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文本结构的文学性阐释
广义上的文本结构，就《庄子》一书而言，笔者认为应该分为体例、内、外、杂篇的划分和关系、各篇章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主旨、篇题的阐释等，甚至可包括篇章间的逻辑关系。
在这一节中将讨论在成玄英提出文本结构理论后，历代学者对《庄子》文本结构都产生了怎样的看法，出现了哪些《庄子》文本结构观念?成玄英对《庄子》文本结构是怎样解读的，他的理论分为哪几个层次，这一解读具有怎样的合理性和先进性?
历代学者对《庄子》文本结构的阐释
从成玄英对《庄子》文本结构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起，历代学者在研究《庄子》时，开始重视对《庄子》文本结构的阐释，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种观念:
第一种观念，认为《庄子》为庄子一人自作，内、外、杂三篇是一个统一的、紧密联系的整体，各篇按逻辑顺序依次排列。这种观点以唐代成玄英为代表，宋代有少数学者，如北宋王雳、南宋林希逸等支持这种观点。
唐代成玄英将《庄子》作为一部完整文本论述它的文本结构之前，只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略有提及，并未形成有系统的理论观念，《序录》曰:“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说明在晋唐时期《庄子》有多个版本，篇数各不相同，皆后人删选的选本，古本《庄子》中保存了大量诡诞的故事，后人按己意去取，内篇大家基本一致，只外、杂篇不同。又《经典释文·逍遥游》篇曰:“内者，对外立名”，《骄拇》篇曰:“举事以名篇”，《庚桑楚》篇曰:“以人名篇”，提到编立内、外篇之别，并对《骄拇》、《庚桑楚》等篇的篇目命题，提出以事、以人名命题的观点，没有详细发掘和引起重视。
北宋初年，王安石之子王雳作《南华真经新传》，认为内篇是全书的中心主旨，按照内在的逻辑顺序排列，外、杂篇理浅，皆围绕内篇展开，并且内篇七篇主旨紧密相连，基本与成玄英的观点一致。
南宋林希逸《庄子口义原序》认为“外篇、杂篇则即其篇首而名之，内篇则立为名字，各有意义，其文比之外篇、杂篇为尤精，而立言之意，则无彼此之异”，他认为《庄子》内篇比外、杂篇行文、义理要深精，但义旨是一致无差别的，提出三篇篇目立名的不同，内篇篇名各有含义，而外、杂篇只以篇首立名，无实际意义，基本承袭了成玄英的分篇观念。
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将《庄子》文本看作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各篇按一定逻辑顺序排列，外、杂篇围绕内篇构建全书，但发展至宋代，受所处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即使认为《庄子》有完整、严谨结构的学者，也表现出重内，轻外、杂的倾向。
第二种观念，主要产生于宋代以后，自苏轼《庄子祠堂记》提出《盗拓》、《渔父》、《让王》、《说剑》非庄子自作以后，《庄子》文本结构的划分就与篇章的辨伪问题始终相伴，学者们认为《庄子》内篇七篇为庄子自作，各篇皆有次序，紧密联系，构成一个逻辑整体，而外、杂篇为庄子后学之作，没有篇章结构可言。
内篇是《庄子》的核心，只需研究内篇即可，外、杂篇只是内篇的附庸。表现出明显的重内而轻外、杂的倾向。此种观点以南宋罗勉道、清代吴世尚和饯澄之为代表。
罗勉道认为应以内篇为主，外、杂篇为内篇的余绪，结合苏轼的《庄子》辨伪成果，将辨伪与文本结构理论相结合，提出自己的观点，罗勉道赞同苏轼的观点，认为《庄子》中有不是庄子自作的伪作，除东坡提出的《让王》等四篇为伪作，合《列御寇》和《寓言》为一篇，还应将《刻意》、《缮性》二篇也排除，由此，古本《庄子》五十二篇被郭象删定为今本三十三篇后，又进一步删削为二十六篇本，而其删削的篇目皆是外、杂篇中的篇章。
