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法治思想：以人本自利为基础 涵盖了政治（经济 文化等）

伦理取向指的是商鞅基于自己的伦理价值观，在面对实际问题冲突时，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伦理价值倾向。商鞅在法家的伦理取向的基础上，发展了古代法家先驱的观点，其贵法、尊君、重刑的伦理取向是鲜明地，凸显了其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目标。

商鞅所持的伦理取向，是由商鞅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目标决定的。商鞅的政治价值目标非常明确，以促进国家富强为第一要务。只以成就现实的‘国君之利’为其价值之基准，以‘富国强兵’为唯一之价值目标。

只有国家富强，才能让自己的国家，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生存优势。所以，围绕这一明确的目标，商鞅制定了贵法、尊君、重刑的伦理取向。商鞅生活在捐礼让、弃仁义这样一个战争频发的时代。

秦朝是法治主义极为繁盛的时期，贵法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商鞅熟读法家经典，形成了自己不贵义而贵法的，独特的伦理取向。商鞅认为法度就是国家的权衡。他强调在国家治理中把法治放在首位，商鞅认为法治是治理民众的根基，法令是万事万物的根基，是用来防备民众的。

那圣明的人推行明白易懂的法令，再设立法官、法吏来引导民众理解法令，让民众都知道自己应该躲避和靠近的，避祸就福，民众就可以自行治理。在此基础上天下也就能得到治理。

然而商鞅认为仁义并不能治理天下，对此他有独特的见解。在商鞅看来仁慈道义之人只能对其他人有爱心，但不能让别人也像自己这样。

治理好天下只能靠正常的法律教育，而不能靠道德感化，那些所谓仁慈、道义、忠孝、礼节等都只不过是推行法治后的效果，因此圣人不贵义而贵法。

在商鞅看来，法的作用是无限的，而道德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本身还依赖法律教育。商鞅注重法治，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秦朝最后的灭亡表明了仅仅强调法治是行不通的，因为只重视法的治理功能，而忽视仁义对精神生活的引导作用，这种不贵义、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思想使得社会道德沦丧，民众唯利是图，不利于国家长久的统治。

商鞅在伦理取向中不仅贵法，而且在君主权力问题上，主张君主独自掌握权力。他主张君主权力至上。国家能够安定主要取决于法度、信用、权力。这其中，他特意提到了君主要独掌权力，才能树立威信。

商鞅强调君主要单独自己掌握权力才能树立威信，树立了威信，人民相信君主的赏赐或者惩罚，就会按照这个规则去行事。他认为国君有尊严，法令才能实行下去。英明的君主审视权力及其统治方法，来操控名利、役使民众。

商鞅认为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把整个社会环境整治好，能使所有人都高洁。不难看出，在商鞅那里，他认为治理好天下的关键因素之一，还在于加强君主专制，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商鞅认为治理国家要注重以刑去刑，即用严苛的刑罚来阻止民众犯罪，他认为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何谓以刑去刑？商鞅认为对犯轻罪的人用重刑，用刑罚遏制犯罪，大家不敢去触犯刑法，这样就达到目的了。

商鞅认为实施法治的任务先是要除掉邪恶，去掉邪恶先是要严苛刑罚，国君把刑罚当成用来预防民众犯罪的手段，他多次强调禁止奸邪、阻止犯罪，有效的手段是使用重刑。轻罪重罚，方可让社会安定。

商鞅认为加重刑于轻罪，国家就能大治。公正严明的刑罚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用刑罚，民众不敢犯法，刑罚就无用武之地。刑罚重，民众就不敢去触犯法律，所以法度执行下去的关键就是守法的不奖励，犯法的加重处罚。

按照商鞅的逻辑，重刑却是一种仁义道德的统治方法，刑是实施道义的根本，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书中有很多语句体现他的这种想法。

商鞅认为制定法度的时候，不能制定那些民众喜欢的而应是他们所厌恶的，只有用刑罚，民众才会畏惧，畏惧才会做事慎重，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快乐。商鞅的政治伦理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他注意到重刑思想有助于，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有助于加强国家的集权统治。

但商鞅设计的重刑就无刑的理想境界，显然是无法达到的，实际的重刑重罚给民众带来了无以言说的痛苦。西汉刘向在《新序》中曾评价商鞍的刑罚之重，实际上刑罚的残酷令人惊愕，而这也导致了秦的暴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