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州府，隶属于山西省冀南道，汾州府下辖七县一州，分别为汾阳县、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石楼县、临县、宁乡县和永宁州。

清朝沿袭明制，汾州府地域范围并未变动，民国元年（1912）废府改置。汾州府作为山西九府十六州的大府之一，方志编纂甚多，府志、州志、县志、村镇志等等类目繁杂。

清代是我国古代修志的巅峰时期，其体例之完备，保存之完整，在我国古代方志中占有绝对优势，故而，汾州府地区的方志对于我们了解、认识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风土人情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价值。

一、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记体文

清代汾州府地区的 9 本方志中，共收录 176 篇记体文（已剔除重合的篇目）。其中《光绪平遥县志》所收最多，为 33 篇；《乾隆介休县志》收录最少，为 2篇。

如果按作记时间来划分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录的记体文，那么收录宋代 4 篇，金代5 篇，元代 10 篇，明代 55 篇，清代 62 篇，还有作者所属朝代无从考证以及佚名的记体文共 40 篇，可知所收清代记体文最多，宋代记体文最少，这也是符合收录规律的，毕竟作记时间与修志时间距离越晚，得以保存下来的几率就越小。

再从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记体文作者的身份与社会地位来看，作者大多为知县、知府、县令、学官、进士、举人、贡生等等，可知清代汾州府方志中记体文的创作主体具有高知性，主要是当地的精英阶层，他们身上不仅有着儒家温文尔雅、中正平和的气质，同时也具有因肩负修齐治平理想而产生的凛然正气，因此记体文中时常流露着对国计民生的关切之情，而平民百姓所作的记体文收录较少。

若再进一步探究，则能发现地方官员所作的记体文主要侧重于民生建筑记、学记，还有少部分寺庙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当与官员的政绩有关。而且官员所写的记体文大多篇幅较短，行文干净利落，长篇大论的文章较少，这大概是因为官员日常忙碌、公务缠身，没有太过充裕的时间用来从事文学创作。

总之，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的记体文也许并不能真正体现古代汾州府地区记体文创作的最原始面貌，但确实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贴近汾州府地区记体文原貌的著作之一。

二、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记体文的具体分类

清代汾州府所涉及的方志共有 9 册，其中收录的记体文共 176 篇（已去除雷同篇目）。研究 100 多篇记体文，对其进行科学、合理地分类也是非常关键的。前人对于记体文的分类有许多种，古代的文学总集诸如《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将记体文分为几十类，太过琐细，因此就不再详述。

近代以来，林纾将记体文划分为七类：勘灾、浚渠、筑塘，修祠宇、记亭台，记书画、记古器物，记山水，记琐细奇骇之事，学记，记游宴觞咏之事。褚斌杰在其《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一书中把记体文分为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四类。

赵燕在《唐宋记体散文研究》一书中，将唐宋时期的记体文分为修造记、学记、山水记、殿堂佛塔记、厅壁记与书画记六类。

根据清代汾州府收录记体文的实际情况，又借鉴了相关文学评论和文体学著作中对于“记”这一文体的分类方法，可以把寺院、宫观、庙宇、祠堂等类记体文都归为寺庙记，因为这些记体文都与修建祭祀神佛之地相关；

还有城池修建、开路架桥、引河修渠、亭台楼轩等记体文因与人民的生活密切联系，都属于保障人民生活的基础设施、物质资料，因此把这些记体文归为民生建筑记；

学记、游记、题名记各成一体，自不必赘述；除了寺庙记、民生建筑记、学记、游记、题名记之外，还有一些记体文因题材较，数量较少，难以单独分类，因此全部归入人事杂记。

因此，经过统计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寺庙类记体文共有 64 篇，占据全部记体文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四类记体文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寺庙类的记体文如《嘉庆介休县志》的《修史村净土寺记》、《光绪汾阳县志》的《重修汾阳县文庙记》、《康熙永宁州志》的《重修希夷祠记》和《嘉庆介休县志》的《新东丙封观音堂记》等等。

