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高僧朱士行 去寻求梵文原（开启中国佛教徒取西经的先河）

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国派来了一位使臣，他就是有史料记载的来中国的第一个佛教徒伊存。伊存到长安后在一群博士弟子中宣传佛经，一个名叫景卢的非常信服他讲的佛学道理，遂皈依了佛门，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个佛教信徒。自此，佛教开始在中国流传，伴随而起的是中外佛教徒交相来往、传教取经，构成以后数百年中国与印度和西域诸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佛教源于天竺，其创始人释迦牟尼大约与中国的孔子同一时代。天竺佛教内部派别林立，各派之间辩论斗争相当激烈，依照他们的惯例，辩论失败的人必须骑在驴背上，用粪便水浇顶，而后去当奴隶。

阿育王时开始派遣僧人四出传教，最早受其影响的是西域一些国家。大月氏在葱岭以西，南接天竺，佛教首先经由大月氏传入中国与此有直接关系。汉代称西域诸国为胡，西域僧人及后来的天竺僧人也自然地被称作“胡僧”。天竺僧人中第一个来中国的是摄摩腾。他东来的起因竟是皇帝的一场梦——东汉明帝永平七年一天夜里，明帝梦见一个金人从空中飞来，次日召群臣解梦。有位大臣奏道：“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明帝信以为然，便派了两位使臣去西方寻访。使臣到了中天竺遇见摄摩腾，将他接到中国，明帝优礼相待，在洛阳城西为他建了一座寺院（白马寺）。但当时佛教传播未久，他的到来没有发生很大影响。

到了汉桓帝时，佛教已相当流行，桓帝本人也成了信徒，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位信仰佛法的皇帝。桓帝、灵帝时，西域两位高僧安世高、支酸来到洛阳，开始用汉文翻译佛经，佛教的传播又进了一步。十六国时期，佛教盛行，二位外来僧人在其间起了很大作用。一位是西域高僧佛图澄，于西晋末年来到洛阳。他精通佛学，又擅长方术，自称能见千里之外的事物，善卜吉凶。后赵的两位皇帝石勒、石虎很崇信佛图澄，在北中国建造了将近900座寺院，大江南北，以至西域、天竺的一些僧人都前来受学。另一位是鸠摩罗什，他出生于西域龟兹国，父亲是天竺人，母亲是龟兹人。

他7岁出家，先学小乘，后学大乘，成为精通大小乘学的著名高僧。前秦建元十九年秦王待坚派大将军吕光侵伐龟兹，行前特地嘱咐：“龟兹有位叫鸠摩罗什的人，是那里的佛学宗师，一旦占领龟兹，你马上派人把他送来。”吕光破龟兹，取罗什，率军东归途中，得知坚已被人杀死，他便在凉州称王。鸠摩罗什因此也滞留凉州十六七年。在此期间，他熟练掌握了汉语。公元401年，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后秦皇帝姚兴以“国师之礼”接待他，请他翻译佛经。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十几年并在中国佛教史上有深远影响的译经事业。

他翻译佛经规模宏大、隆重，800多名有学问的僧人一边跟他学习，一边帮助他译经，甚至皇帝也亲自过问。他对译文要求非常严格，新旧版对照，常常是一句话都要考校再三。他曾经说：“如果我译出的佛经能够不失大意，我死后火化时舌头就不会毁坏。”他还改直译为意译。所以他译出的佛经，在内容和技巧上都是高质量的，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纪元。他的名字也同玄类、真谛、不空一起，被尊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他的译文更合于汉语习惯，所以也就更便于传播，对佛教的流传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北朝时期两位著名的天竺僧人佛陀禅师和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对佛教的流传发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佛教徒第一个西行取经的是朱士行。他是三国时代魏国人，出生于颍川。他先是受戒出家也是有史记载的中国士大夫中出家为僧的第一人，而后研究佛教经典。他在洛阳讲解《道行般若经》时，总觉得译文中没有把道理说透彻，便决心到国外去寻求梵文原本。魏甘露五年，他由长安出发西行，最后到了西域的于闽国。他在于闽觅得了般若经梵本90章。西晋武帝太康三年，朱士行派遣随行弟子弗如檀等10人，送梵本经书回洛阳，正准备出发，于闽国王突然下令禁止他们携经本出境。

朱士行对国王说：“如果经书该当东传，则放在火中就不会燃烧。”随即把经书投入火，果真不燃。“投火不燃”当然是传说，不过送经书回洛阳确实经过了一番周折。他的弟子们把梵本带回洛阳后，译成《放光般若经》。朱士行本人一直留在于闽，最后死在那里。朱士行西行的成就虽然不能同后来的法显、玄类相比，他所到的地方也未出现今中国的国界，但他开了中国佛教徒西行取经的先河，自他以后到隋唐之前，西行取经的人不可胜数，在历史上留下记载的就达1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