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郑克鲁逝世 享年81岁（《茶花女》《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60年完成）
《茶花女》《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督山伯爵》《高老头》《红与黑》……很难想象，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法国经典文学作品竟然都出自同一个译者——郑克鲁。
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研究60年，翻译家郑克鲁已经完成1700多万字的译著，其译著的总字数甚至已经超过傅雷、许渊冲、郝运三位著名法语翻译家译作字数的总和。
上海作家、澎湃新闻今天发布消息——著名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克鲁9月20日晚逝世，享年81岁。
“我会翻译到不能再翻译了，恐怕也不是很久远的事。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不留下什么东西就什么也没有。人总是要死的，但我想留下一些东西。”郑克鲁曾这样向世人解释自己对翻译工作的深情。
郑克鲁，广东中山人，1939年8月生于澳门。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6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所工作至1984年，其间于1981-1983年法国巴黎三大访问学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任博士生导师，还是上海师大中文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并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上海翻译家学会副会长，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一级文化交流勋章”。
郑克鲁是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三大领域同时取得不凡成就的为数不多的翻译家之一。许多人知道郑克鲁的名字，是通过《家族复仇》、《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法国抒情诗选》等法国文学作品，其实，这些都是他在研究和教学之余翻译出版的。他对于法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探讨，完全基于一手材料的直接阅读与领悟，将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同步进行，并相得益彰。
在郑克鲁60年的翻译学术生涯中，完成了1700万字文学翻译，近2000万字著作和编著。著有：《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法国经典文学研究论集》《普鲁斯特研究》。译有：《第二性》《法国诗选》《蒂博一家》《茶花女》《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雨果散文选》。主编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作品提要》《法国经典散文》。
1939年8月1日，郑克鲁出生在澳门妈阁街侧的一处深宅大院——郑家大屋。正是在这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郑观应写下了皇皇巨著《盛世危言》。郑克鲁生前翻译完成了《悲惨世界》《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等共56种、逾1700万字的法国文学及理论作品，更出版了《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普鲁斯特研究》等重量级的学术著作。1987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国国家一级教育勋章，2012年译著《第二性》获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他共出版了18部著作，近20部译作，还获得过中国社科院、教育部和上海市等科研优秀成果奖4个。学术专著《法国文学史》、《普鲁斯特评传》、《法国文学纵横谈》等突出了其治学特点。其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外国文学史(修订本)》，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03年、2005年，其所主持的“外国文学史”还被评为上海市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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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翻译家郑克鲁：
我学好法语的秘诀就是背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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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郑克鲁曾在海南岛的教会学校上学，那时候就能把课本从头到尾背下来。小学三年级时，因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居上海，郑克鲁入读南洋模范小学，文学才能开始显露。郑克鲁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作文比赛获奖的情形：“那时候我家住在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靠着马路，晚上油灯亮了，行人从窗前经过，我写了我的感受，就得了奖，奖品是一本《三毛流浪记》。”上了中学以后，郑克鲁成为了一名文学青年，那时候最喜欢的是俄罗斯文学，这多少有时代的原因，第二就是法国文学。1957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外语系，当年俄文专业不招生，郑克鲁便“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法语专业。
北大的五年是郑克鲁法语文学生涯的起点。在当时，国内各大学的外语系都是以教语言为主，唯独北大西语系特别重视文学。法语专业的学生不仅要上两年以上的“法国文学史”课，还要上“欧洲文学史”，而“中国文学史”和汉语课则是由中文系的老师教授。除了文学教育的宏富丰赡，北大也为写作文学批评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界兴起过一股讨论、批判法国古典小说《红与黑》的热潮，1958年电影《红与黑》上映，郑克鲁和三位同学共同撰写了一篇8000字论文，讨论小说和电影的关系和异同，发表在《中国电影杂志》上，从此走上了文学评论的道路。
郑克鲁认为，自己在语言方面的天赋不高，后来的成绩都是靠勤奋学习取得的。法语是一门逻辑十分缜密的语言，读起来优雅流丽，因此语法比较复杂，还存在大量的连读和同音词，入门颇不容易。郑克鲁说自己从北大毕业时还没能跨过语言关。1962年，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先生，导师让他读卢梭的《新爱洛依丝》，看起来很是吃力。郑克鲁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仍留在社科院工作。1969年，整个社科院一起下放到河南信阳的息县，出人意表的是，恰恰是下放的一年多时间“帮了大忙”，郑克鲁的法语水平突飞猛进。
“我那时想，我吃饭的工具还是法语，法语要想办法过关。当时周围也没什么书，只有一本两万六千生词的《法汉词典》，我就开始背词典。”郑克鲁背词典的方法和一般人不一样，需要无限的耐心和坚持。开始的时候，他早上起来花一个多小时，背一到六页，上午开会的时候走神几分钟在脑子里过一遍，大概能记得60%，中午午休的时候再背一遍，这次只需要四五十分钟了，下午劳动间隙休息的时候，对着田野再默背一次，记得的更多了一些，晚上睡觉打着手电在蚊帐里再背一遍，用时更短。这六页单词连续背三天，第四天开始背二到七页，同样地背三天，始终以这样的步骤，一步步往前推进。大半年后背完了一遍，再从头背第二遍。
离开河南回到北京时，郑克鲁翻看读研究生时购买的苏联版《红与黑》、《高老头》，发现几乎每句话都能看懂，心下惊异，同时也明白自己的语言关算是闯过了。于是，他开始在社科院的图书室里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九十多部作品我看了90%，也就是80多部，当时国内没有人能看这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科院群星璀璨，几年后郑克鲁和柳鸣九、张英伦合写《法国文学史》，他写巴尔扎克，卞之琳、罗大冈等老先生都当面称赞，冯至还问他要了打印本，说写歌德的时候要参考。
郑克鲁对于社科院的往事也记忆犹新。当时卞之琳是西方组组长，每周五开政治学习会，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角戏，那时候他已经把莎士比亚的几部悲剧译成中文了，翻译、诗歌、论文都十分精彩。杨绛的翻译方法十分独特，她译《堂吉诃德》，先在草稿上把每句话用几种不同的语法翻译出来，然后再糅合在一起，誊写在稿纸上。“她每天只翻译600个字，一个月就是一万八千字，现在我们要是这么译就没法吃饭了，但他们那一辈人对翻译的耐心、认真，确实是楷模。”钱锺书则是出了名的背书大王，“我虽然背字典，但也背不过他，没有人能背过钱锺书！”郑克鲁有一次在图书室借书，就听到钱锺书在另一个隔道里念念有词，一边背一边核对原文。“在息县的时候，钱锺书是邮递员，他怎么练外文？他给杨绛写信，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很像《吉尔布拉斯》里的一个老头，然后把书里面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整段默写出来，这个太厉害了。”
记者 潘卓盈
综合 澎湃新闻 上海作家 法语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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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都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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