学记虽然只有 23 篇，数量不算最多，但文风典雅、思想厚重，可读性较高，如《雍正石楼县志》的《石楼县儒学记》和《光绪平遥县志》的《何公重修庙学记》等；

民生建筑类记体文共计 50 篇，内容比较多样，主要分为开路架桥记、引河修渠记、修建城池记以及其他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建筑类记体文，比如《光绪汾阳县志》的《黄栌岭候馆开路记》和《太平村重修西涧河记》以及《乾隆孝义县志》的《重开润民渠记》、《重修广济渠记》等；

题名记虽然只有 8 篇，但题材内容较为广泛，包括了官署题名记、府县题名记、贡士题名记、广文题名记、节妇题名记等类型；游记仅有 7 篇，却是文学性最强的一类，比如《光绪平遥县志》的《游麓台山记》、《嘉庆介休县志》的《雨后复游洪山泉记》等；

人事杂记是指在寺庙记、学记、民生建筑记、题名记、游记之外，其他难以归为一类的记体文，统一归入人事杂记，共有 24 篇，主要包括祈雨记、墓记、彰德表功记等，比如《乾隆孝义县志》的《沈侯遗惠记》、《康熙永宁州志》的《文昌帝君服饰记》等等

三、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记体文的价值

方志作为某一时期地方文献的总汇，对于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录的记体文作为清代汾州府地区记体散文的总汇，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文献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以及旅游开发价值，也给今天山西境域下的地方治理、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首先，记体文作为我国古代散体文领域的重要体裁，研究者层出不穷，但以往的主流文学史更多关注的是著名的文人、作家，对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文人、地方作家关注甚少，但这并不代表这部分群体创作的文学作品就是全无价值，只是历来少有研究者关注而已。

清代汾州府方志收录的记体文也是如此，全部 176 篇记体文中没有出自主流文坛所推崇的大家名家之作，而是出自一些二、三流的小作家以及汾州府当地的官员、乡绅、士人之手，但是，正是这些为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集所忽略的记体文，对于汾州府文坛而言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是构成汾州府文学创作的基本成分之一。

加之“记”这一文体在散文领域的重要地位及其包罗万象的丰富内蕴，因此，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的记体文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

其次，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录的记体文，属于汾州府地方文献的组成部分，因此自然有其独特的文献学价值。综而论之，有助于后人了解汾州府当时当地记体散文的创作概况乃至散文领域的创作风向，也有助于揭示清代汾州府地区的文化现象。

总之，清代汾州府方志中所载录的记体文荟萃并保存了宋代至清代光绪、同治年间汾州府地区官员、文人所作的记体文，为后人保存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不仅为我辈查询、阅读与研究提供了便利，并且方志与其他书目中收录相同的记体文，也有助于文献的校勘以及训诂学的发展。

再其次，清代汾州府方志收录的记体文不仅属于文学范畴，更属于文化领域，因此其在具备文献学价值、文学价值之外，同时还具备历史文化价值。

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的记体文，主要不是记载了史实，而是记叙了比史实更为生动具体、更能展现汾州府当地社会生活的画面。作记者以其精当独特的笔触，在为我们提供历史真实画面的同时，又不同于历史的实录，既补充了历史记载的不足，又丰富了记体文的广度和深度。

最后，汾州府作为明清时期与太原府、大同府、平阳府地位等同的几个大府之一，境内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名胜古迹。清代汾州府方志所载记体文中蕴含的浓厚的地方特色文化，在传达较为珍贵的社会生活以及历史地理等方面信息的同时，也会对一些寺庙、祠观、山水景色等等有所涉及，而这部分内容也为后世汾州府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一定的资料。

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录的记体文虽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但是其内容广博丰富，思想厚重深远，能够基本反映汾州府当地的记体文创作概况，具有不同于名家记体文的艺术特色以及独特价值等等，对于汾州府甚至山西省地方文化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终归是瑕不掩瑜，值得我们去研究。

结语

方志保存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不仅能够增加我们的见识，甚至就连对于学术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便略过不表。

要之，清代汾州府方志所收录的 176 篇记体文传承了记体文的作记规范，大体能够反映汾州府地区的记体文创作概况，呈现出不同于名家名贤所作记体文的独特风范。清代汾州府地区方志所载记体文毫无疑问兼具以上诸多特点，能够很好地反应出该地区的时代思想与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