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章志”：六朝传录体的代表（也是后世目录学的基石）
六朝“文章志”主要见著于《隋志》“簿录篇”，“文章志”是六朝时期文学专科目录的代表。六朝“文章志”引起了六朝时期文学专科目录编撰的高潮，更促使了文学综合性目录《七志》的产生与发展。研究六朝“文章志”诸书可以了解六朝时期目录学的发展状况，可以领略六朝时期文人品评之风的魅力。这对于了解时代风尚和文人生平经历有着重要意义。
一、六朝“文章志”概述
提要是我国目录学中的常用术语，也称叙录、解题、书录等，肇始于《书序》，主要功用在于揭示书籍主旨和用途，指引读者阅读。
据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传统书目提要（也称解题目录）体例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即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叙录体提要主要对书籍的作者生平、篇卷内容、学术源流、价值、流传等情况进行揭示。
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目提要著作是叙录体目录，以汉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为代表，刘向校中秘书，每校完一书，必写一篇总结性的“叙录”，一则“条其篇目”，一则“撮其旨意”。
传录体提要主要以传记的方式记述，比叙录体内容稍简略。传录体目录始于挚虞《文章志》，定于王俭《七志》，叙作者之生平而不论其学术思想。
辑录体提要，此类提要著作以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其体例是：在每一书名之下广泛辑录各种书目中的提要、各正史列传、原书序跋、笔记、诗话及各种文集内有关此书的材料，汇成一书的提要。特点是基本迻录成文，仅个别处略加案语，因而内容丰富、各说俱备，成为研究考证一书及其作者的重要参考。
传统书目提要在清代尤为学者所重视，六朝“文章志”主要见著其中，如挚虞《文章志》、傅亮《续文章志》、丘渊之《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沈约《宋世文章志》。
另，据各学者考证，“文章志”一类书，除“簿录篇”所录以外，还有顾恺之《晋文章记》、丘灵鞠《江左文章录序》、张防《四代文章记》、佚名《文章传》。
以上六朝“文章志”均已亡佚，但部分可考佚文于《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刘注、《昭明文选》六臣注等各典籍征引中，今所辑得的六朝“文章志”佚文系六朝“文章志”提要。现考六朝“文章志”共有九本，其中六本有佚文可见。丘灵鞠《江左文章录序》、沈约《宋世文章志》、张防《四代文章记》皆未辑得佚文。
六朝“文章志”是六朝传录体文学专科目录的代表，其体例大致分为生平小传、著述篇数、相关评论和杂闻逸事。
二、六朝“文章志”的文学史料价值
（一）对史传文学的影响
《史记》始为文人作传，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屈原传》和《贾谊传》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而后，《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也是一篇文人传记，主要为王粲、卫觊、刘廙、刘劭、傅嘏五人作传，其中还多附传，如阮瑀、陈琳、徐干、繁钦、应璩传附《王粲传》，缪袭传附《刘劭传》，等等。六朝“文章志”所存佚文与史传间存在着或补充，或互证的关系。
一方面，六朝“文章志”对史传文学进行了一定的补充。《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卫觊传》下裴注引挚虞《文章志》，《昭明文选》卷三十五《册魏公九锡文》李注引挚虞《文章志》，可以看到挚虞《文章志》佚文起到了补史的作用。
又如《世说新语·赏誉篇》刘注引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晋书·刘惔传》不云“为车骑司马”，“赠前将军”，此可以补史阙。此类补充不胜枚举。
另一方面，六朝“文章志”可以与史传文学互证。《世说新语·识鉴篇》刘注引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这与《晋书·刘惔传》的记载有一定的重合。这是由于《晋江左文章志》与《晋书》本传所记为同一事，二者存在互证关系。佚文与本传互证互证的例子同样数不胜数，这些因素都对史传文学的研究与发展起到了相当的推进作用。
（二）对文集编撰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地位提高，各类文集编撰蔚然成风，“文章志”一类书作为传录体文学专科目录的代表与这时的文学别集和文学总集的编撰有着一定的联系。
一方面，六朝“文章志”对别集编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别集，即指收录个人诗文等作品的集子。六朝时期的别集见著于《隋书·经籍志》中的有八百余部。梁阮孝绪《七录》作为目录书始在“文集录” 之下立“别集部”以著录文人个人集子，可见目录书与别集的编撰渊源已久。《文章志》的编撰，为编纂前人的别集做了前期铺垫工作。