内、外、杂篇的关系由成玄英的理本说演变为外、杂篇是内篇的续集，成氏认为内篇和外、杂篇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而罗氏则继承宋人重内轻外、杂的传统，认为“内篇命意己足”，外、杂篇只是内篇的敷演。同时，承袭成氏内篇篇题是一篇之主旨，外、杂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的观点。
清人吴世尚《庄子解序》认为“内七篇则蒙变所手定”，原因是“外、杂篇中，时时称述老子，而激为过甚之辞”，“至内篇则绝无此样说话矣”，《庄子》内篇行文“若何平实，若何细谨”，仍然沿袭着宋代苏轼以儒学标准评定《庄子》篇章真伪之习。
认为《庄子》是“论定之书”，“《庄子》书反覆十余万言，内七篇独有命题”，“道理融洽，学问透彻”，而“外篇、杂篇，时多豪气偏锋”，重内轻外、杂的倾向明显，又曰:“只读内篇己尽庄也”。
饯澄之同样认为庄子之学，“其精华全在内篇，内篇七篇不明，无由窥庄子用意之旨趣，章义不明，无由见庄子行文之起落”。内篇七篇以次为序，互相关联，各有主旨，“庄子学说，即于此内篇七篇，次第连贯而下”。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内篇是庄子自作，外、杂篇是庄子后学的伪作，在义理的精深、博大方面，不在一个层面上，因而，割裂《庄子》三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否认《庄子》内、外、杂三篇之间的文本结构理论。但同时，又一致认为《庄子》内篇必为庄子手定，非庄子不能为也，因此，认为《庄子》内篇存在完整而紧密的文本结构。
第三种观点主要产生于近代，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论的引入，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和学者们对作品文学性的重视，使《庄子》文本结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摆脱了从宋代开始在《庄子》考证、辨伪方面的纠缠，在确认《庄子》非一人、一地、一时之作的前提下，又将《庄子》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看待，不以是不是庄子自作为标准来研究《庄子》文本，而是以一种全局的观念将《庄子》看成庄子及后学共同创作、编定的文本来研究。因此，陈鼓应在《老庄新论》中赞同成玄英之观点，叶舒宪在研究《庄子》神话的同时，将《庄子》文本视为一个整体，《庄子》全书皆危言，是一部大回环与小回环层层相套的回旋式结构。
“整部《庄子》即可视为一个大回环或一种浑然一体、莫得其伦的大危言;其内篇自身又构成一个中回环，七篇中的每一篇又分别构成一个小回环，小回环内部又穿插点缀着众多的微回环。
庄书正是凭藉这一系列的循环往复、圆圈套圆圈式的螺旋运动获得其体用不二、道言合一的有机整体构造，实现其‘因以曼衍，所以穷年’的永恒回归之旨”。叶舒宪的文本结构理论，以今人的视角细化、深化《庄子》文本，脱离了文本的实际。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多为晚近学者，他们在总结前代学者文本结构理论和考证、辨伪成果的基础上，普遍赞同《庄子》确非庄子一人、一时之作品，对事实有较清晰的辨析后，跳出束缚，将《庄子》看作由庄子及其后学共同创作、整理的文本，对他们的共同智慧结晶作整体的分析，阐释《庄子》内、外、杂三篇的关系、各篇之间的关系、篇题的含义，甚至各章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注重文本结构的同时，有的也不免过于主观，将现代作品的文本观念套用在《庄子》上，以致有失客观性。
成《疏》对《庄子》文本结构的独特解读
成玄英对《庄子》文本结构的阐述。在成玄英《庄子疏序》中大部分都是在论述《庄子》的文本结构问题:以上引语，可以解读成以下几个层次:
首先，原因是作者、成书时代。成玄英认为《庄子》为庄子一人之作，为一个整体，“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作此一部举世奇书。同时，认为既然《庄子》为庄子自作，成书时期当然是“哀周之末”了。
其次，书名由来。对书名“庄子”按照历史通例进行解释，“子”是“有德之嘉号”，“古人称师曰子”，“篇之总名”，与《孟子》、《韩非子》、《荀子》等书取名一样，是“百家之通题”。
