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签的中法条约 中文译本多17个字（自此义和团反抗不可免）

义和团反抗最大程度的来源是《中法条约》的签订，延伸出来的条约执行。《中法条约》的中文翻译文本中，有这样17个字：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这17个字，组词简单，意义沉重，我们需共情的去思考，当时老百姓艰难的生存处境。

神权地主

1860年，鸦片战争结束，在受尽屈辱的背景下，恭亲王奕U和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北京条约》。皇家尊严被侵入者践踏，圆明园被烧毁殆尽，老百姓苦不堪言。

帝国主义侵略者在签订《中法北京条约》的时候，在内容上做了改动，凭空多写了17个字：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这个条约的出现，带给中国深远的负面影响，直接导致引起不久后的义和团的"暴动"。

借由《中法北京条约》的这一则内容，中国土地上，衍生出一个新的地主人群"神权地主"。历经多朝更新换代，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中，中华文化是不可磨灭的存在。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眼见基督文化无法撼动中华文化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遂采用利诱百姓的形式，招揽百姓做他们的教民。

传教士们利用条约条款和司法中对洋人的优待，大肆购买田地，在当时强买强卖的情况，屡见不鲜。在这种背景下，传教士们成为一个个"地主"，将手中的田地佃给教民耕种。教民因都是在中华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中国百姓，对基督教教义并不是真诚的信仰，产生教民仗势欺人的现象，对地方治安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梨园屯事件

接下来介绍的是一具代表性的事件，康熙年间，山东冠县的梨园屯首富李成龙和其他富户一起，为当地捐献了土地、住宅约38亩，建设起一座玉皇庙和一方义学府邸，当地的幼童能在义学上学识字，百姓们在玉皇庙举行庆典。这一举措，使得梨园屯成为冠县内的村子中心，此处人流攒动，人们在此举办节日和大大小小的集会。后来的灾害频发，人员流失严重，玉皇庙和义学逐渐失去了人气，导致荒废。

后来帝国主义带来的传教士们深入内地，梨园屯初始时相安无事，至1869年，传教士中的基督教代表和汉教代表，签署了一份《民教互立地亩分单》，合同中没有明确写明双方土地界限，为后期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埋下了祸患。1873年，基督教的教民要求拆掉玉皇庙，在玉皇庙的土地基础上，新建一座天主教堂和一栋传教士的住所。村民并不接受教民这样的行为，玉皇庙土地归属于全体共有，并不是洋人所有。

洋人认为自己对玉皇庙土地具有完全支配的权利。两方互不相让，据理力争。自此，村民和教民的矛盾开始了。拥有"生员"身份的村民，将基督教的教民们告至县衙，知县认为村民不占道理，将村民做了关押，这背后是山东主教的干预。一来二去的， 矛盾的种子在日积月累中，逐渐生根发芽，越变越大。

7年后，在庙会拥挤中，摩擦升级，教民和村民们开展谩骂与斗殴。教民将双方的摩擦上报法国公使馆，法国公使馆联系总理衙门向地方施压。官府一方面惩戒了村民，另一面让洋人暂时借用原先的地基，什么时候归还并未做出明确时间表述。衙门对于教民要求新建教堂的想法，提出让洋人自己花钱买地建设。

显然，洋人不愿意花钱， 一拖再拖。1887年，传教士自行买来大量建筑建材，唆使教民扩建地基，兴建教堂。此行为引起乡绅的愤慨，纷纷带领村民，将兴建中的教堂拆毁。双方再次对薄公堂，此时的传教士们表示愿意购买土地。

2年后，法国公使馆借口被抢物件没有归还，要求"玉皇庙阁地应归属教堂".各方推诿下，意思村民将原来的地方让给传教士，村民重新寻找新地修建新庙和义学。官府不作为的态度，使得村民联系了"大刀会"、"十八魁"等这些民间组织来维权。与洋人请的洋枪队进行武力对抗。后来的"十八魁"竖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这也标志着义和团的正式兴起。

清政府无能

这一案件只是万千事件中的一缕，是时代背景下的悲剧缩影，在利益冲突中，不知多少人被恶意对待。从1860年到1898年义和团兴起，38年的时间，传教士作为神权地主或多或少做有善举，但其中传教士们携其教民对平民百姓土地的掠夺，联合衙门官员对教民的霸凌行为一昧的偏袒，使得百姓对洋人和清政府如何不心生怨恨？

这种时候，不免问一句：清政府去哪里了？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如何爱护自己的百姓的？采取了哪些方法解决教民和百姓间的矛盾？对百姓的诉求做到真正的听取了吗？

政府的无能，一昧的偏袒洋人的行为，刺激了民间组织义和团的崛起。义和团的存在是合理的，义和团前期的诉求是正义的。这是底层人民，自我意识的觉醒。

结语

我们现今回想反思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煽动起大家的情绪，不是批判义和团的无知愚昧，也不是拉起对义和团运动中的祖先的仇恨。为的是引起大家的思考，一个国家如何在这个世界立足，我们能做到哪些事情。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现如今的我们如何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