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法公平遇上封建皇权（所谓的公平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

中国古代司法遇到的终极障碍就是皇权。皇帝是破坏古代公正执法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这么说呢？古代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决定人们的地位、利益分配和社会行为。而决定一个人身份的是与权力的关系远近。财富、知识等并不必然导致一个人身份的改变。比如，土财主再有钱也还是土财主，除非他能花钱买个一官半职；穷书生再有学问也还是穷书生，除非他能够科举及第。权力在古代社会占据重要角色，在影响司法公正的诸多因素中，权力的力量要大于财富、学问等其他因素。官员比商人更有可能干预司法，我们返回过去看古代的诸多判案，往往发现干涉司法、影响判决的有王公大臣、达官显贵的身影，而站在这些人背后的就是皇帝了。官员也好，亲贵也好，他们能够干预司法，是因为他们分沾了皇权的光彩。反过来，如果皇帝对他们不信任，或者干脆皇帝直接插手司法，官员和亲贵们就要靠边站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权力是古代司法追求公平公正的最大障碍，而皇权是最终极的祸首。

司法公平，是中国人自古的追求。战国时期的荀子更是明确提出“公生明，偏生暗”的观点，指出公平公正和政治清明、百姓幸福有着密切关系。后世还有“公平”“中和”“不偏不党”等类似的表述和追求。张释之的名言“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可以理解为两大含义：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要守法；二是法律对以天子为代表的权力所有者的限制要更多一点。权力所有者比普通人强大有力，对他人、对法律的潜在侵害更严重，所以法律更要限制权力所有者。执法者以法律为准绳，而不屈从于君主的旨意，这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深受爱戴的执法者形象，比如唐朝的魏征、北宋的包拯等，张释之是第一个得到官民并尊的司法偶像。我们梳理这些“青天”的传说，会发现他们都有着不屈从于皇权，坚持法律、追求公正的故事。魏征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谏唐太宗；包拯在开封府没少惩治亲王和国舅，最后把太后和皇帝也给得罪了，用铡刀铡了驸马爷。而他们之所以功成名就，也离不开当时宽容、接纳他们的皇帝。张释之的成功，其实也有提拔、包容他的汉文帝刘恒的一份功劳。

西汉张释之，是中国传统社会树立的司法楷模。张释之是汉文帝时期的大臣。当时，全天下都知道薄太后和汉文帝宠爱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武。一次，太子与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也没有下车，要长驱直入。结果最后被还是公车令的张释之给拦下来了，还好当时的汉文帝不是一个昏君，张释之也没有什么事。

这件事情充分展现了张释之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品质，他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是一个理想的口号，在实践当中会遭遇很多障碍。检验一个执法者是否公正执法，不是看他的口号喊得如何响亮，而要看他面对艰难险阻，能否冒着风险，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张释之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完全可以看着太子和梁王驾车长驱直入皇宫，反正太后和皇帝都宠爱这两个年轻人，事后也不会追究相关的官员不制止车辆入宫的责任。但是张释之没有坐视不管，而是依法办事，迎难而上，打压了太子和梁王骄横的势头。而汉文帝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从这件事中看出了张释之刚直的性格和公正执法的决心，非但没有为难张释之，还很快提拔他做了中大夫，之后又拜张释之为廷尉。廷尉是九卿之一，是西汉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

然而，当汉文帝驾崩、汉景帝刘启继位后，张释之就陷入了不安之中。汉景帝刘启就是当年张释之在司马门硬拦下来，不允许他乘车长驱直入的那位太子。经过这件事情后，刘启和张释之的关系闹得很僵。张释之假称生病不上朝，一度想要辞职离去，又担心招来杀身之祸，最后选择主动去向汉景帝刘启谢罪。这其实是张释之的一次妥协。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向汉景帝谢罪呢？作为皇帝，汉景帝并没有处罚张释之，但两人的关系，注定不会像汉文帝时期那般的君臣相得。汉景帝即位一年后，张释之就被免去了廷尉的职位，外放任淮南国国相。张释之郁郁寡欢，最后死在了任上。最终，他这位后世效仿的理想廷尉，并没有如魏征、包拯那般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也没有备及哀荣的待遇。张释之的儿子张挚，曾经出任大夫，因不善迎合权贵，不容于当世，辞官后默默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