有时候会过犹不及，显得有些病态。我称之为“高墙妄想症”或者叫被“高墙迫害妄想症”。典型的就是村上春树的那句话。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就是说无论高墙多么正确，鸡蛋多么错误，知识分子总是站在鸡蛋的那边，对体制要无限警惕，重拳出击，对个体灵魂要无限尊重，唯唯诺诺。

在村上春树的著名讲演中，高墙隐喻的就是体制。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仅妄想了高墙，也误会了鸡蛋。

村上春树说呀，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是一个一个的人，这可能吗？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压的事情告诉我们，族群就是以国籍、种族和宗教划分的。而且鸡蛋的对面往往还是鸡蛋，是另一个族群，鸡蛋有无可替代的灵魂。这是自由主义叙事的神话。白人警察在乎弗洛伊德独特的灵魂吗？他们只在乎眼前是一个可能拒捕的，有潜在危险性的黑人。

村上春树举例了轰炸机，认为这代表体制高墙。那我也举一个例子。

1921年的塔尔萨种族大屠杀，塔尔萨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曾经是美国最繁荣的菲裔社区之一，是新兴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中心。当地的格林伍德大道有黑人华尔街之称。但白人暴徒入侵当地，烧杀抢掠，美国人第一次受到空中袭击，不是在珍珠港，而是在塔尔萨。

白人暴徒出动六架飞机轰炸格林伍德。飞机上甚至投下了爆炸物硝化甘油。村上春树有一点没有说错。体制的高墙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这是高墙设立的宗旨。正因为鸡蛋外壳脆弱，所以才需要高墙。

但他选择性的把鸡蛋与高墙之间的对立设定为主要矛盾，我是不赞同的。因为这并不能解释当今世界许多冲突，许多混乱。

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阶级矛盾才是横亘在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墙，是无数仇恨与暴力的根源。

至于说鸡蛋，一个成年的鸡蛋，当然要为自己的言行和结果负责。为什么？无论鸡蛋有多少错误，都要占鸡蛋呢，为什么不能问，问就是撞墙呢？为什么鸡蛋碎掉，一定是砸向高墙，而不是撞上了别的鸡蛋呢？这是不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定式思维呢？

如果没有高墙保护，谁去限制那些犯错的鸡蛋，横冲直撞，伤害别的鸡蛋呢？谁去阻挡外面侵略的石头呢？说到底保护鸡蛋并不是靠无条件站队，需要的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凝聚起一盘散乱的鸡蛋。

在我看来，村上春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有一个错误的前提，就是个体灵魂的超越性。我承认和尊重个体独一无二的价值。当个体不可能脱离群体，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人要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构建在其上的文化环境中生存，人不可能超越自己生存的这个结构。

中国知识分子惊叹美国的强大，日本的文明，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其中一些人的言论，却还不同于村上春树的那种幼稚。也不仅仅是希望我们在道路上改弦易辙。他们在使用“支那人”这样的词汇时，表达出来的情感立场，其实并不只是批判高墙，而是冒犯中国人生存的这样一个共同结构。是要否定中国人整个族群的尊严。这才是大家不能接受的原因，也是触犯底线的所在。

至于另外一名作家，他自然也是占鸡蛋的。高校教师被处分后，他用浓烈的大字报风格写了一篇声讨檄文，读起来相当有喜感。我们大家也不要对他有什么误会，他以一己之力苦苦支撑，凭吊着几十年前的一个荒诞时代。他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也是那个时代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