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欧阳文忠公文》是王安石吊唁欧阳修之作（文章豪健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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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吊唁哀悼之作，其中大多写得感情真挚，沉痛凄楚，不少因此而成了流传千古的名篇。如韩愈《祭十二郎文》在对自己与侄子情谊的记述中，时时表达沉痛凄哀之感：“少者强者而夭折，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不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真也？“”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作者甚至痛不欲生：“几何不从汝而死也！““自今以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读到这些句子，真可谓撕肝裂胆，催人泪下。但是我们读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所获感受却不同。

这篇祭文以简练概括的笔法高度赞扬了欧阳修在政治学术两方面的丰功伟绩和人格品质上的高风亮节，表达自己失去恩师知己的悲痛心情。读完全文，我们不仅没有受到凄哀痛楚的感染相反心情为之一振，死者死得其所，死而无憾，生者将奋发有为，不负前人。这便是此文所要传达的深刻动人的旨意所在。王安石的散文素有奇思横出，议论超群的美誉。作为一个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他的思想往往能高视一时，跨越古今，表现在政论文上尤其显得气势磅礴，劲气十足。如《读孟尝君传》仅用九十个字，却词气凌厉，势如破竹地驳倒了下年之久的定论。《祭欧阳文忠公文》虽是一篇理应以哭悼抒情为主的祭文，但是却体现了气壮势足，笔力雄健的特点。

首先从结构上看，本文结构严谨，节奏明快，逻辑性强，有 气呵成之势、全文共分三层、第层以议论开头，说明欧阳修死得其所，死而无悲。“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漠漠，又安可得而推？“起句落笔不凡，颇见声势。结句“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为全文奠定“无悲”的基调。第二层紧承“无悲”生发开去。先赞其学术成就，后颂其气节功业，先后之间以“读其文则其人可知”为过渡，自然紧凑，毫无滞碍粘连之感。在颂扬气节功业一段，更可见出严密的内在逻辑。正因为欧阳修具有“果敢之气，刚正之节“，仁宗皇帝才会在“顾念后事”时“寄以社稷之安危”。

由此欧阳修才会“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立下“千载而一时“的功业，也正因为气节“至晚而不衰”，他才会“功名成就，不居而去”。第三层表达失去恩师知己的沉痛心情结句仍以议论开头。“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句与首句呼应。整篇文章文势贯通，如飞流直下的瀑布，产生一种气势美。其次，作者运用的一些修辞手段也体现出气势美的特征。如在赞扬欧公学术成就时称其”雄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鞍马之奔驰。“

“汇河日星，轻车骏马”都是在力量上和速度立表现出崇高的事物，作者用它们作比喻，赞扬改阳修文章的深厚洋谦，光华四射，加之以“其”为首的排比句式的运月，感情十分激烈，气势极为雄健。在这种气势的感染下，读者自会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再如称颂欧阳修功成不居的高风亮节，作者以“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颖水之调”作比喻，同样令人产生崇高的美感。再次，高度概括的笔法和精练轻捷的语言也是产生气势美的重要因素。安石主张文学“以适用为本“，语言要“明而不华“。因此他的文章“篇无余言，语无余字，往往束千百言、十数行转于数行中“，做到“不下一语，便可打却他人数大段”之功效。

欧阳修是三朝元老，为官四十年，数度沉浮，政绩辉煌：他又是宋初文坛一代宗帅，诗词文都堪称大家。在一篇祭文中林林总总、具体而微地记述优者的生平事迹，势必失之于琐碎拖沓，何况欧阳修的人品政绩，世所目之，无须作者赘述。因此王安石在文中用简练精当的语言加以高度的概括。“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一句中，“器质”指才能和品质，“智识“指智慧和识见，“学术“指学问，作者从上述三方面高度概括了欧公的超群拔俗，并以“深厚”、“高远”、“精微”加以评定，简练精当，语约义丰。更为值得称道的是，对欧公辅立皇子一事的概括。

