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的风筝情缘（上）

潍坊是世界著名的“风筝都”。从1984年4月开始，一年一度的潍坊国际风筝会，吸引了全球各地的风筝爱好者，以及喜欢这座城市的四海宾朋，这其中不乏文学艺术界的大师、名宿或翘楚。他们来潍坊观摩、游览，在欣赏风筝艺术的同时，还与当地同行们交流、结谊，面对面进行指导。毫无疑问，这对潍坊文艺工作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风筝就是一条友情的丝线，它把潍坊人和海内外朋友的心连在了一起。

本期作者长期在潍坊市文联工作，以风筝为媒介结识了许多享誉全国文坛的作家和学者，和他们发生了许多有趣而意义非凡的故事。那一件件温暖的往事，一个个美丽的镜头，犹似“龙头蜈蚣”上的一张张画片，永远闪亮在碧空，并珍藏于历史的画卷里。

风筝牵线邀名家 峻青难忘昌潍情

1986年,峻青(前排右五)与潍坊一中“春寒”文学社学生合影。

1985年,冯德英(左二)和周达宝(右一)来潍坊参加风筝会。

作者陪峻青先生重游故地。

笔者从1984年初夏参与筹建潍坊市文联,到现在已有36年。回过头看看,发现跟风筝很有些“缘分”。此话包含了三重涵义:一、“潍坊风筝会”使笔者认识了许多文艺界名人；二、笔者从潍坊取材创作了一部与风筝有关的电影剧本；三、创办并主编了一本名叫《风筝都》的文学杂志。

峻青的故乡是海阳,但按他的说法,“昌潍(潍坊)是我成长的故乡”。笔者与峻青有着35年的友谊,深切感受到他与潍坊人民的血肉深情。

抓住风筝会机遇 邀请名家论文学

提起风筝,都知道那是潍坊的“特产”,或者说“名片”。一年一度的风筝会,总是宾朋云集,纸鸢蔽天。每到这时候,潍坊市文联就要邀请国内外文化界的名流、大家,来潍交流、讲学、办展览,借以繁荣我市的文艺事业。

1985年仲春,“第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在即。彼时潍坊市文联刚刚筹建,办公室尚未解决,做为文联副主席的我和另一位副主席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我们邀请了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审周达宝,来潍坊参加盛会。我在陪同他们观赏风筝表演和出席晚会的间隙,还组织了潍坊市区部分作家到宾馆拜访,当面向他们请教文学创作的问题。

这期间潍城区文艺创作室的朋友与我沟通,说区委从上海邀请了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以及北京作家韩少华、郑万隆、韩霭丽等人。我觉得良机难得,必须抓住。于是由潍坊市文联和潍城区委联合,分别于4月3日、4日上午,借用市委党校的小礼堂,举办了一次针对全市重点作者的文学讲座。

3日上午第一个讲课的是任溶溶。他先从本届潍坊风筝会上的一只设计新颖的荷兰风筝说起,讲到眼界需要开阔,中西文化需要碰撞和交融。从屠格涅夫讲到巴尔扎克,再讲到川端康成……论述了种种外国文学流派之后,又讲了中国文学。最后以一句“登泰山而小天下”结束了精彩的演讲。

然后是郑万隆讲小说,韩少华讲散文。当时文坛刚刚兴起一股“寻根”热,而郑万隆正是这股热潮的发动者之一。他跟任溶溶一样,也是先讲作家的“眼界”,从怎样跟世界文学对话入题,启发人们思考如何变革小说观念,进而强调了“作家独特性”的问题。

我记得郑万隆4月3日讲过之后,听众反映说“不过瘾”,4日上午又进行了“补讲”。这次他虽然也涉及到大家关心的“小说写法”,但重点还是讲“思想”和“境界”,敦促大家多多读书,充实知识。他特别提到《万历十五年》《大趋势》《二十二条军规》,以及托斯陀耶夫斯基和舒克申的小说。我估计潍坊的作家大都跟我一样,在读书上用的功夫不够,这应该是影响自己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吧。

峻青受邀来潍坊 游览云门山病发

1986年的“风筝会”,潍坊文联邀请的贵宾是时任《文学报》主编的著名作家峻青(原名孙俊卿)、北京《民间文学》副主编华积庆、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谭朝阳和李培先。文联与《民间文学》对接的是业务干部陈作诗,作家穆陶则与珠影几位先生交谈电影文学剧本方面的问题。

在此之前,还邀请了《当代》杂志的副主编汪兆骞先生。他对潍坊作家多有提携,选用过陈炳熙的《夜歌》等小说。因为陈炳熙牵线,我和他也有了交往。汪兆骞来潍后,文联召集市里的重点小说作者,借用老干局会议室举办了一场讲座。汪先生与作者们面对面进行了辅导,我自觉受益匪浅。

