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乡土审美内蕴解读

如何认知和表现中国底层百姓的行为方式和内心状态，是中国现当代乡土叙事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这是因为底层百姓的行为方式和内心状态既是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石，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各方面政治文化力量构筑自己价值合法性的起点。

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乡土叙事大多数都以描写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及乡土社会演化规律为核心内容，作品追求表现的是一种史诗性品格。

在他们这里，作家也关注民间人物的人性品质以及命运，但民间人性的赋值以及命运设定主要是作为乡土社会历史运行规律的一种例证或附庸，很少被抽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进行审视。

刘震云对这种现象有过深刻反思，他曾不无调侃地指出：“许多作家一写到劳动大众，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

“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们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

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即反其道而行之：将民间的生命个体从演绎社会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放在一个全新的人学坐标上进行审视，形成了当代文学中民间人性叙事的一朵艳丽的奇葩。

01

孤独的世界：祖孙两代的流浪经历

刘震云在他的《一句顶一万句》里，所要表现和探讨的是民间群体普遍的心灵孤独处境这一主题。这是一种充满形而上意义的主题，以往大都出现在表现知识分子的题材里，如鲁迅《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似乎只有具有了思想和知识的品格才有资格同这一命题对话；刘震云偏偏要撕下这层习惯于被罩在知识分子身上的贵族化光环，而把聚光灯照到民间底层普通人物身上。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层面尽管复杂，但并非无迹可寻，它分“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上下两半部，分别讲述了杨百顺（吴摩西）和牛爱国祖孙两代的流浪经历。

“出延津记”中的杨百顺是卖豆腐的老杨的二儿子，他先后从事过做豆腐、杀猪、染布、种菜、挑水、扛活等行当，甚至还做过教徒，以及入赘到卖馒头的吴香香家和她一起卖馒头。不过这些都不是他喜欢做的，这样只是为了生活。

在这里，作者不再是为了表达杨百顺生存的艰辛，不再是为了表达一种对制约着民间生活方式的不合理的权力体制的批判，也不再探索一些宏大的社会历史发展命题，而是聚焦于他的内在精神的孤独状态及沟通诉求上。

例如，杨百顺不愿意跟着他爹做豆腐，不是因为做豆腐不能谋生，是因为做豆腐不是他的理想，他从小崇拜罗家庄会喊丧的罗长礼，他在做豆腐中找不到心灵慰藉。

可他对罗长礼的崇拜，也是建立在可以从真实的罗长礼那里获得支持上。他从家里出走，在生活里到处辗转滚爬，都是基于寻找孤独心灵的寄托和沟通，他的种种人生选择都和此有关。他可以被动而不经心地改写着人生，可以因现实需要而改变信仰，可以不坚守任何一个在世俗立场上看似重要的东西，但却始终无法缓解发自内心那种无处置放自己心灵的孤独感。

正是由于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他对任何看似能够得到精神沟通、暂缓心理焦虑的东西都格外珍惜。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妻子吴香香跟人跑了后，由于自己和她缺乏共同语言，他并没有多当回事；反而是和自己“说得上话”的5岁的养女巧玲在路上走失后，他表现地痛彻心扉并从此走出了延津。

下半部“回延津记”把时间从现代拉回了当代，记述了70年后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庞丽娜，走向延津的故事。但似乎是一种历史的轮回：牛爱国的精神处境也一如杨百顺的孤独，即便和自己的妻子庞丽娜也无任何沟通可能。庞丽娜和别人私奔后，他对她的找同样是一种假找；他真正要找的，依旧是一种能使自己摆脱孤独的方式。

在《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里，杨百顺（吴摩西）和牛爱国的孤独处境并非作为特例而存在。刘震云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没有特别强调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没有赋予他们任何影响社会发展的特殊能力，也没有给他们安排了不得的英雄事迹，而是竭力强化他们心理状态在民间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让他们在辗转滚爬中串起一个个民间同样孤独的灵魂。

民间的孤独表现形态有各式各样：

有杨百顺的父亲老杨那样一辈子把别人当朋友而对方不把自己当朋友、看不上自己，沟通愿望得不到平等回应而构成的孤独；有剃头匠老裴那样因为贩驴时在内蒙的相好被老婆老蔡发现，从此有了短处在她手上，处处被挟制，痛苦压抑并且无处可诉形成的孤独；有私塾先生老汪心中有话却不能与人交流也无人交流形成的孤独；有怀着传教的信仰从意大利远道至中国延津，欲将上帝的福音传播至中国民间却不被理解、无法沟通的孤独等等。总之，在作者笔下，我们看到的民间世界可谓有人皆孤独、无处不冤孽。

难能可贵的是，刘震云在塑造这些民间孤独群像时，并不是进行抽象的概念演绎，而是调动自己丰厚的乡土经验，将要表达的观念深入到民间社会的生存肌理内部，每一个人物都是活生生地和作者所有表达的观念有机联系着，在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民间生存百态的丰富性基础上再高屋建瓴地提炼出精神深处的一致性。

不妨再以私塾先生老汪为例作进一步分析。老汪“大号汪梦溪，字子美”，他的有血有肉表现在他的经历、性格都很鲜明突出。老汪是因为开箍桶铺父亲和邻居起纠纷打官司吃亏后，渴望有人读书做官为自己家出气被送到开封读书，在开封上了七年的学，父亲病重时回来了，“回来不是听说爹病了，而是他在开封被人打了。而且打得不轻，回到延津还鼻青脸肿，拖着半条腿。问谁打了他，为啥打他，他也不说。只说宁肯在家里箍桶，再也不去开封上学了。老汪他爹见老汪这个样子，连病带气，三天就没了。”

