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古已有之（说说中国古代文人如何看待）
导语：当下，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世界公认的重要课题之一，植树节的设立、自然保护地的星罗棋布、新能源的开发等等措施，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实际上，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在中国古已有之，古人早就发现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采取了一定保护措施：植树、限制自然资源开发、治水等等。而作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人墨客，他们也有环境保护的意识。
在中国古代朝代更迭、社会纷争不断的大背景下，文人群体因统治集团的任用与否，如雨打萍般的浮沉身世让他们疲于奔命，寒窗苦读、金榜题名、为政以德、公冶非罪……他们的一生似乎与周遭的自然环境毫无关系，事实果真如此吗？窃以为，斗转星移、花开花谢，周遭的一花一叶不仅成为文人笔下的一抹剪影、墨香永存，更印入了心中，化为一种内在的环境思想，成为他们不自觉的流露。
一、先秦到战国就已经出现环境保护意识
先秦到战国时期，人类经历了巨大的飞跃式发展，农业畜牧业发展、社会政治的出现发展、人类文化因子的觉醒、各种思想的萌芽……社会的发展催生了社会思想的完善发展，这其中，就包括环境思想。
（一）《周易》中将自然与政治并列
《周易》在中国传统经典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位列《诗》、《书》、《礼》、《乐》和《春秋》之上，所以易经一直是有"六经之首"的称呼。两千多年来，易学传承不衰，成为中华文明巨流源源不绝的活水之一，亦可称为该时代的经典作品。因此，如果我们能从《周易》中发现蛛丝马迹，足以说明环境思想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该句典出自《周易上经坤》中。"蕃"是形容草木茂盛的样子。这句话的意思可解释为：天地交感，变生万物，那么草木茂盛；天地隔绝，阴阳不通，那么贤达人世隐蔽不出。
既然前一句说的是草木，后一句为何转而说贤人呢？这说明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地已将草木与贤人并列起来，在他看来，二者已然具有某种内在共通性，也就说明作者的环境观念已经与他的社会政治观念齐论，这不能不视为一种进步。
就是说，《周易》的作者（作者是谁至今争论不休，有人说是多人创作，有人说是周文王姬昌所作）认为草木和贤人是同等重要的，足可见其对自然环境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政治。
易学除了阐述天道的变通精神之外，还非常注重天人合一，讲究天人之学的论述。易学主张的天、地、人合一，主要讲天道、地道、人道合到一块，体现的是阴阳平衡，以及阴阳守中的主旨和思想。这种互相平衡、和谐的思想，不但适用于人与人的相处关系，也适用于人跟大自然的关系。换言之，易学讲求的是人如何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这种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二）《左传》将环境保护提升为国家政策
如果说《周易》体现的环境思想只是作者个人的无意识流露，还没有上升到系统化理论，那么春秋战国时的《左传》显然是一大进步。
《左传》所体现的环境意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个人观念，更上升成为了国家的政策。《左传成公六年》中有这样一段话："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
将自然资源视为"国之宝"，显然是将其提到了极高的高度，将自然资源与国家命运相连接，这已经产生了现代环境观念的雏形。这样的例子在左传中俯拾即是，说明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已经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后世基本沿用了这一观念。
二、 两汉到南北朝将环境保护与人性结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文人更加注重对内心世界的探索，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由此，这一时期涌现的文学作品中出现大量对自然环境进行赞美的山水田园诗，其文笔细腻、描写细致、感情丰富，洋溢着作者对自然环境的热爱之情。
以东晋著名文学家陶渊明为例，他是田园诗的鼻祖，可以说代表着田园派诗人对自然环境的看法。陶渊明认为人与天地之间各种生物都是出于同源，都具有生命本性，在《自祭文》所云："茫茫大块，悠悠高曼，是生万物，余得为人。"
他认为在天地宇宙的广阔视野中，人只是自然万物的一种，人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委运任化随顺自然，这决定了人的生命最本质的属性即其自然性，可以像自然那样恬淡质朴的生存了，因此居于山林躬耕田园最符合人的本性。他将人的本性与自然联系起来，从外在的政治层面深入到人类的内心世界，无疑是人类环境意识的一次升华。