说到峻青,于我亦师亦友。1982年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奖品时曾到他家拜访,后一直有书信联系。这届风筝会按照市政府安排,文艺界来宾统一住在青州宾馆。峻青是3月29日下午乘火车到达青州的。当日中午,我驱车由潍赴青接站。记得那天微雨,空气憋闷。我知道峻青患有心脏病,这种天气对他来说肯定不太舒服……但他看上去红光满面,情绪很是高涨,心想肯定不会有事的；岂料“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他在游览云门山的时候突然发病了!

关于这次发病的原因及救治过程,峻青在他的散文《云门山遇险》中曾有详尽描述。据他说,他由昌潍师专副校长许临星(系峻青老战友许剑波之子)和青州文化馆干部李凤琪陪同登云门山游玩,在欣赏桃花时,猛然间左后背一阵剧烈刺痛,接着全身瘫软,呼吸困难,胸部像压上了千斤重石。他知道是心脏病猝发,赶紧含下硝酸甘油。但没能缓解。在他半昏半醒的状态中,李凤琪飞身下山喊医生,而许临星则在旁守护……

其实峻青发病时我也在青州。那日早晨我陪峻青一起吃饭,饭后想返回潍坊办理风筝会门票的事,不想尚未离开宾馆,从山上传来了峻青发病的消息。我赶到山上时,来自淄博的四个游山学生已将峻青抬上了停在山下的救护车。于是,我随大伙一起来到益都中心医院,向医生护士交代了一番,又打电话叫来文联的李万信,让他在病房里陪床照顾,然后急如星火地返回了潍坊。

峻青的身体恢复得很快。第二天,我陪潍坊市委一位领导到青州探望时,他已出院。市领导考虑到他在青州住宿多有不便,当天便让他搬到潍坊,住进樱桃园宾馆。

多位老友重相会 情到深处皆唏嘘

峻青在潍期间,参与了风筝会办公室统一组织的多项活动。此外我陪他参观了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十笏园和化工厂,还给潍坊一中“春寒”文学社题词,并与小社员们合影留念。鉴于日程太紧,访友和会客一般都安排到了晚上。据我所知,他会见了四十多年前一起浴血战斗过的几位老战友,其中有担任过昌南县委书记的魏惜珍、孙一民,当年的武工队长、号称“潍城外围十八只虎”的“头虎”丁子仁等。峻青后来在《风筝故乡情》中回忆魏惜珍:“以将近古稀的高龄,风尘仆仆地陪我一起去安丘县参观访问……”那日的安丘之行,我和峻青、魏惜珍在同一辆车上。两位革命老人一路畅谈叙旧,激情迸发,忆及牺牲的战友,则涕泗交流,说不出话。

到樱桃园看望峻青的,还有一位论情谊不逊于老战友的老朋友,他叫李守正。记得峻青以前跟我说过:“1953年夏天,我从上海回到昌潍,补充长篇小说的材料,住在昌邑县的广刘村。那天下河游泳,不慎被卷入漩涡,眼看就要有灭顶之灾,多亏李守正闻讯赶到,劈波斩浪游到我面前,把我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

关于“李守正潍河救峻青”的故事,在昌潍地区早就脍炙人口。然而鲜有人知道,此后“文革”中峻青被打成“反革命”,在秦城蹲监牢,李守正关心他的安全,曾三番五次到上海、北京打听他的下落。这次李守正来访,给他带来了两包小米。这使峻青又“闻”到了当年在老房东家里喝小米粥的滋味。正像他在散文里写的:“昌潍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小米,熬出粥来粘乎乎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喷香扑鼻,吃起来比什么都可口……”

寿北海滩寻旧迹 心潮逐浪忆海啸

峻青再次踏上潍坊大地,是在1993年6月9日。他是偕夫人于康从莱西过来的。行李不多,却有一大包药物和一只氧气袋。想到他年逾七旬,又有心脏病,从起居方便出发,潍坊市文联为之安排了相对僻静些的东郊宾馆的一座小楼。当日下午,我请来潍坊市人民医院一位心脑血管内科专家(他同时也是小说作家),为峻青诊视并提供一些疗养方面的建议。

这次峻青来潍,既无风筝会式的社会活动,也无研讨会之类的文事,“任务”就是休憩游玩,所以我们遵市委领导之命,对外“封锁消息”。大约一周之后,峻青向我透露了一个夙愿,说想去寿光北部海滩,也就是他那部长篇小说《海啸》的故事发生地看看。于是6月18日上午,我陪他和于康大姐抵达寿光,受到了寿光市委、政府的热情接待。翌日早饭之后,我们就驱车前往羊口镇参观去了。

