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沈从文笔下的淳朴故事

小说写的是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湘西辰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边城》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其性质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第一章《人与地》，就是写三十年来沿河居民生活世界发生变化的大略情形。这里盛产橘柚，陌生人路过橘园，若要买，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不卖。"入境问俗"，"不卖"和"不许吃"却是两回事，你尽管摘来吃好了："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这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这样的开篇，先写仲夏橘子开花香馥醉人，九月橘子成熟，随处堆积，如一堆堆火焰；再写让路人管饱吃橘子却不收分文，如此笔致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沈从文又在写他拿手的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像《边城》里，过渡人如果抓一把铜钱掷到船板上，老船夫照例一一拾起，追着塞回那人手里。不过这一次，沈从文却想在淳朴的风俗之外，关注另外的问题。所以他紧接着就写，"到把橘子吃饱时，自然同时也明白了"只许吃不肯卖"的另外一个理由。"原来是橘子太多，不值钱，不好卖。"出橘子地方反买不出橘子，实在说原来是卖不出橘子。有时出产太多，沿河发生了战事，装运不便，又不会用它酿酒，较小不中吃，连小码头都运不去，摘下树后成堆的听它烂掉，也极平常。"战乱影响了橘子的外运，这是显而易见的。

接着写这地方的人事。从屈原放逐到此写出《橘颂》两千年来，虽然多少有些改变，却依然不过是随着季节轮换生老病死，一半人在地面上生根，一半人在水面上流转。但是这些年，情形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概而言之，是"现代"来了。"现代"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的呢？从人来看，譬如说，谁家的孩子上进，读书好，考入省立师范学堂，"待到暑假中，儿子穿了白色制服，带了一网篮书报，回到乡下来时，一家大小必对之充满敬畏之忱。母亲每天必为儿子煮两个荷包蛋当早点，培补元气，父亲在儿子面前，话也不敢乱说。"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受了一点"现代"教育的儿子，使古老中国的父亲天经地义的"权威"一下子丧失了，反而"敬畏"起有了一点"现代文化资本"的儿子来。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总体的"现代"进程中，"现代文化资本"令人生畏起敬的优越性，时时处处可以找到佐证。时光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从他的诗篇里能够感受到四季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的优秀诗人海子，广大贫瘠的乡村找到了他的歌手；可是，你也许想像不到，"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教师。" "现代"的权威，从三十年代的湘西到八十年代的安徽，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儿子呢，"儿子自以为已受新教育，对家中一切自然都不大看得上眼，认为腐败琐碎，在老人面前常常作"得了够了"摇头神气。

……到后在本校或县里作了小学教员，升了校长，或又作了教育局的科员，县党部委员，收入虽不比一个舵手高多少，可是有了"斯文"身份，而兼点"官"气，"一来二去，就成了"当地名人"了。既成名人，"思想又新，当然就要"革命"。""革命"不出两个公式：一是与有"思想"、又"摩登"、懂"爱情"的新女性发生恋爱或婚姻，是谓家庭革命；二是回乡来要改造社会，于是作代表，办学会，印报纸，发议论……到后梦想的"大时代"终于到来，却压力过猛，末了不出两途，或逃亡，或被杀。

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所谓抽象的东西也不过是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然而人们用这种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时髦青年也好，普通学生也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所能做的，不过是"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少数"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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