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古城墙下的人文

作家樟叶散文作品中描述他与城墙的记忆写到“自我有记忆那天起，每天清晨早早就能听到城墙上秦腔戏班子吊嗓子的喊声…”，“一阵极富音乐节奏的锣鼓铜擦声和着摊主拖腔吟唱的小曲儿从城墙根飘来，孩子们端坐在拉洋片的木箱前，透过刻在箱前板上的小孔睁大眼睛寻找着未知的世界。赋闲者或蹲在城门洞里对弈，或谈论辛亥革命时陕西各老首领在城门设铜铡、剪辫子、杀仇人的故事…”

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传统防御设施，从距今6000年前半坡遗址来看，半坡人在居住地周围挖深沟，以提防野兽和外部落的袭击。如果把半坡村落视为城市的最初萌芽，深沟也就是当时相当于城墙的设施。因此不难发现，城墙作为防御工事是和与人密切相关的，“聚集地”、“部落”、“人居”等等这些关于人的组织是城墙防御功能的前提。

文化遗产与市民生活，其在地理空间上的接近性是否意味着市民在文化上更接近并拥有这段历史？有学者认为：对历史进行商业包装，很多人们喜闻乐见的遗址所传递的不过是一种浅显的历史、怀旧的情节或墨守陈规的仪式而已。他们并不完全具备分析甄别的能力，在历史走向更广范围的公众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历史方式去思维，因此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远离公众。

不可否认，遗产与市民，前者指向过去，后者走向未来。某种意义上，这二者确实“渐行渐远”。但笔者以为，城墙作为文化遗产，它的文化内核具有稳定性，但它的文化意义却是在与市民“互动”中不断变化发展的。市民生活中的新潮流丰富并创新城墙文化形态，城墙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也塑造着市民的精神内涵。文化遗产与市民生活是在互动中共同发展的。

城墙根下丰富而安逸的市民生活形态：修车工胡师傅、古玩店李老板、民间奇人刘学义，作为依城墙而居的市民，他们普通、平凡却又典型。不同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他们终日与城墙为伴;经济发展带来职业多元化，他们依然以手工艺人身份谋生;西安打造中心城市，市民追求发展展望未来，而这几位平均年龄70+，对于城墙近半个世纪以来细微的变化，他们是最敏锐的感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