宋仁宗突然病死时，膝下无子，只是在前二年，由当时的参知政事欧阳修和宰相韩琦奏请立仁宗侄子赵曙为皇子。仁宗一死，欧阳修等奉皇后之命辅皇子即皇位，可是赵曙当时只有皇子之名，尚未立为太子，欧阳修帮助皇后当机立断，赵曙才即了皇位，就是后来的宋英宗。这件事确乎是饮阳修有关“社稷之安危“的特大功劳，可是作者仅用十四个字加以概括“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表现出欧附修当机立断，决策从容，指择若定的干练果断。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形象跃然眼前。这种精练和概括，犹如快速移动的电影镜头，观者虽然不能即时把握其中的内容，想象其中的景象，但画面喷涌的气势却能立即感受到。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经欧阳文忠公文》的目的不在于情系魂绕地表达作者的哀痛，而在于表达对死者的崇敬赞佩，并借此抒发自己豪迈情愫和旷达胸怀。如果联系王安石的政治态度和文学主张，读者对这一点会有更真切的体会。王安石是宋朝杰出的政治改革家。青年时期就立志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困境。在做地方官时初步推行革新措施，显示了政治上的才能。熙宁二年11069）任参知政事时，进行全面改革变法，勇敢地发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的口号。第二年做了宰相，更是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后来由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加之宋神宗的动摇，新法失败，王安石被罢相。

王安石在文学上也是一个革新派，他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得力干将。他强调文学要为现实时事服务，创作应注意社会效果：“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采为世用。“《《上人书》）显然，王安石的文学创作是为他的政治改革事业服务的。他的作品往往超越个人私情，容之于博大的燃怀，激烈的论辩，恢宏的气势，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就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指出自己与司马光政治观点不同，然后针锋相对地一一驳斥对方罗织的五条罪名，表达自己坚定不移实行新法的决心和对保守派阻挠变法的极大愤慨。文章写得酣畅淋漓、理直气壮，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和磅礴的感情气势。

即使像《游褒禅山记》那样的游记文，也是通过山水记游，议论风生：“尽吾志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表明自己要竭尽全力完成革新事业的决心。刘熙载《艺概》评论王安石曰：“荆公文类能以品格胜者，看其人取我弃，自处地位尽高。“以品格胜”确是切中肯之评。远大的政治抱负，恢宏的气魄才能造就文章崇高的品格。《祭欧阳文忠公文》同样体现了这种品格。这篇祭文作于熙宁五年（1072），当时王安石正在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始终没有停止对新法和E安石的攻击反对。革新和守旧的斗争异常激烈。

新法能否得以继续，尚难料定。欧阳修的死，自然引起王安石的悲痛。据清人蔡上翔《王制公年谱考略》：“庆历四年（1044），曾子固（曾巩）上欧阳公曰：王安石虽已得科名，彼诚门重，不愿知于人，以为非欧公无足以知我。至和元年（1055）欧公始见安石。自是书膜往来与见诸章奏者，爱叹称誉，无有伦比。”这段话见出欧、王之间知遇知己，感情深笃。以如此深情厚谊，王安石的祭文当可写得声泪俱下，痛如切肤。但是作者并没有沉溺于悲痛而不能自拔。相反作者处处强压悲痛，表现出旷达的胸怀。这一点在开头和结尾两设最为明显。

作者以议论开头，说一个人的事业的成败是无法预期的，而欧阳修生有令名，死享美誉则是肯定的，以反衬手法赞颂欧阳修成就之大。然后说“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这一句既是告慰死者，说他死而无憾，死得其所，更是对生者，或者说是对作者本人的劝勉，活着的人要节哀自重，不负前人。这就鲜明地体现出王安石旷达乐观的生死观、人生观。结尾一段“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數欲，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呜呼！盛疫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

这里尽管用了“涕泣而獻“、“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这样颇带伤感的词句，但由于作者连用“且”、“何况”、“而“等虚词使文势转折，淡化了悲痛的色彩，恰恰与此相反的是，“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一句透露出作者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其谁与归“不正是作者对于改革志士的呼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