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章句序》看传统文化的致命弊端二
从《大学章句序》的第一段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两个观点：其一，人性本善（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其二，君权神授（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
朱熹是自认为儒家正统传人的，在他看来儒家的正统传承是孔子--曾子--孟子--二程--朱熹。所以朱熹说“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又说“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
所以，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观点。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孔子也只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并未对其善恶有所界定，孟子的“性善说”，说其走偏了也不为过。溯本求源，我们看看“性善论”的初始辩解。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sǎng]；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今译：
告子说：“人性就像急流的水一样，决口在东方就往东流，决口在西方就往西流。人性不分善与不善，就像水流不分东西一样。”
孟子说：“水流诚然不分东西，（难道说）也不分上下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向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就拿现在说的水来讲，拍打让它飞溅起来，可以让它高过额头；以外力迫使水往上流，可以引水上山（这里有人翻译成让水逆流，我认为应该是表达迫使水由下至上之意，有古代灌溉的翻车最为适宜此处解释，但是史书记载的翻车最早见于东汉，孟子时代只有）。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
孟子的雄辩乍看似乎非常有利，但是如果将其原话中的善字改成恶字，理解起来更为合理。所以后来有了荀子的“性恶论”。有趣的是与之同时代的古希腊人也在思辨这个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吕底亚有一个牧羊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一枚金戒指。这个金戒指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戴戒指的人只要将戒指上的宝石转向手心，别人就看不见他；把戒指往外一转，别人就能看见他。他发现这个功能后，就设法在谋到了一个职位，当上了国王的使臣，之后勾引了王后，杀掉了国王，夺取了王位。最后，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格老孔继续问道：如果有两枚古格斯的戒指，一枚戴在正义者的手上，一枚戴在不正义者的手上，这两个人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吗？格老孔的回答是：否。他认为无论一个人平日里是否循规蹈矩、奉公守法，一旦拥有古格斯戒指，他就一定会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善似乎并不是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人只是害怕惩罚，在利小于弊的形势下不得已而向善而已。结论是这样的吗？
答案当然不是，格劳孔的回答也不尽正确，这个答案只适于“小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因为还有“君子”、“修道者”除外。儒家理想中的“君子”先诚其意而慎独，“修道者”明心见性，修己度人，其价值观与常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红尘之中，芸芸众生，真就是“人之生也固小人。”所以鲁迅才感慨“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当然，外国人也一样）。
人性的善恶，讲的是人在遇到事物时的心理和行为趋向，所以，讨论人性的意义在于由此确定普通社会治理的方法和原则。“性善论”趋向人治，法先王（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认为君权神授。没有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本质，原始社会之所以“圣人”成为领袖，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落后，物资匮乏，满足种群生存外，实在没有剩余。群体的生存需要众人齐心协力，领袖意味着更多的责任而非权力，领袖的作用在外是领导人们与自然抗争，在内是保证分配公平。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物资除了满足整体生存需要，产生了盈余，这些盈余的分配如何进行，分配的权力谁来掌管，成为人类进入奴隶社会至今，直至人类社会大同的漫长时期的永恒矛盾。
在这个漫长时期里，人类的历史无非就是“权力”的游戏而已，但是这个矛盾可以依靠生产力的发展逐渐缓和，这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原因。于是马克思得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靠建立一个政治制度就可以了。只要整个人类的道德修养达不到标准，再好的制度，再多的物资也不能阻止人们对功名利禄的争夺。古代的贤人正是基于此，无可奈何地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无可奈何，有了“老庄”、“佛教”乃至“基督”。
但是，要想提高整个人类的道德修养水平，还是要回到发展生产力这个道路上来，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将人类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中解放出来，才能发展尊重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才能真正做到“人人如龙，群龙无首，天下大吉”。
“性善论”推行人治，又要求君主效仿圣人行仁政，其实并不讨皇帝喜欢。有夏以来，直至民国，哪朝哪代的开国皇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上来的？权力之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需要流血牺牲的，改朝换代如此，皇子争嫡也是如此。李世民虽是为了自保，杀兄弑弟，逼父让位，到底于心有愧，故而（为了自己的名声）能听得进劝谏，开创了贞观之治。但是朱元璋对孟子就很不感冒，“名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一个小人物奋斗上来如此不易，好容易威风了，还“轻”，心里受不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不是煽动臣子谋反吗。于是龙颜大怒，打算把孟子清出孔庙，虽然最终害怕天怒没付诸行动，但是《孟子》内容被删减不少。
皇帝对死去的圣贤尚且如此，就更别说对身边活着的人了。就说朱熹，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做了宋宁宗的老师兼顾问，满腔热血学为皇帝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终于招致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在朝仅46日，就被宋宁宗罢去了职务。
人们历来是喜欢断章取义的，理学存天理，提倡的“三纲五常”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制度，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理论武器，特别是“君为臣纲”方面，让皇帝觉得很好，我做我的皇帝，你做你的臣子，大家各守本分。
程朱理学认为天理不变，源于天理的“性善”也不变，“性善”不变则仁义道德不变，仁义道德不变则纲常不变，“性恶”就意味着仁义道德可变，所以理学当然拥护孟子的“性善”论，我们说了“纲常不变”有利于君主专制，所以朱熹的理学打而未倒，元明清三代依旧在皇权的支持下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这就让荀子的“性恶论”不复正统。
其实作为儒家传承的重要一环，荀子的地位本来是在孟子之上的，被宋代的理学攻击后，荀子陪祀之位不保，“性恶论”不彰，源于“性恶论”的法治精神被意识形态阉割。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思想已经断了“外王”之治中“法治精神”发展的道路，至王阳明“心学”，不仅“法治精神”萎缩，“格物致知”的科研探索精神也被阉割，“心学”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于是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这个思路走下去，也就和佛道所去不远了。
上文说过：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物资除了满足整体生存需要，产生了盈余，这些盈余的分配如何进行，分配的权力谁来掌管，成为人类进入奴隶社会至今，直至人类社会大同的漫长时期的永恒矛盾。
要解决这个矛盾，“内圣”是根本解决方案，但没有外部物质条件的满足，人人“内圣”是不切实际的奢望，所以“礼法”并重的“外王”之治是根本，还要“格物致知”，不断发展生产力。认识自己，认识自然，发展生产力，将人类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中解放出来，发展人类尊重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之道。偏而行之，必是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