羊口也叫羊角沟,那儿有广袤的盐碱滩和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小清河码头周围及向西向北延伸的大片区域,20世纪40年代曾燃过战争的烽火,那时峻青曾随军来此驻扎,做战地采访。他满怀感情地回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2年,我昌潍根据地遭到一场特大天灾及海啸的侵袭。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也演绎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他30年前就着手创作一部反映这场斗争的小说,呕心沥血写出的十几万字初稿,在“动乱”中被“抄家”而丢失。改革开放后,他焕发青春重写,一年后《海啸》脱稿出版,后来又拍成了电视连续剧……然而历史如烟,物是人非,当年荒凉的滩涂现在矗立起了栉比鳞次的楼房,大马力的渔船替代了摇橹的舢板,峻青为此感慨万端。

峻青那天还悄悄告诉我:“当年不仅我来过这里,连于康也来过……”原来45年前,峻青的部队在此驻扎,他和时任军医的于康刚刚结婚,此地的芦苇、窝棚见证了他们的“蜜月”生活。后来他写过一首七律《送于康赴淮海前线》,再后来峻青将此诗抄录赠我,并于诗后题跋:“一九四八年春,余与新婚妻子于康奉命随军南下,一路涉海滩,登太行,渡黄河,入中原,十月到达禹县。淮海大战开始,时为军医之于康,奉调急赴前线。此诗即于县郊送别之时所作。今以此拙诗书奉钟亮乡弟双政。”诗中所说的海滩,应该包括寿光北部。

那日峻青夫妇参观了羊口码头和镇上一家仿古铜工艺厂,工艺厂赠送峻青两件仿古铜镜。他过意不去,即索笔墨作书画回赠。第二天,我和寿光市的有关领导陪峻青来到某农工商总公司,该公司举行隆重仪式,聘峻青为名誉总经理。峻青发表了简短而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当场献出一幅由他亲笔绘制的八尺巨幅国画。画面上百花盛开,春意盎然,表达了他对公司事业的祝福。期间他还接受了山东电视台以及当地媒体的采访,接见了一批又一批慕名拜访的文学爱好者。

21日上午,峻青又回到潍坊。因疲劳心脏不适,干脆住进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而这也意味着他第二次潍坊之行该结束了。7月4日,我和附院一位医生陪峻青夫妇前往招远。上车后峻青一直眯目休息很少说话,但车过昌邑潍河大桥的那一刻,他却突然睁大眼睛,将脸贴上车窗向外张望,同时喃喃地说:“啊!昌邑?这是昌邑?当年我在昌邑住过的呀……”

峻青又回广刘村 潍河滔滔是乡情

2005年4月末,83岁的峻青受到潍坊学院和昌邑市政府的“双重”邀请(潍坊学院邀请其出席“潍坊名人馆”开馆仪式,昌邑市授予其“荣誉市民”称号),又一次踏上潍坊这块热土。

峻青与老伴于康是乘飞机到潍坊的。潍坊学院很注意保密,即便我是峻青的至交,也被封锁消息。但4月28日下午,峻青直接给我打电话了。他解释说:“我既然来了,不让钟亮知道是不行的,后来他们也同意了。”我赶紧赶往宾馆,首先看到的是于大姐,她戴着墨镜,我觉得不太对劲。一问,原来因糖尿病严重,她已经失明了。她握着我的手,凄然笑道:“老孙现在就是我的拐棍,他怕把我扔在上海不行,所以一起来了。”又说:“潍坊学院的大夫护士很好,可我觉得跟你更实在些,给我到外面买个小塑料凳吧,我洗浴时扶着安全……”我听了心头一阵发酸,几乎掉下泪来。

峻青夫妇在潍坊住了3天。潍坊学院的活动结束后,昌邑市委来车,把他们接了过去。5月10日我和潍坊市文联的几位同志到昌邑宾馆看望,从而了解到:老人家一踏上广刘村,便被浓浓的乡情所包围。他不管走到哪里,当地的老百姓都是敲锣打鼓,扭秧歌放鞭炮,以隆重的礼节来欢迎这位人民的作家。峻青激情难抑,老泪纵横。一连数日,他走访了当年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拜会了曾经共事相处过的老朋友。当他走向潍河面对滔滔流水时,刹那间《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等作品里的情景又在眼前浮现。这条河使峻青感到骄傲,而他的心灵也受到潍水的洗涤。事实上昌邑人民在提到潍河时,总要把它和一部书一个人联系在一起,那就是《黎明的河边》和它的作者峻青。如今在昌邑市区潍河湿地公园,建有以峻青名字命名的广场,广场的主体石雕则是翻开来的那本《黎明的河边》,这其实就是人民授予峻青“昌潍大地之子”的硕大而不朽的荣誉勋章。昌邑市还把峻青当年住过的广刘村的大道命名为“峻青大道”；把峻青创作《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时的“故居”(广刘村的果园小屋)加以修缮,扩建为“峻青文学艺术馆”,继之定为“红色教育基地”。