也就是说，与自然和谐共处不仅是现实生活的要求，更是人内心世界的呼唤。毕竟，人本就生于自然，与其和谐共生更有利于我们体会生命的真谛，才能更好追求人性的永恒。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对环境的认识较之前更深入了一步。
三、唐宋之后文人对保护环境的身体力行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数都凭借着自身才华入朝为官，他们的理想往往都是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文学创作反而只是抒发内心感情的一种手段。因此，中国古代文人往往有着多重身份，他们不仅将对自然的保护意识诉诸笔下，更身体力行地践行环境思想。
（一）大文豪苏轼崇尚节俭用度
苏轼的"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岗；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这篇《戏作种松》体现的不仅仅是他的闲适心态，"种松满东冈"亦可视为其对于松树对保护环境的意义。
近千年前，苏轼对于保护自然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就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人的物质欲望无穷，而自然资源有限（具体见于《超然台记》）。那怎么解决这一天人之际的基本矛盾呢？只有爱物节用，人类才能长久生存。
苏轼身体力行，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他爱吃"三白饭"（"三白"指的是"白米、白盐、白萝卜"），不但不羡慕而且鄙视奢侈的生活，还将杭州官场宴饮酬酢称之为"酒食地狱"；在密州（今山东诸城）虽为长官，伙食却十分粗劣，有时以野菜充饥；十年贬谪，生活更加艰苦。
苏轼保护环境最突出的行动是植树种花，他一生种松达数万株，且撰写《种松法》，系统总结按松树习性和生长规律来种松的经验。可见，对环境的重视并非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贯彻终身的理念。
（二）苏轼对环境的治理
苏轼作为该时代文人群体的杰出代表，其前卫的环境保护思想及意识至今让我们自叹不如，而他的治理经验不失为对当下的有效借鉴。
他第一次在杭州任职时曾负责疏浚六井，当时就产生了根治杭州水系的想法。后来出任杭州主官，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与幕僚、专家反复研讨并实地勘察，形成了科学的综合治理方案。于是组织民工、兵卒协力奋战，他每日必到工地督促检查，很快就完成了这项遗泽于今的综合治水工程。
这项工程解决了杭州水系三大矛盾：一、通航与防潮的矛盾。当西湖淤塞失去调节运河水量的作用后，运河水位过低，苦咸的海水就会倒灌，浸入六井。建闸使海水不能倒灌，而开挖西湖加大容量，恢复西湖调节运河水位的功能，使运河通航和六井水质都有了保障。
二、保护水源与发展生产的矛盾。他在西湖修建长堤，将湖体分为两部分。内湖涵养水源，严禁开发。外湖岸下出租给农民，允许种植菱荇等水生作物，收缴的租金用于维修湖体和堤岸。
三、水建工程与保护环境的矛盾。在筑堤的同时，就着手绿化。据记载，"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苏轼留给后人的是靓丽的风景，自觉地将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贯彻于水利工程建设，自苏轼始。而如今我们能看到如此美丽的杭州西湖，苏轼无疑有着很大的功劳，而他对西湖治理的经验也传承至今，至今仍使用在西湖治理中。
结束语：
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文人群体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从萌芽上升为政治制度层面，再逐渐深化到内心，最后付诸行动，这样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趋势成为中国古代环境思想的缩影。
在中国古人文人的创作中，我们更是能发现大量的相关作品：山水田园诗对自然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周易》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唐诗中自然景物蕴含的丰富意象，不论是否有意为之，都可以看出古人对自然环境的重视。
中国文人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不仅古已有之，其中很多重要的经验更是传承至今：环境保护仍是当下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对自然资源开发的保护力度正在逐年加大，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自然景区，凡此种种，都能在历史上找到原型。从这一点看，中国文人群体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传承至今、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