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的社会学角度出发（解读沈从文笔下的文学湘西）

自二十世纪初周作人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中国的乡土文学慢慢成型，区别于世界意义上的“乡土”，中国的“乡土”不是城市化的产物，是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产生。文学家、社会学家也在研究古老的中国，企图在传统的中国和西方世界观中寻求一个平衡，并且回归真实的中国文化。

沈从文构建的理想湘西重新理解了“乡土中国”的概念，意在唤醒原始生命蕴含的野性和力量，企图寻找和回归本然的乡土。

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从整体上分析了乡土社会，它不仅仅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广义上来讲，《乡土中国》解释了乡土社会的本质，为沈从文的社会追求提供了一个方向，本文将以社会学意义上的“乡土”为参照物，来审视沈从文笔下文学的“乡土”。

以土地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乡土社会的低流动性，乡土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定居，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地方，除非有特殊情况，很少有人会迁移。现在很多人用“土气”、“乡气”来骂人，实质就是工业社会的人口流动，从农村到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人口流动的低频率产生了“熟人世界”，村子里面的人从生到死都是那些人，这也是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羡慕的温情。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这种相对封闭的圈子让我们的民族和泥土分不开，“土”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学里面，这种社会是“有机的团结”，即在一起成长的生活环境，沈从文在湘西成长，“读一本小书的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辨别各种禾苗、各种害虫，捉鱼、爬树，在这个熟悉的环境长大，“乡土”的特性已经根植在沈从文的血脉深处。

（一）沈从文的地域性和中国气派

沈从文就是个自带“土气”的人，鲁迅曾经还嘲笑他的文字“孥孥阿文”。1901年沈从文出生在湘西的一个山城——镇竿（现凤凰），1923年他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离开故乡到了北京，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乡下人”和典型的京派文人是格格不入的。

“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事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远离了故乡，又融入不了城市，这种文化的边缘性让沈从文只有将感情寄托在笔下的人物。

湘西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发达，文化的传播比较滞后，人口的流动频率更低，地域文化还没有被西方文化侵蚀，沈从文取材湘西，和废名一样，区别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主流乡土文学对苦难的抒写，以明朗干净的笔触书写了一种朴素恬静的生方式，他有着文化的自信，又用理想的笔调再塑了充满活力的湘西世界。

（二）湘西人以水、土为生，靠土地喂养

沈从文在很多文章中写到他与水的关系，湘西多水，他的青年在辰河边度过，从汤汤沅水中学到了无数的人事，是他日后写作的灵感来源。年轻时生活在沅水边，长大后生活在记忆中的沅水里，可以说沈从文在这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

如果说水能给人带来风险和机会，那么土地就代表着安稳与富足。

“人和树，都还依然寄生在沿河两岸土地上，靠土地喂养，在日光雨雪四季交替中，衰老的死去，复入于土，新生的长成，俨然自土中茁起。”

这是《长河》里面的一段话，两千多年来，辰河流域的人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以土地的出产为生，活不下去的，就做了船吃水上饭，赚了钱发了迹，再回到这片土地。驾船种田，是湘西人的两种生活来源，碾房和橘子园是女孩子最好的嫁妆。《长河》里面的橘子园主人滕长顺和《边城》里的船总顺顺都是这样发家，“人要落脚，树要生根”，乡土社会以土为贵，很少有外出另辟新地的人，流动是“变态”，在外漂流的心里总念着家乡，总要找片土地落脚。

老水手和夭夭的对话里面曾提到把吕家坪的橘子树搬到鹦鹉洲去，住上洋房，冬暖夏凉，过城里人的日子，夭夭一口咬定要在乡下住，理由是牛、羊、鸡、鸭子都不要去个生地方。不要去生地方的不是动物，是生了根的人，土地和熟人社会给乡下人以生存的底气。

乡土社会定居的常态被打破，堕落的趋势就在变化中显示出来。“常”既是农村人亘古以来不变的生存方式，又是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正直朴素美，“变”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入侵，庸俗的人生观逐渐取代原有的勤俭、素朴。

法指法律，乡土社会依靠人来治理，不需要法律来维持秩序；礼是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也有可能是残忍的。它们的区别在于维持的力量不同，法律依靠国家的权力，而礼依靠的是传统、是社会经验。乡土社会的亘古不变是礼制最好的温床，由此产生了同意权力、横暴权力、教化权力，费孝通把乡土社会命名为长老统治。

·同意权力：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个人接受规范，遵守秩序；

·横暴权力：产生于社会冲突中，是统治者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

·教化权力：区别于政治的强制，在稳定的文化传统中，对社会的新分子，教育出合乎规则的人。

“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乡土社会是个“礼治”又“无法”的社会，在《巧绣与冬生》里面，巧绣的妈妈年轻守寡，和人相好，族里的人知道了，捉到祠堂里面去审判，族人原只想图谋她的土地，再远远的嫁走，讨回一笔彩礼钱，但因为这个寡妇和族祖有旧怨，最后照老规矩沉了塘。在乡土社会，沉塘也是礼，区别于“国家”，维持礼的是传统，寡妇私通超出了礼的规范，虽然这个礼在我们看来同样是残酷的，是有悖于常理的。

萧萧十二岁就做了人家的童养媳，长大一点遭花狗引诱大了肚子，本族人商量是沉塘还是发卖，最后生了个儿子，又继续在这家生活下去。“童养媳”是合乎礼的，倘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礼的范畴，由谁来介入才是礼治与法治的区别。