作者一开始就赋予老汪一个别具一格的民间世俗特色，既不同于讲究的父慈子孝、诗书礼义的传统文人，也不同于追寻先来自由人格精英知识分子。

他在他爹死后流落乡间教书为生，一教就是十几年，无非是糊口而已，兼之“嘴笨，又有些结巴”，教书也教不好，《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自己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连东家老范家请他教书也是因为自己孩子脑子慢。可作者并没有到此为止，出人意外地，又建立在对民间人性深刻理解基础上，为人物十分形象地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孤独表达方式。

他不仅对《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有特殊的理解：

“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

而且他还有一个特殊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他乱走的时候甩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尽管别人问时说“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但走过的路全记得，还查着步数，“如问从镇上到小铺多少里，他答一千八百五十二步；从镇上到胡家庄多少里，他答一万六千三十六步；从镇上到冯班枣多少里，他答十二万四千二十二步”。

寥寥几个细节，人物内在的精神孤独就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女儿灯盏死后，他连天天走也无法缓解自己内心的巨大孤独，索性举家流浪。

尽管笔墨不多，但老汪形象已可以说是民间读书人意象和现代孤独理念演绎的完美结合。

02

迷惘的寻找：如何克服巨大的精神孤独

既然民间社会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孤独生命本体的世界，民间的芸芸众生也在为克服这种巨大的精神孤独而不断地寻找和挣扎，那么在作者看来，民间缓解这些存在意义上孤独感的有效途径是什么？用小说中的词，就叫“说得着”或“过心”，即彼此之间能够形成共鸣的有效话语沟通。

和前期小说侧重于对生存体制和权力的反思不同，和在刘震云进入新世纪后的小说创作中，一直非常强调“话语”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如《一腔废话》中重在书写不断增值和自我复制的无效话语造成的社会群体生命本真的迷失，《手机》中侧重表现真的、假的、智的、傻的等各种话语的混杂给现代都市人生活造就的尴尬，《一句顶一万句》则尤其从更高的角度强化语言和话语对民间生存的各种复杂关系网络的建构与纾解功能。

为了强调“说得着”或“过心”的语言对民间的巨大意义，作者甚至有意弱化了政治、经济等因素对民间精神世界生成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把精神孤独悲剧的主要根源也归结为那些“不过心”、“说不着”的语言上，它们常如绞索一般彼此纠缠，顺便也把世事弄得弯弯绕绕、牵扯不清，把人也束缚在其牢笼里边难以自拔。

如老马“平时说一千句坏话无碍，关键时候说人一句坏话，就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老裴之所以痛苦压抑并且无处可诉，还不仅仅是在内蒙的相好被老婆老蔡发现有了短处在她手上，更主要是出于对她娘家哥蔡宝林“爱讲理”的恐惧，蔡宝林“讲起理来，不但理与别人不同，说话也绕”，“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件事十条理”，不管什么原因，不管什么性质，都能最终将老裴生生压抑困顿其中，以至于一怒想去杀人。

惟其“不过心”的语言话语制造的生存牢笼是那样牢不可破，“说得着”或“过心”的话便成了照亮民间悲怆生存处境的一缕难能的星光，如牛爱国和章楚红那样：

“牛爱国与谁都不能说的话，与章楚红都能说。与别人在一起想不起的话，与章楚红在一起都能想起。……两人说高兴的事，也说不高兴的事。与别人说话，高兴的事说得高兴，不高兴的事说得败兴；但牛爱国与章楚红在一起，不高兴的事，也能说得高兴”。

03

心灵沟通：最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对孤独的民间个体来说，既然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心灵的沟通带给人更深刻的愉悦，那么它在小说中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压倒一切的最高价值，并使得民间为追求这一目标而不惜赴汤蹈火。

于是乎，杨百顺因为丢失能说得上话的5岁的养女巧玲而不惜背井离乡、吴香香与老高的婚内出轨乃至私奔、庞丽娜和小蒋的婚内出轨以及和姐夫老尚的私奔等等都被超越了一切世俗的道德标准，罩上一层动人的色彩。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里曾言：“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既所有人都具有动物性本能以及在此基础上进化出的更高精神需求。

但在我们以往文学史的民间呈现中，民间人们多被处理为“圆颅方趾”、只沉溺于本能需求的另类，包括连鲁迅那样伟大的作家所塑造的阿Q、祥林嫂等民间人物形象身上都难以免俗。

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对民间人物精神孤独处境的关注和发掘，正是把民间底层的人们真正放到“人”的坐标上去思考，是对“五四”新文学以来“人的文学”主题的深化。但这里也有需要作家自己思考的问题：抛开了政治、经济、阶层、体制等现实因素对人的精神生成的决定性影响，单单凸显他们追求沟通的精神需求，是不是有些过于浪漫化呢？

事实上，小说里的芸芸众生对“说得着”或“过心”人生境界的追求，传递给我们更多的恐怕不是感动，而是迷惘和悲怆。

且不说这里“说的着”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一种浅层次的将就，本身就难以有多深刻的内容，如杨百顺和5岁的养女巧玲之间的你一句我一句，多带有彼此生命阅历严重不对称情况下的抱团取暖各取所需的特点，无法涉及到多少灵魂深处的复杂性；就是真的水乳交融的“说得着”，本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时都可以转化为“说不着”，如二十四岁的章楚拼着家里所有人的反对嫁给了五十二岁的李昆，其原因是一个“说得着”，然而结果却是“短短两年过去，两人就说不到一起，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不仅要问：这种不可琢磨的“说得着”，真的能彻底舒缓民间孤独之极的精神困境吗 ？小说中对它的过于推崇，会不会是在引导民间以飞蛾扑火的精神追逐一块新画饼呢？当然，这也给我们作家们的时代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思考。

（文/董丽萍，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