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15生态文明论坛闭幕 形成10余项成果（专家权威解读）

「本文来源：央广网」

央广网昆明10月16日消息（记者杜希萌 李健飞）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15日晚，《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生态文明论坛在云南昆明顺利闭幕。闭幕式上，生态文明论坛全体代表共同发布“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全球生态文明”倡议。在两天时间中，生态文明论坛共举行7个主题分论坛，近2000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围绕论坛主题开展对话研讨。

与会代表分享了国际国内各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和做法，释放出了全力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积极信号，提出了环境、气候、生物多样性和经济社会协同治理多方面共赢的美好愿景，达成了广泛共识，形成了10多项成果。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15日在云南昆明画上句号，第二阶段会议将于明年上半年在昆明举行。

站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类高质量发展的“十字路口”，《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大会让各方都感受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与乐观，分享了集体行动、推动变革的愿景和经验。这其中，中国的绿色转型发展备受瞩目。“我对中国努力推进全政府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方针，以及在将生物多样性在农业、林业和渔业等部门主流化方面所取得的全面进展感到欢欣鼓舞。”

本届大会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是联合国环境公约缔约方大会首次将“生态文明”作为大会主题。《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明确，COP15生态文明论坛所发布的“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倡议已经发挥了积极影响。他表示：“来自95个缔约方以及23个国际机构和组织的代表参加了高级别会议，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高级别的政治推动力；我们发布了昆明宣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响应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号召，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将继续为明年召开的第二阶段会议开展工作。期待第二阶段，各方能在昆明达成兼具雄心、务实和平衡的框架，尽快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

本次大会也在全球形成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更广泛共识、更强的凝聚力。云南省省长王予波表示，作为我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云南省将会继续全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开展绿色投资，发展绿色贸易，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此前，大会已经通过“昆明宣言”，明确要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承诺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如何拓展？记者专访中科院院士魏辅文、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中心主任邹长新等核心专家权威解读。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魏辅文看来，当前，中国与世界一样，正站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新纪元的起点。

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哪些问题最为迫切？魏辅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特别是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我们将野生生物遗传多样性纳入框架的考虑，未来需要在这方面加强研究力量。”

在专家看来，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工作目前仍在起步阶段。长期参与生物遗传资源立法研究的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赵富伟解释，生物遗传资源主要是指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遗传材料，遗传多样性的不同决定了物种中每个个体的独立性，这意味着遗传多样性是支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小分类单元。而这些概念其实离人们的生活并不远。“举例来说，金华火腿，最好的是叫‘两头乌’，但是这个猪已经没了；同样面临威胁的还有滇南小耳猪等一系列猪种，这些基因资源可能就丧失了。但是这些基因有很好的比如抗病性，今后面对这种大的风险，我们可能少了一种存续下来的可能性。”

有数据显示，世界农业种子市场所有产品都来自遗传资源；而在制药领域中，相关产品的25%-50%来自遗传资源。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因保护力度不足、利用不当导致的生物遗传基因丧失之外，一些国家和跨国企业依仗技术领先对部分相对落后区域的大量生物遗传资源的无偿搜集和掠夺也会造成生物资源的流失。未来我国在生物遗传基因前沿领域需要如何推进保护举措？赵富伟认为，技术和制度体系都要有所突破。“科学研究上要加强关键功能基因的发掘，我们国家目前在这方面的挖掘和利用还不足。生态环境部也在牵头制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管理办法，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出来，能够遏制或者杜绝生物遗传资源流失的问题。”

此外，2020年年底，我国已经基本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勘界定标，初步划定的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不低于陆域国土面积的25%，覆盖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这其中也包含了全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邹长新说，这个制度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但划定红线同样只是起点，未来如何让“红线”保护内的区域真正变成生物多样性恢复的家园，还需要将保护与修复措施落到实处。

“要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调查，明确红线内的各类基本信息，建立一本台账，同时持续开展监测，及时掌握红线内的动态变化情况。除了生态良好的区域，也存在一些生态脆弱区域，比如容易发生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石漠化这样的一些区域，对这些区域就需要有序进行修复，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邹长新说。

魏辅文还建议，未来我国应和全球一起建立科学、直观、易推广的综合性评价指数，相关监测指标要可延续、可量化、易操作，以评估《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的长期进展与成效。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也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实现协同增效。“生物多样性丧失之后，气候会受到很多扰动。要有更加明确的方向、沟通完善的制度保障，还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各个公约之间的协同增效，来解决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双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