第三，内、外、杂篇分篇依据。以《庄子》三十三篇本为依据，认为《庄子》分为内、外、杂篇并不是随意为之，皆有所据，内、外篇立名的根据是“内以待外立名”，内、外篇据篇章主旨不同有所区别，“篇”是“编简成篇”。内篇的主旨是“谈于理本”，内篇以论述义理为主，“外则语其事迹”，外篇的主旨是以讲寓言、说故事的“事迹”为主，“杂篇杂明于理事”，杂篇的特点是事理间杂，因名为“杂”，论述了《庄子》一书的分篇标准—以理、事划分，并且是“据多论耳”。
第四，内、外、杂篇关系。成玄英认为内、外篇虽然以理、事的不同标准划分，但不是截然分开、毫无关联的，而是“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外篇是内篇的论据，是用来说明内篇深幽不显之理的;内篇是全书的主旨，没有内篇，全书就只是没有灵魂的故事连缀了。因此，要先明“妙理”，而立内篇，“内篇理深”，再立外篇以解释。同时，也指出内、外篇的写作顺序是先有内而后有外的。
第五，各篇关系。各篇之间虽然独立成篇，但互相之间紧密联系，是以义理为基础，有一定逻辑关系的。从“达道之士”、“遇物逍遥”《(逍遥)》，而成“无待圣人”，能做到“明权实二智”、“大齐万境”《(齐物论》)，以致“混同庶物”、“摄卫养生”《(养生主》)，在外“善恶两忘”、“随变任化”的“处涉人间”《(人间世》)，成为“内德充实”《(德充符》)的“大宗师”《(大宗师》)，以达到“与造化同功”、“驱驭群品”之“帝王”《(应帝王》)，整个内篇七篇是一个严密、上升的线性结构，以逍遥为基础，逐步达到内、外冥合，达到“古之真圣”的道境，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外、杂篇为事迹，说明内篇之理，与内篇主旨相对应。整部书的结构谋篇与主旨“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畅无为之恬淡，明独化之窗冥”相映成趣。
第六，篇题含义。成玄英认为内篇和外、杂篇的命名方式不同，内篇篇名指出本篇主旨，外、杂篇则“以篇首二字为题，既无别义”。并阐述了内篇七篇的含义、主题。
在庄学史上，成玄英首先意识到，并大胆提出《庄子》文本谋篇布局、篇章结构理论，他不但提出《庄子》的文学结构观念，还从多个层次对此予以阐发，开《庄子》文本结构研究之先河，甚至对后世《庄子》其他方面文学性的研究都起到启发性的作用。
成玄英对文本结构的解析是诸家解读《庄子》文本结构的源头和基础，先其他学者看到《庄子》文本的特点，并提出系统、完整的理论，后世学者或借鉴某一部分，或全盘接纳，并予以发展，或在反对一点的同时发展另一点。
在看到成《疏》理论的巨大作用时，必须将他的理论放入《庄子》文本中去研究，分析它表现出的合理性、进步性和独创性。在此之前，首先要确定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庄子》文本?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成玄英的文本结构理论。
如何看待《庄子》文本。在研究成玄英文本结构理论的合理性之前，首先要解决怎样看待《庄子》文本的问题，上文我们重点分析了历代学者的《庄子》文本结构观点，大致可分为:一、将《庄子》看作庄子一人之作，并看到《庄子》文本结构的整体性、逻辑性和内在联系性;二、从辨伪的角度，将《庄子》内篇看作《庄子》自作，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而外、杂篇为后人伪作，只作为附属品，可以存而不论;三、认识到《庄子》非一人一时之作，是庄子及庄子后学共同完成，但在解析《庄子》时，可以将其视作一个统一文本进行研究。
第二种观点割裂了《庄子》的内在联系，因此，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第一种观点是以成玄英为代表的，第三种观点是晚近学者解读《庄子》的新观念。二者虽然在《庄子》作者的问题上认识有差异，但将《庄子》视为一个整体来解读上，却达成了一致。看到了篇章内部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应该是继承了前两种观点，并以第一种观点为主体发展而成的，是成玄英文本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在研究成玄英文本观念合理性和独创性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将《庄子》视为一个整体，对成玄英文本结构观念进行细致的分析，分出层次，结合《庄子》原文，予以解读。
