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人写诗为何会被视为不务正业（浅论明朝文人戒诗的现象）
诗这种文学体裁，是古代文人用来表达丰富情感，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
先秦时代，就已经能够看到诗歌的雏形了。一直以来都被古代文人所喜爱、所依赖。可到了明代，文人创作诗歌的热情没有增加的趋势，反而有所下降。甚至曾存在过戒诗的文学现象。这种奇怪的现象，表现得相当突出，不仅仅存在于菜鸟级的文人，有着多年创作经验的老手也会突然中止诗歌创作。
一、国家层面：明代独尊程朱理学，实施了以经术造士的政策，为文人洗脑，要求戒诗
当时的程朱理学上升到官方独尊的地位。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朱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大力推行儒学，独尊程朱理学。明代的统治者，不仅仅将崇儒重道作为一个国家基本的文化，还将朝廷命官作为这种文化的笃信者、传播者。
所以，明代统治者着力实施了以经术造士的政策。对于想要入士的人来说，与统治者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是最基本的门槛，也是自己的价值追求所在。明代文人纷纷被统治者洗脑，在思想上受到了皇权的毒害和钳制，少了以诗表达思想的欲望。
二、科举考试制度设计层面：明代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内容转为“不唯诗，尚八股文”，文人看着风向转变
科举考试内容的转变，是明代文人戒诗的重要原因之一。古代文人多想通过读书而获取功名。科举制度考试，是古代选拔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所以说，科举制度导向，是文人求学的风向标。
唐朝的科举制度考试中，将赋诗的能力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所以唐诗在中国诗歌历史中能独领风骚一代。
宋朝的时候，科举考试已经不再是唯诗论了，已经衍生出经义、策论另外两个方向，故当时有诗赋、经义、策论三种不同的形式。虽然当时也流行着作文害道的观点，文人戒诗的苗头展露，但历史上的宋诗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元代，科举考试曾被抛弃过，当时文人的创作重心也曾转向戏曲上。诗在元代并不流行。
明代，科举考试内容形成了固定的框架，以八卦文为主要考核内容。考试大纲也逐渐固化下来，主要以四书和《易》、《书》、《诗》、《春秋》、《礼记》为主。
试题中涉及的八股文有着固定的格式和风格，和自由发挥的诗相比，表现形式显得比较僵化。八股文看重的是考生的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能力，而不是诗里表达出的形象思维。明代选拔人，要求逢进必考。明代的民众人数增加，但是官职没有相应增加，所以通过考试为官的道路变得更加难走，导致了前赴后继的文人们，不得不苦苦钻研八股文。
在考试进阶的路途中，每一次的晋升考，都离不开八股文的考试，所以读书人都把心思放在了四书注解上，读诗反而会被看作是在读闲书，浪费时间。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名著名学者名叫宋懋澄，他在回忆自己读书经历的《悔读古书记》中曾提到，他们家里藏有各种古诗籍，但家里人为了让他专心备考，不分散精力，把家中的藏书悉数收藏起来。当时全家皆兵，就连家中仆人也参与监督工作，一旦发现他阅读与科举考试无关的书籍，立即训诫和没收。
用科举考试制度，能使明代文人就范。在科举考试的导向下，当时的文人为了在功名和文学爱好之间寻求平衡，文人弃诗自然成为了那个时间段的无奈之举、明智之举。尤其是对于以求取功名为主要目的的文人而言，风向变了，自然会跟着风向一起转变文风。
三、国家强制执行层面：明代文人为了免受牢狱之灾，不得不戒诗
统治者除了正面的洗脑动作外，为了让国家权威不可挑战，对于敢于挑战皇权的人施以严惩，以儆效尤。明代当时的文字狱，和诗有着莫大的联系，甚至会因诗为名迫害文人，这也是明代文人戒诗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中，记载到，明嘉靖年间，一代忠臣杨爵，早年曾有感而发，写下了《山西行》等忧国忧民的诗歌，诗中对当时民众的苦难及背后的统治者问题直言不讳。后来因为这些事，明世宗朱厚熜对杨爵愤怒不已，直接将杨爵关进监狱。
