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为赎罪立了一块“誓碑” 总共三句话（最后一句“挺毒”）

众所周知：北宋脱胎于五代时期的后周王朝。当时后周在英明天子周世宗柴荣的领导下，国力蒸蒸日上，先后发动了针对契丹、北汉的统一战争，均获全胜，只可惜天妒英才，柴荣即位六年便患重病，撇下未完的统一大业和年幼的周恭帝撒手人寰。

周恭帝当时只有七岁，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根本无力在五代十国乱世中统领后周帝国，而当时的周太后性格温厚善良，无法如历史上的其他太后那样杀伐决断、威震朝野，这便给底下的将官带来了强烈的不踏实感。

果然，没几天便发生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政权更迭事件。周恭帝毫无抵抗之力，被迫逊位，后周灭亡，中原地带从此进入了宋朝统治的历史时期。

虽然赵匡胤得偿所愿做了皇帝，但他内心一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毕竟他跟周世宗柴荣不仅是君臣关系，还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而且，朝中常常风言风语，说他欺负人家孤儿寡母，这让他原本自责的心理备受道德上的谴责。

为了减轻负罪感，赵匡胤想了一个办法：立下一个“誓碑”，上面总共三句话。并且亲下旨意：以后每个即位的大宋皇帝，在祭祀的时候都要向这块“誓碑”下跪，并诵读碑上誓言：不得杀士大夫上书言事者。凡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有谋逆大罪，也不可株连全族，只可牢中赐死，不可杀戮于市。不尊此训者，吾必不佑之。

由此可见，虽然赵匡胤凭本事篡了后周的皇位，但不像其他篡位皇帝那样，迫不及待地对前朝宗室大开杀戒、斩草除根。反之，赵匡胤却明令大宋后世继承人要全方位保全前朝柴氏的后世子孙。

而且“誓碑”的最后一句还“挺毒”的：有谁不遵守此誓言，别想我保佑你。这显然是为防大宋后世子孙忘了帮他赎罪，特意加的，可见其用情之深。

既然赵匡胤凭本事篡的位，为何还要立下毒誓，还要世代保全前朝后人？就不怕他们造反吗？

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在赵匡胤身上不大可能存在。

首先，后周只是五代一割据政权，其正统性合法性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皇帝这个名字我们知道是秦始皇发明的，而且是在歼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巅峰期创造出来的。可见皇帝这个词的本意是统领全天下的领土、臣服了全天下的人，也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如此说来，也只有建立了大一统王朝的人才配皇帝这个称号，因此我们往往见到汉朝、西晋等大一统王朝末年时，虽然王朝名存实亡，但意欲篡位的权臣武将还不敢轻言取而代之之事，而且王朝旧臣也是拼了命地保护末代君主，虽然他们已形同傀儡。

但五代就不一样，由于其割据不断、混乱不堪，远未达到大一统王朝那种君临天下、傲视群雄的征服感，故彼此之间并没有认可承认，严格意义上，五代中的任何一个割据政权不配称帝，因此各类政权、各色皇帝如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可以说合法性和正统性是做不得数的。后周作为五代割据政权之一，自然也不能幸免。

其次，五代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让底下大臣和将士学会了观望投机

五代是中国少有的乱世，后周之前已经历了四个政权的更迭，每个平均下来10年左右。政权如此短命且没有保障，使得将士朝臣学会了投机观望，见谁能力强就拥护谁上位，后唐末帝李从珂凭借白条上位便是很好的明证。

本来周世宗柴荣治下的后周政权显现出了朝气稳健之象，但其突然离世则毫不留情扑灭了燎燃在将士心中的信任之火，使其仍旧摆脱不了短命王朝的宿命漩涡。如此不稳定的政权为何要为其拼命、贡献青春？故年幼的周恭帝即位后，将士多心猿意马，急着寻找可依靠的新主，这不，找到赵匡胤了，就将黄袍加其身上，简单的叩拜流程一过，算是认新主了。

因此，在这种乱世之中、政权不稳的大背景下，底层将士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尤为强烈，故少了对政权的那份忠心。而且赵匡胤是在众将士的拥护下即位的，有很深的民意基础，并且在其领导下，成功摆脱了短命王朝的诅咒，故没必要担心柴氏后人会向他的大宋王朝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