按层次分析成《疏》文本结构理论的合理性。在前文我们己经对成《疏》文本结构理论进行了细致解读，主要分为六个层次，第一层，作者和成书时代，这在上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庄子》文本”的分析中己经解决，成玄英受到时代和文学发展程度的限制，没有看到这一点，因此，不再将此点作为研究对象。
第二层，书名由来，成玄英的解释基本符合事实，不再多做赘言。第三层，以理事划分内、外、杂篇，并由此产生客观上内篇理深，外篇事浅的结构;第四层，内、外、杂篇的紧密关系;第五层，各篇之间的逻辑关系;第六层，内篇和外、杂篇的不同命题方式及内篇各篇篇题的主旨和义理，以上四层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对象。由此形成要研究的三个问题:一、成玄英关于《庄子》内、外、杂篇划分及关系理论的合理性研究;二、成玄英关于《庄子》各篇关系理论的合理性研究;三、成玄英关于《庄子》篇题阐释的合理性研究。
成玄英关于《庄子》内、外、杂篇划分及关系理论的合理性研究。成玄英《庄子疏序》曰:“所言内篇者，内以待外立名”，这一说法解释内、外篇立名之由来。并不是成氏的独创，而是沿袭了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对“内篇”的解释，“内者，对外立名”是从“内”、“外”字义解释内、外篇之分，既没提到杂篇篇名的由来，也未涉及内、外、杂篇划分的本质问题。“篇以编简为义”等也只是从字面意义解释“篇”的使用。
成玄英《庄子疏序》又曰:“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这两句是成氏分篇理论的内核。第一层，内篇谈义理，以深幽玄妙之理结构全篇。《庄子》内篇分为:《逍遥进》,《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和《应帝王》七篇，每篇主旨当然是以篇题所表达的义旨为中心，但其中还涉及不少其它的义理，或层层深入阐释主旨，或枝枝叶叶作为主旨的延伸。
下面以《逍遥进》为例解读成氏的“内篇明于理本”。“逍遥进”无论是庄子自拟，亦或后人编定时加上，这都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它的确高度概括了本篇的主题，深入挖掘出了潜藏在一篇文字之后的庄子要表达的幽微之理。开篇以“北冥之鳅鹏”的意象，给读者创造了一个至大之域逍遥境界，向人们描述了至大逍遥的表现和随变任化的自由状态，接着以“绸与学坞笑鹏”的寓言，提出小大之辩的义理。
对于小大之辩，后人常解释为无小无大，齐一任物可达逍遥，但笔者认为这是用《齐物论》的义理来解释《逍遥进》的篇义，《逍遥进》主要是描述至大之用，以此来举例说明逍遥之氛围。“汤问棘”的寓言，深化了至大逍遥之理。然后，指出宋荣子、列御寇皆为有待之人，提出“有待无待”之辩，从“无待”角度来论述“逍遥”之理，再以“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之寓言，从处涉世间的角度谈“逍遥”之途径。再借肩吾、连叔之口描述逍遥“至人”、“神人”之样态。最后，借“庄子与惠子辩小大之用”，提出大物有大用之理，以佐证“至大逍遥”之理。
其余各篇也都是围绕一个主旨，提出多项义理，其理庞杂、幽深，不易发觉，亦不易归纳整理，各篇虽然都有一个主题，但又旁生多个大大小小的义理，这也是解《庄》学者们注解各不相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内篇基本涵盖了《庄子》一书所要表达义理的全部方面篇很多义理只是重述或进一步阐释内篇义理。
《逍遥》提出“逍遥”、“待无待”、“小大之辩”等义理;《齐物论》提出“齐万物”、“一生死”、“言、不言之辩”、“天地万物之本原”、“认识论”、“物化思想”等义理;《养生主》提出“任物”、“逍遥”、“心斋”、“坐忘”之精神养生法等义理;《人间世》提出“自然无为”、“无知无识”、“齐是非”、“安时处顺”、“无用之用”的处世原则;《德充符》提出“至人”内德充实的修养方法及状态等。而外篇很多篇章重述了内篇义理，如《至乐》篇有“齐生死”之理;《刻意》篇有“精神养生”之旨。
