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既不是夏朝国都 也不是商都（更不能代表夏文化）

（作者：赵辉）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153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交叠时期。该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二里头遗址是目前我国史学界与考古界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的最重要的文化遗址，是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1959年开始发掘，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并初步被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或商朝早期的都城遗址。

做为在二里头遗址工作近二十年的考古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无疑是目前最权威、掌握第一手考古资料、最新考古信息的夏文化研究专家，先后发表了《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专著，详细阐述了二里头遗址在夏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与地位。这些专著为二里头遗址地位的确立，驳斥西方学者否定夏朝的真实存在，以及否定以西方学术为宗旨国内部分学者的华夏文明西来说的观点，无疑是夏文化研究标杆性的学术著作。

许宏先生以其严谨、务实的学术作风，以二里头遗址真实、实际考古成果，所著的三部学术著作《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因为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材料的天然不足，透露了二里头遗址考古情况与璀璨华夏文明起源的夏朝国都地位的严重不符，从而否决了二里头遗址做为夏商交叠时期，末期夏朝国都和早期商朝国都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出土甲骨文自证文字。

二里头遗址只所以被定为夏文化遗址，只是因为其早于二里岗文化，又分布在史料中记述的“有夏之居”的范围内，“早于二里岗文化，又分布在有夏之居的二里头文化自然是夏文化，共识就这么形成了”（刘绪语）。二里头文化遗址，也是到目前为止在伊洛地区“有夏之居”范围内，所找到的唯一相当于夏朝时期的文化遗址。这让人感到相当疑惑，夏朝是个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王朝，如何在“有夏之居”范围内只找到这一处夏时期文化遗址？偌大的范围内只有这一处人类生活的痕迹？这与夏王朝万国来朝、万国来贺的高度物质文明与文化，完全不相匹配。

事实上，周武王的“有夏之居”，并不是说伊洛地区有夏朝人的故居，而是说当时的无人之地伊洛地区，与夏朝国都的地理环境十分相似，是建立周朝京都的好地方。如此说来，伊洛地区与夏文化毫无关系，二里头遗址完全代表不了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最多只是夏朝时期的一个边缘方国，与商部落具有相对的同盟关系，才让二里头遗址具有稳定的222年左右时间，横跨夏商交叠时期。

许宏先生以二里头遗址为切入点，所著的《最早的中国》中“西周金文把最早的[中国]指向洛阳盆地”的论点，来自于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中的“宅兹中国”。实际上其真实的意义为“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而不是“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那么，最早的中国来自于洛阳盆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最早词语“中国”的出现是在《诗经》中，《民劳》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荡》中的“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桑柔》中的“哀恫中国，具赘卒荒”。以《诗经》中的“中国”来寻找最早的中国地区，才是正确研究夏文化的方向。

根据笔者对《诗经》的研究，《诗经》中的中国是指西周时期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向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皇甫作都于向”，这句《竹书记年》的记载，明确了尹吉甫的《诗经》作品产生于向国的史实。

《孟子滕文公上》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水畅茂， 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人，虽欲 耕，得乎？”春秋时期的孟子记述，也是较早记载“中国”的文献。而这里的中国，是指大禹治水前后中国的最初地区。而这个地区正是对大禹劈山导淮，疏通四方湖地区的荆涂二山，大禹建立治水丰功伟绩，为当地人民发展农耕文明，建立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区。

因此，如果要深入研究夏文明，《诗经》诞生地的四方湖地区与大禹治水的涂山地区，才是探究夏文明的正确方向。背离这一方向的夏文化研究，只会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浪费，以二里头遗址为参照标准的夏文化研究无疑正面临这种状况。

夏朝是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4100年前夏朝建立是中国王权建立的标志，而公元前1750—1530年时期的二里头遗址，从年代上说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最早的中国，许宏先生的“中国诞生于二里头时代”的观点也是需要重新考量的。

《大都无城》更是明确表露了二里头遗址的实际考古状况，二里头遗址是一个无城池的人类自然聚集地，无城无池，“关于二里头，正是由于我坚信作为王室禁地的宫殿区不该是开放的，才最终找到了二里头宫城，但外郭城还是没有找到，放开眼界后发现二里头到汉代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居然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外郭城。如果在二里头还没有发现宫城的时候，认为一号宫殿、二号宫殿的宫墙就相当于城了；发现宫城之后，宫城就算是城了，这样就混淆了内城（宫城）、外郭城之间的差别。”（许宏）。

许宏先生以二里头遗址考古情况，以提高二里头遗址文化价值的《大都无城》新观点，无疑是根本性错误的，背离了人类从离开原始森林走向平原，为自身安全考虑建立起来的自我保护原则方法。

小到一个家庭的院落，一个有一定组织能力的村落，为保护自身安全，都要建院墙，挖村落护城沟。这是在“禽兽逼人”原始状况下的必要措施。在一个部落积累下丰富的物质财富后，建城防御外来势力的抢劫，保护自我生命的安全，更是高于其他任何工作。一个被定义为夏朝或商朝文明的都城的二里头遗址，尽然最基本的城池都没有发现，只能说明二里头遗址完全不具备夏朝或商朝都城的基本条件。否则其做为物质与文化高度发达地区，会随时被一个外来势力所抢劫毁灭，而不复存在。以《大都无城》观念建立起来的二里头遗址其文化遗址意义，其在夏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也就荡然无存。

许宏先生以儒家的正统阐释，所谓天子志在四方的博大胸襟和教化方便，而构建的二里头遗址现象解释“大都无城”，与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状况是不成立的。

《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正是对夏桀失国时夏朝国都的描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才是夏朝国都的宏伟繁荣富裕景象，这样一个夏朝国都，没有高大城池保护，能建立起高度文明的华夏文明吗？

而其中的“米粟非不多也”正明确表明了夏朝国都处于现代中国的南北交界，盛产南方的水稻与北方的旱地作物栗的淮河南北地区。在自然条件下，淮河北岸二十公里以北，已经不能再种植水稻。中国以面为主食的北方和以米为主食的南方，在生活习惯上主食米面是最基本的区别。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正是指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所谓夏朝“天子志在四方的博大胸襟和教化方便”，统御中国南北东西四方理论的来源。

因此，不论从《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还是《大都无城》观点来说，二里头文化遗址既不是夏都，也不会是商都，更不是夏文化的中心。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如果要实现对夏文化研究的突破，唯一的途径是以四方湖夏朝国都地区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华夏民族、中华文明发源地的完全、彻底解密，让尧、舜、禹三代奠定的华夏文明精髓内涵发扬光大。（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