七年的牢狱之灾，让杨爵多次险些惨死于监狱内。杨爵受了牢狱之灾，在给家人的家书中，表达意思变得谨小慎微，并告诉家人“自己不会再作诗了”。当时文臣所作的诗，很容易不别用心思的敌手，拿来说事。所以文人们为了自己和家族的一世太平，不得不夹紧尾巴做人，在官场上言行举止都如履薄冰，放弃了寄情于诗的排遣心中苦闷的方式。
当时的文人为了在那个时代，更好地生存下去，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文学爱好。毕竟和丢性命的大事相比，文学嗜好也变得不值得一提。
四、社会风尚层面：明代文人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对时文趋之若鹜，作诗变得可有可无
明代的社会风尚，不流行以诗抒情达意，流行时文。研习八股文不仅是通向仕途的正轨，也是文人界的“网红”。赋诗在当时是被看作玩物尚志的行为。在日常涉猎领域中，自然更倾向于时文，古文诗歌变得不登大雅之堂的读物了。前辈在训诫后辈晚生时，都会毫不避讳地说，赋诗是会影响个人发展的，钻研八股文才是人间正道。
五、明代文人健康自省方面：将养生提上议事日程，作诗伤身伤神，内心想要戒诗
文人的精神追求有所改变，不把诗作为重要的精神寄托，反而更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所以对于劳心伤神的作诗这事，不感兴趣了。好事并不是信口开河就能做成的，大多需要耗神耗力。古代文人在诗创作上的工匠精神，是可圈可点的。
文坛大家白居易，创作诗时，也不是一件易事。白居易为了写诗，也是受过口舌生疮之苦的，也尝到了人未老牙齿和头发先老的艰辛。创作既需要灵感，写诗也需要苦思冥想，整天殚精竭虑的状态，确实是对人的元气是有损伤的。
对于崇尚养生之道的明代人，自然不喜作诗了。明人做的《四箴诗》中，有这么一段话用于阐述戒诗的缘由，昔日作诗凭借着性情，但也需要参考古籍，作诗的过程对于意念是一种折磨，感到思虑枯竭，五脏俱焚，短发也长不长，人干瘦如只蚊子了。
当时的文人，从作诗引发的亚健康角度出发，内心对于作诗产生了排斥的情绪和想法，戒诗是他们解放自我的选择。
六、明代名人诗创作反思方面：不认同写诗要遵循的规矩，不屑于作诗
明代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追求随性，不想受到诗的框架束缚，所以不屑于作诗。诗兴盛以后，规范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讲究格律，作诗很费时间。连文坛大师，也不屑作诗。
明代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李东阳和有着蒙泉先生称号的岳正一段对话中，曾提及到关于明代名人不屑作诗的缘由所在。李东阳《麓堂对话》中是这么记录两人谈话的，蒙泉先生才高八斗，文章可以俯视整个世界，为何独独不屑于作诗？蒙泉却说，诗既要平仄，又要讲究对仗，哪里有这么多功夫研究。其实蒙泉先生的《公子行》、《短短床》，都很有古调风味。
当时的文坛大将，对于诗的要求、标准，并不认同，觉得大师们没有必要拘泥于小节，作品整体的气势更为关键。他们并没有摒弃诗中豪放、洒脱的文风，而是对诗的格律这类的规矩弃之如敝履。
结语
明代文人对诗的创作表现为沉默，与当时时代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统治阶层为了维护皇权的权威，对为官的文人们进行大肆洗脑。对于被洗脑的文人们，为了自己的前途，在科举考试的指挥棒下，逐渐抛弃了诗这种文学体裁，转为钻研八股文。也有些为官文人，为了免受牢狱之灾，不得不低头屈服，不得不戒诗，甘愿做专制主义的奴才。
明代文人对诗的创作表现为沉默，也与对诗创作过程、追逐本质的反思有着莫大的联系。明代文人觉得作诗，从健康的角度上，费心、费力、费神，不利于人养生健康。从压抑思想的角度看，与其遵循诗所要求的格律规则，不如解放自我，追求诗中的精华，摒弃诗的糟粕。豪迈、明朗的诗风是诗的精髓，规规矩矩的行文是创作中可有可无的鸡肋，当弃置。久而久之，明代文坛大家们创作的作品，古风、古调在，还继承着“诗言志”的传统，但形式上勇于创新，不能称为诗了。
文/扒拉文史
参考文献
《悔读古书记》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
《四箴诗》
《麓堂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