前人对此多有论及，如王叔眠《庄子管窥》对《庄子》文本重新划分系统，将内篇的《养生主》、外篇的《达生》、《至乐》、《刻意》、《缮性》、杂篇的《让王》、《盗拓;皆归于“养生”之下;将内篇的《人间世》、外篇的《山木》、杂篇的《外物》皆归于“处世”之下;将内篇的《齐物论》和外篇的《秋水》归于“齐物”之下;将内篇的《德充符》和外篇的《田子方》归于“全德”之下;将内篇的《应帝王》、外篇的《骄拇》、《马蹄》、《筐》、《在有》、《天地》、《天道》、《天运》归入“外王”之下。
在此之前，明人乌程潘、良相(基庆)《南华会解》即以外、杂篇的某些篇章归于内篇七篇之下。虽然王叔眠和明人乌程潘、良相的分类方法不同，但同时表达出外、杂篇与内篇义理的一致性，以内篇为主，外、杂篇归于内篇，阐发内篇的主旨和义理。
第二层，外篇谈事迹，杂篇杂说理事。外篇以寓言故事为主，由说理性的文字串联起来，结构全篇，以发明内篇幽深之理，“所以羽翼内篇，而尽其未尽之蕴者”。“杂篇犹庄子杂著也”，杂说事理以补内篇之缺。外篇十五篇，首篇《骄拇》取多个寓言故事连缀而成，“骄拇枝指”者，只需任物自然，安于自然之性即可，是“齐物论”和“逍遥进”思想的发挥;“伯夷死名于首阳”、“盗拓死利于东陵”是仁、义、礼、乐对人自然本性的束缚，隐含着从“任物逍遥”和“万物齐一”的根源上反对仁义的理论。
杂篇十一篇，首篇《庚桑楚》以“老聘之役庚桑楚”的事迹开篇，通过多方烘托，表现庚桑楚达道之士的形象，通过对庚桑楚与南荣趁对话，表达“全形抱生”的修道方法。老子与南荣趁的对话表达达道之法和卫生之经，即《养生主》中的“心斋”、“坐忘”、“任自然”之法。其中有一章讲到:由“未始有物者”至“有物”，至“有分”，再至“有生死之变”，最后至“有无、死生为一守”，以生动的例证论述“物化”的思想。
外、杂篇以事迹重申内篇之旨。但正如成玄英所说“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据多论耳”。由于内篇以言理为主，外、杂篇以事迹表现内篇为主，客观上就形成了内篇义理“幽微”，外、杂篇事迹“彰著”的特点，而非崔大华批评的“(成玄英)以内容深浅为划分内篇与外、杂篇的标准”。
结语
成玄英不但按事理划分了内、外、杂篇，而且进一步指出三篇的密切关系，“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从以上的论证和整部著作中都能看出这种相互发明、互为表里的关系，内篇多玄妙不易理解的章句，尤以《逍遥进》和《齐物论》为甚，外篇、杂篇以寓言故事为主，一篇中有多个寓言连缀，或重述、加强内篇之旨，或对其进一步拓展。
正如方勇《危言录》对成玄英文本结构理论的评价:“在成玄英看来，内篇是相对于外篇而‘立名’的，而内篇‘于文外别立篇目’，属于命题作文，外篇、杂篇只是‘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题目与文章内容则没有多大关系。
诸如此类的看法，陆德明在《庄子音义》中多己提过。然而，成玄英并没有停留在这一认识的水准上，而是顺着这一思路，对内、外、杂篇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究。
他明确地指出，标题的不同反映着理趣的深浅，所以‘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所谓‘理本’即指抽象的义理，‘事迹’则指具体的事象。成玄英认为，内篇主要是用来阐明抽象义理的，外篇主要是用来显现具体事象的，杂篇则兼明‘理’、‘事’，是抽象义理与具体事象的互相结合，但三者又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尤其是‘明于理本’的内篇与‘语其事迹’的外篇，则更有着相互补充和印证的关系。所以说:‘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在此基础上，成玄英又着重探究了内篇表现在各篇排列次序上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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