“文章志”诸书作者几乎都有秘书监（郎）或著作郎任职的经历，而主要工作重心就是校订整理个人文章，著为“文章志”。
如果编撰别集，有目录书作为依据，总会带来极大的便宜。《隋书·经籍志》“别集”类著录的别集，有的还附有目录。这个目录的内容，有可能是叙录体，还有可能是传录体，今不可考。如果按照六朝“文章志”即目录书的观点来看待别集编撰，那么目录书与之有较为紧密的关系。六朝“文章志”的编撰有助于别集的整理。
另一方面，总集比别集晚出。“总集”之名最早见于梁阮孝绪《七录》。《文章流别集》是挚虞选编的一部包括历代各体代表性作品的总集。《文章志》的编撰为《文章流别集》提供了基础。《文章志》对文学总集的出现与文学创作的繁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文章志录杂文》的依据，即是据《文章志》所著录的杂文目录而编撰，编撰者只需要将目录中的杂文内容编入书中即可。
由此可以推论，挚虞《文章流别集》与《流别志》《流别论》的关系：《文章流别志》即是《文章流别集》的目录，《志》里也应似《文章志》附有作者小传，否则不可能有《隋志》著录有二卷的篇幅，《流别论》则是文学批评著作，辨析《流别集》收录文章的源流问题。总言之，六朝“文章志”为总集的编撰提供了一定的借鉴途径。
三、六朝“文章志”的目录学价值
（一）对目录编撰的影响
挚虞《文章志》开创的传录体提要体制，影响了六朝时期一系列传录体书目的产生，如傅亮《续文章志》、顾恺之《晋文章记》、丘渊之《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沈约《宋世文章志》等。挚虞《文章志》的撰定，引发了中古时期文学专科目录编撰的高潮。
挚虞《文章志》首先开六朝“文章志”一类书编撰的一代风气，挚书除了载王粲、徐干、陈琳等“建安七子”的事迹和作品外，亦收录像周不疑、繁钦、史岑等普通文章家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史的不足，丰富了六朝志人史料载录，也掀起了仿作频出之热潮。
承续《文章志》而来的傅亮《续文章志》主要记载了西晋的文章家情况，亦是兼记名人与普通文章家，如既有对陆云、左思等评论，又有载木华《海赋》的“文甚俊丽，足继前良”。《续文章志》继承了《文章志》广搜罗列文章家生平的传统，又多增评论语，实乃一大进步之所在。
顾恺之《晋文章记》虽只留下一则有关阮籍的佚文，但其也是六朝“文章志”传录体书目的代表。留下了对阮籍《劝进》之文的评价，给后世研究阮籍作品特色等提供了参考。
丘渊之《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主要载东晋一代文章家的小传，涉及内容不外乎籍贯、世系、仕途经历等，其中世系记载尤为细致，体现了传录体书目主要记载著者生平、家族的特点。
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主要记述东晋名士，内容似更丰富，多叙事，有对话，“对名士言行的记载多偏重于玄学风度”3，保存了大量的闲闻逸事。
沈约《宋世文章志》乃是六朝“文章志”的最后一部见著书目，可惜的是今未辑得一则相关佚文。据书名，可推测《宋世文章志》大体记载的是宋代的文章家，且亦依据挚虞《文章志》撰述体例，即依文章家分别载述生平经历以及著述篇目和作品评价等。
（二）对王俭《七志》的影响
六朝“文章志”的产生与发展更是为《七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王俭《七志》作为成熟的传录体书目代表，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力。
《七志》成书于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八月。《七志》与“文章志”诸书的体例乃是一脉相承的，都包括文章家的籍贯、官履和作品风格评价，也涉及对某些篇名的简单说明，等等。《七志》卷帙浩繁，体例完备，对我国目录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目录学的进步与完善大有裨益。
《七志》将先前诸“文章志”的文学传录体专科目录的体例运用到综合性书目中，“开创了传录体综合性这一新的目录体制，与叙录体、辑录体并列成为我国古代三大目录体制之一”。之后，《七录》踵《七志》而来，自此，私家目录编撰逐渐发展，明清时最盛。
传录体书目，始于挚虞《文章志》，成熟于王俭《七志》。传录体书目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一大瑰宝，参考价值较高。
结语
诸书的产生与发展在文学和目录学上具有重要意义与影响。六朝“文章志”佚文内容和史传记载间有或互补，或互证的关系，六朝“文章志”的撰定也有利于总集和别集的编撰。更重要的是，作为传录体文学专科目录的系列代表著作，六朝“文章志”一改前书，如《晋中经簿》等的“但录题及言”，创传录体提要以记载文章家的生平事迹与作品情况等。
六朝“文章志”的繁荣，更是促使了传录体综合性目录——《七志》的撰成。总言之，六朝“文章志”内容丰富，对文学和目录学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