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散文的魏晋情结：寄情山水（傲视权贵）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形成的特定文化产物，体现了魏晋时期的精神与文化内涵。魏晋风度表现为豁达、率真、洒脱，魏晋名士们热衷饮酒，聚集清谈，寄情山水自然。虽然名士们表面狂傲不羁，但内心却十分苦闷。宋代的欧阳修受到魏晋风度的影响，表现出率真正直、热爱饮酒、寄情山水等特征。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残酷的社会现实让士人们产生逃避心理，寄情山水、崇尚饮酒、集会清谈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嵇康、阮籍、陶渊明等都对后世的文人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欧阳修虽生活在宋代，但从他的散文中可以看出他热爱自然山水、率真正直的人格精神。另外，他自称为“醉翁”，可见他对酒的痴迷程度。
一、纵情山水，抒怀寄情
崇尚自然山水是魏晋风流的主要内容之一，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对自然山水有着浓烈的热爱。阮籍登山涉水，终日流连忘返；嵇康在山野中采药，领略山水之美；而欧阳修也喜爱跋山涉水，感受山水自然风光。
《醉翁亭记》描写了欧阳修的第一大乐，即山水之中的自然乐趣。“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可以看出欧阳修对山水之乐的表达是从美丽的自然景色中生发出来的。
《丰乐亭记》描写了挺拔高大的丰山之景，可见是僻静清幽之处深得欧阳修的喜爱。欧阳修每日与滁州人士一同仰望高山，低头俯视泉水，并采摘幽香的花草，在茂密的乔木下乘凉。文章又描写了四时的风光，如刮风落霜、结冰飞雪、转瞬即逝的晶莹露珠，都是欧阳修寄情之景物。
《有美堂记》赞扬了钱塘风光具备天下所有风景之美，而这有美堂又尽得钱塘风景之美，难怪欧阳修会如此喜爱这里。
二、率真正直，不拘礼节
欧阳修在性格和人际关系上，继承了父亲的正直和母亲的坚强。他从小生活在逆境中，艰难坎坷的生活历程造就了他刚正果断的品格和坚强不屈的个性。
壮年时，他敢于议论政事，有事冲在前面。只要他认为是正义的，他就会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如《朋党论》言辞激烈直接，指出了君子的朋党与小人的朋党本质的区别：小人在意个人利益，而君子则在意国家利益。
他指出，国君应支持君子朋党，消除小人朋党。欧阳修言辞直接犀利，足见他的性格。“英宗初年，未亲政事，慈圣光献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佐佑两宫，镇抚四海。执政聚议，事有未可，修未尝不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尝面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
《与高司谏书》这篇散文采用了按层次说理的方法，首先从纵向时间发展的角度叙述事情，虚写了高司谏正直的品性，又用实写来澄清其虚伪的本性，这样前后顿挫，给人一种曲折的差距感；接下来又对比了范文正和高司谏的人格，在两者的比较中存在着浓烈的批判精神；最后层层推进，依情阐述道理，对高司谏丑陋、卑鄙的行为进行批判，从而讓说理呈现出睿智锋利的特色，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针针见血的论说效果。
从语言风格上讲，其体现了欧阳修爱憎分明、直言不讳的性格特点。他毫无遮拦地表达自己的喜怒爱憎，感情色彩突出，体现了一代文豪广阔坦荡的胸怀和直言不讳的个性。
欧阳修早在景祐年间（1034—1038），就以正直敢言而著名于朝廷。庆历三年（1043），仁宗决定实行新政，封欧阳修为谏官。欧阳修为新政冲锋陷阵，上至帝王，下至百官，他不怕别人记恨，直谏不讳，勇敢表现自我观点，不拘礼节，可谓洒脱率真，与竹林七贤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三、纵酒放达，傲视权贵
中国文人的命运与酒有着密切的联系，究其原因，是文人自身在仕途命运起伏中借酒消愁，在美好的愿望与现实的反差中寻找慰藉。
另外，文人在吟诗作赋、集体畅聊时也要饮酒助兴。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饮酒是魏晋名士的基本标志之一，阮籍爱酒如命，刘伶也是如此。魏晋名士爱酒如命，形成一股饮酒之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虽然欧阳修没有爱酒如命，但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
欧阳修在北宋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家，属于北宋具有标志性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代士风的开启者。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后，自号“醉翁”，顾名思义，就是喝醉酒的老翁。欧阳修经常被贬官，虽然有才但是不受朝廷重视，而且经常得罪人。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太清醒了，所以才有之后的寄情山水，才有之后的《醉翁亭记》。
他自号为“醉翁”，主要是为了寄托不得志的情怀，借山水寄托惆怅。另外，欧阳修的散文也经常使用“酒”的意象，“《欧阳修诗词全集》收录了230首诗词，其中沾酒字酒意的262处，平均每首诗词1.14处，是真正意义上的酒气冲天”。
如《醉翁亭记》：“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这一段描写了宴会饮酒的场面：宴饮的乐趣，不是在于丝竹音乐，而是因为投壶的中了，下棋的赢了。觥筹交错之间，大家欢声笑语，那是客人们在欢闹的场景。而欧阳修面容苍老，头发斑白，喝醉后昏昏沉沉地坐在人们中间。
欧阳修喝醉后也乐在其中，可见饮酒给他带来的欢乐。
四、归隐田园，明哲保身
隐逸指隐居山林，逃避尘世。但隐逸并不是一种纯粹的逃避和放弃，事实上，隐逸是一种有选择、有目的、有价值判断和精神追求的行为。
隐逸行为既可以理解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间接的批评和质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高洁、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李春青、桂琳的《双重生存空间中的欧阳修——兼论欧阳修新型人格结构的生成》一文认为：“欧阳修开始的这种不同空间共存的生存方式则使士人阶层尝试建立一种融进与退，仕与隐，实现社会价值和保留个人意旨为一体的新型的人格结构。”
欧阳修在治平四年（1067）二月时被污蔑与长媳吴氏关系暧昧。虽后来得以证明清白，宋神宗也多次降手诏安慰欧阳修，但是欧阳修受此大辱，再无心参政。他决意求退，恳求外任，以保全晚年名誉，但没有得到允准。
他还写了《归田录》，可见“归田”已成为他一心追求的生活目标。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终于在得到神宗的恩准后，辞别官场，到颍水之滨颐养天年。他将名号改为六一居士，在《六一居士传》中写道：
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可见，欧阳修有一颗隐士的归隐之心，虽几次被贬是为了明哲保身，但是晚年时却是真心归隐。
五、结语
魏晋之时盛行隐逸之风，儒家、道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儒家倡导进退有度，道家崇尚逍遥自在，两者有相通之处。
儒道交流融合的局面影响了隐士们的归隐思想。欧阳修虽为宋代文人，却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魏晋风度。他纵情山水、抒怀寄情，率真正直、不拘礼节，纵酒放达、傲视权贵，最终归隐田园、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