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文史学大成的《史记》（为诗人白居易带来了思想的启蒙）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自成书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对后世的史学与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唐代诗坛上一位高产的作家，白居易在文学创作中深受前代文人及其文学作品的影响。在白居易的诗文中，不难发现《史记》的痕迹，他对《史记》的内容与形式了然于胸，于创作中信手拈来。白居易对《史记》的接受，不仅是时代环境使然，更是其个体价值取向的体现。

一、白居易接受《史记》的背景

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发展到唐代，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史记》作为正史之首，必然会成为传播与接受的首选。唐代为《史记》的传播与接受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一方面是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组织官方修史、设立专门的史馆等一系列举措，使得举国上下掀起了“史记热”；另一方面是《史记》凭借其独一无二的体例受到了众多史学家的青睐，在撰写各类史书的过程中以此为标榜。

此外，《史记》的内容也被纳入唐代科举考试的范围，此举促使一大批科试者带着功利性及目的性研读《史记》。因此，在主、客观的共同作用下，唐代为《史记》的传播与接受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唐代的社会环境为白居易接受《史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不断成熟，更为包括白居易在内的士子读史习史提供了便利。

《史记》作为一部巨著，仅靠手抄是一项工作量极大的工程，但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唐代士子研学《史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其次就是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白居易作为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有着积极入仕的态度。通过科举入仕的白居易，一方面迫于应试的需求，另一方面出于知识储备的需要，因此他对《史记》的研习自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白居易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学教育，为他日后的价值取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白居易对《史记》的接受，既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当然，更离不开他本人对《史记》的追求。这种主客观共同作用的基础、氛围，为白居易接受《史记》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二、白居易对《史记》的征引

白居易在诗文创作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其中对《史记》的征引、化用是最值得一提的。可以说，《史记》为白居易诗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白居易深受司马迁与《史记》的影响，他对《史记》及司马迁的接受，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自《史记》问世以来，后代学者在文学创作中对《史记》进行不同层面的接受，主要包括：语言接受、创作手法的接受、文学理论的接受以及文学情感的接受等等。根据统计，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多次征引《史记》，包括对《史记》事典和语典的引用。

《史记》一方面为白居易饱读史书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为他诗歌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养分。

白居易还深受司马迁其人其事的影响，这在其诗歌中也十分明显。作者借用《史记》中的人、事以及典故，兼顾其政治讽谏目的的诉求与文学创作的要求，在诗文形式与诗文内容方面实现了完美契合。

白居易诗文中对《史记》的直接征引，是指白居易在诗文创作中引用《史记》中的字、词、句以及事件等。《史记》共 130 篇，而白居易创作的诗文中共用到 88 篇，所占比例为 67.7%。

涉及到《史记》中的本纪、世家、表、列传、书，其中本纪引用 11篇 69 次，表 1 篇 1 次，书 8 篇 34 次，世家 20 篇 78 次，列传 48 篇 222 次，以及《太史公自序》3 次。

由此可见，白居易诗文对《史记》接受之广，涉及篇目之多，诸多诗文中甚至多次引用到《史记》中的不同篇目。

在《史记》五种体例中，列传被征引的频次最高，其次是世家，再次是本纪。白居易对《史记》的征引，五种体例皆有涉及。

白居易笔下的人物形象众多，囊括社会各个阶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女性形象以及社会底层人物形象，这一点可谓深受《史记》之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白居易在其基础之上，着笔墨于女性以及社会底层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刻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女性人物的社会地位。

当然，白居易对《史记》征引最为直接、显著的当为语典和事典两种方式。《史记》为白居易的诗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经过详细的诗文统计，白居易在诗文创作的过程中，受到《史记》内容、思想、题材、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深远且持久。

白居易正是借助《史记》语典及事典的征引，使其诗文意境悠远、内蕴丰裕。白居易在诗文中借助《史记》中的语典和事典，为自己的创作服务。

一方面因为语典和事典入诗入文符合诗文体制；另一方面，白居易借助语典和事典的使用，实现内容的表达与情感的水乳交融，进而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想要彰显的价值观展现出来。