在冬秀出走以后，田家兄弟劫持了冬生一起上了老虎洞，照熟人社会处理的方法是双方接洽，商量好数目，一家出钱，一家给人，但最后县长这个横暴权力的介入，让事情发酵，田家三十几个人基本上都死了。大队长出发的时候，寡母曾说到：“你不比县官，天大的祸事都惹得起。你是本地人，背贴着土，你爷爷老子坟都埋在这里，不能做错事！”

熟人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犯错的成本很高，人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但是不能脱离道德的制约。世代定居的生活常态和同意权力是最好的约束，这是不需要靠外力来维持的，根植于人们的内心，让人按照既定的规则去做，外力的介入常常在乡土社会引起水土不服。老子一直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即把社区的范围缩小，秩序就无需外力来维持。

曾有人怀疑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否是地理上真实存在的湘西，他构建的这个理想式的乌托邦世界，既源于地理上的湘西，又表达了他的忧患意识，他意识到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已经是个衰弱的老人，希望通过湘西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去刺激传统的儒家文化，使之走向现代化。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的翻译符家钦：他捍卫的最高理想并不像有些评论家说的那样，是什么象牙之塔，而是个人主义、性爱和宗教构成的“原始”王国，从政治上说，沈向往的也不是现代民主政治，而是“原始的无为而治”。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面首次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个带有中国特色的词，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在对待关系不同的人采取不一样的标准。西方社会的柴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水纹对比，西方社会界限分明，中国社会拖泥带水，由自我为中心，从生育和婚姻关系结成的网络推出去涉及无数的人。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贯穿沈从文整个作品的，除了熟人社会的温情和恬静，还有就是这个差序格局被打破以后的失衡。

（一）熟人社会的温情

中国人的人情味来源于此，攀关系、讲交情的根源也在这里。乡下至今办酒席的风俗盛行，有喜事或者丧事邻居会来帮忙，来的邻居多少就取决于中心势力的薄弱，这是一个能小能大的范围。“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评判对错的标准在于关系的远近。

“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长河》里面“只许吃不肯卖”的橘子，辰河产橘，过路的人看到了想买来吃，被拒绝了不免失望，本地人是没有这个困扰的，随手摘十个八个，买卖关系大部分产生于陌生人之中；《边城》里面的老船夫虽穷困，但从来不收钱，哪怕是别人非要给钱，也换算成烟草和茶叶送给人家。

《边城》里祖父去世以后，过渡的人便赶紧进城报信，很快全茶峒的人都知道了，船总顺顺即刻带了棺木来，城中的杨马兵和老军人都赶到碧溪岨来，年少的翠翠虽失了祖父，但并不是孤苦无依。正是熟人世界的温情让这孤女还能把日子过下去，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人。

边城民风淳朴，因为不熟的人少，即便是老辈人常说的“无情无义”的风尘女子相熟了以后钱也变得无关紧要，各自发誓把日子过下去；不熟的人才需要交了钱再做生意。湘西自有其野性奔放的一面，“礼”比传统社会的要求更宽容一些，靠身体为生自己不以为耻，旁人也不会横加指责。

（二）脱离差序圈子的失衡

《长河》的残卷沈从文想写的正是跳出差序圈子的失衡，虽然熟人世界一切以关系的远近作为衡量对错的标准，但跳出这个圈子，整个洋溢着活力与野性的湘西世界却开始逐渐崩溃。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

《边城》里人的朴素和正直到《长河》里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正是处于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乡土社会的种种都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

滕长顺家里的满园的橘子，出了麻阳橘子成了必需品和奢侈品，人都说“土里长金子”，但一年收入用在神身上只需一元，用在人身上就得二十元，半年不到出了八九百，巴掌大的土地刮了一遍又一遍油水。押船的伙计时不时被水警讹诈一笔，不服检查就把船扣了。辰河流域内在的平衡被外力打破，以土地为生的人慢慢发现世界与他们一直以来的认知有了很大的偏差，生活逐渐变得艰难。

三三和她的母亲靠碾坊和肥沃的土地养活自己，总爷的管事先生想把三三和城里来的患痨病的少爷撮合在一起，农村的统治阶级开始和城里人勾结，三三感受到了这种力量，会把她拉进不健康的世界里去。

“人离乡贱”也是这个道理。外来人口的涌入打破了湘西的宁静，乡下人开始“堕落”，特有的朴素的是非辨别的道德在迅速消亡。

湘西地处边陲，苗汉混居，湘西人历来被视为野蛮难驯，很多人把湘西看成一个未开化的地区，沈从文笔下的世界虽然带有乡土中国的共性，但同时，地方色彩鲜明，还没有受到外来力量过多的干预。

沈从文塑造了一批纤夫、水手、风尘女子等角色，提炼出坦诚率真的普遍气质，他们还未被传统汉文化束缚，充满着活力，在沈从文看来，这种朴素的生活状态是中华民族早期健康的生活方式。

传统的乡土经过儒家文化的约束，已经逐渐变得僵化麻木，沈从文聚焦湘西，引领外人去看这片陌生优美的土地，以此来寻求新的出路。

许多人看不出沈从文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广度，因为他坚持认为，中国下层人物能够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单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的存在。看不到沈从文作品的社会广度，你就体会不到他的作品道义上的深远意义。

传统的乡土文化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论是沈从文还是现当代作家莫言、贾平凹等人，都在书写各自的乡土情怀。沈从文的乡土作品不仅仅是怀旧的田园牧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传统中国的乡土形态，比对《乡土中国》的概念，不难发现沈从文在其中寄托的理想，正面历史社会的发展，并希望借用湘西的原始力量推动历史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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