三、白居易对《史记》之史笔的接受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倾注了司马迁的笔力、才力与精力。他著述《史记》，体现出直笔实录与连类美刺的创作原则。

白居易对司马迁《史记》的史笔持一以贯之的态度，无论是其文学理论的提出，还是文学创作实践，都对《史记》中彰显的史笔加以接受。可以说，白居易对《史记》史笔的接受，助推其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形成、成熟。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录了上迄黄帝下至汉武帝，前后约 3000年的广阔历史。其中，司马迁用二分之一以上的笔墨记录汉朝百年间的历史状貌，囊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自然灾害、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真实再现了汉朝历史。

《史记》的实录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实录作为《史记》最为明显的创作特色之一被后世学者所接受，白居易亦不例外。白居易在创作中受到《史记》实录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其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言之，我们从白居易的诗文中，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眼中的唐代社会真实状貌，还可以知晓白居易人生经历、仕宦历程等等。作者以时事入诗、入文，一方面是为满足文学创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满足“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政治讽谏目的。

白居易的直笔实录，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一脉相承、前呼后应，对补史大有裨益，是文学史乃至史学史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此外，白居易所留下的连类美刺文学作品也可透露出《史记》对其影响之大。美刺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文学中，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它们共同构成我国讽刺艺术发展的重要一环。

直至清末，这种讽刺艺术依然彰显着蓬勃的生机。历朝历代之学者，对这种美刺传统皆有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汉代司马迁，他所著述的《史记》是一部集各类美刺艺术于一身的巨著。

司马迁之美刺艺术对后世学者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白居易也是受益者之一，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就是讽谕诗。

白居易讽刺的范围与《史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美刺手法臻于成熟，白居易之美刺，成为其诗文最为典型的艺术风格。

白居易对《史记》史笔的接受，并不局限于直笔实录与连类美刺两个方面，但以上述两个方面最为直接、最是明显、最见价值。白居易对《史记》的接受，并不局限于史笔，亦有对史观及价值观的接受。

《史记》中蕴藏着司马迁独一无二的史观，作者将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和观点暗透笔端。身处唐代的白居易，对司马迁进步的天人观和独特的隐逸观皆有不同程度的接受，并结合自身所处时代与亲身经历，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史观及价值观。

首先，司马迁所具有进步的天人观，“把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区别开来”和“对天道提出了质疑”。这种天人观对白居易反对方术、诘难天命的天人观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其次，白居易隐逸观的形成，与司马迁及《史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史记》中蕴含着司马迁别具一格的隐逸观。司马迁继承了儒家积极入仕的传统，但是在其惨遭宫刑之后，他对于入仕和出仕的选择飘忽不定。

白居易对司马迁在《史记》中蕴含的隐逸观多有参考借鉴，并结合自身所处的中唐社会及人生经历，最终形成了趋舍有时、功成身退的隐逸观、价值观。

白居易对《史记》中天人观和隐逸观有着步趋效仿的、系统的接受，并将其渗透于自己安身处世的人生哲学中与为文作诗的情感表达中。尤其是趋舍有时和功成身退的隐逸观，为仕宦浮沉的白居易带来了失意中的一丝宽慰和寂寞中的同调共赏。

结语

白居易不仅对《史记》进行了接受，而且对司马迁其人、其事以及《报任安书》也有所接受。据统计，白居易诗文中涉及上述内容的一共 13 篇。由此可见，白居易对《史记》的接受，是全面且深入的。

《史记》中蕴含着司马迁丰富厚重的史观和价值观，这对有着不平坦仕宦经历的白居易有着天然的吸附力，白居易在创作时自然仰承甘霖，对司马迁《史记》中的天人观、隐逸观予以接受、消化，用以滋树诗心文情。

在继承司马迁史观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之仕宦经历，白居易形成了反对方术、诘难天命的天人观，以及趋舍有时、功成身退的隐逸观、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