不久前,笔者来到广刘村参观,在“峻青文学艺术馆”里缅怀这位人民作家辉煌的人生。忽然想起某年除夕,峻青曾为我画了一幅《红烛图》。我意识到,峻青其实就是一支红烛,“红”是生命的底色(上海市作协纪念峻青创作70周年座谈会,《文学报》报道的题目即是《他的生命底色是红色》),“烛”则意味着燃烧、发光,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照亮周围的世界。

“同心笔会”屠岸展风范

1987年,作者韩钟亮(右一)与屠岸(右四)、邹荻帆(右五)等在潍坊柴油机厂合影。

1993年,屠岸先生寄给作者韩钟亮的诗。

1987年的风筝会上,笔者结识了著名诗人、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屠岸先生。他在1993年寄来一首专为潍坊风筝所写的诗,这首诗感动着笔者,温暖着笔者,使笔者时时想起33年前风筝会期间,与屠岸、邹荻帆等文坛大师相聚“同心笔会”时的情景……

放飞风筝抒豪情 屠岸纵笔书楹联

在我印象之中,1987年的第四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最为精彩,也特别值得怀念。在此期间,有我参与策划,山东省散文协会和潍坊市文联举办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同心笔会”。笔会五十多人,规模不小,33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我仍然有点自豪。彼时潍坊接待能力有限,好在我当年搞了个“作家与企业家联谊会”,会长是潍坊柴油机厂的厂长,我是常务副会长,于是请他帮忙,在潍柴招待所安排了全部客人包括工作人员的食宿,另外潍柴还提供了活动期间的大小车辆。

参与筹备这次笔会的是《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李存葆和山东省散文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光明。与会者有屠岸、邹荻帆、石英、马瑞芳、许评、吕曰生等文坛名流、散文大家以及《收获》《当代》《华人世界》《青年文学》《散文选刊》等杂志和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

按照预先拟定的议程,与会者4月1日上午出席了潍坊国际风筝会的开幕式,观赏国内歌星名伶的献艺以及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特色风筝表演。“同心笔会”4月1日下午才正式开始。说是“笔会”,其实只是座谈。座谈会总共举办了两场,由山东散文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博导马瑞芳女士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屠岸、《诗刊》主编邹荻帆、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石英以及李存葆等先后作了精彩发言。

会议期间,客人们还去渤海滩参与万众风筝放飞活动,在市体育场观赏了盛大的焰火晚会,并参观了潍柴厂区,游览了十笏园、杨家埠、风筝博物馆等著名景点。我提议,李存葆、王光明等出面,烦请屠岸为赞助方潍柴撰书了一副楹联,邹荻帆则创作了一首《风筝节的致意》。

胜迹美景醉大师 依依难舍风筝情

在参与“同心笔会”的作家、学者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屠岸先生。先生身躯伟岸,气质儒雅,虽系扬名海内的诗人和翻译家,却并无令人不可向迩的架势。刚见面不久,他即拿出山西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萱荫阁诗抄》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赠我,使我于惊喜之外又深感惶恐。

4月4日“同心笔会”结束,与会者大都踏上了归途,屠岸先生却意犹未尽。我遂建议他到潍坊周边人文遗存比较丰富的地方转转。于是我们驱车首先到达青州,游览遐迩闻名的云门山。我不揣浅陋自充导游,在巨大的“寿”字下面讲述了明衡王府的历史掌故,以及《醒世恒言》之《李道人独步云门》卷关于“云门”的有趣故事。屠公听得津津有味,且不时掏出小本子记些什么。我发现他似乎不太关心身边的优美景致,更关注人文遗存。我告诉屠公,当年“醉翁”欧阳修遭贬,在青州做知州,曾有诗曰:“偷得青州半日闲,四时终日对潺湲。须知我是爱山者,无一诗中不说山。”屠公听罢拊掌称妙,又掏出小本子记下。

这一夜我们在青州宾馆住下。5日上午,又游览了范仲淹遗留的“范公井”,参观了青州博物馆所藏的明赵秉忠状元卷等珍贵文物。由于行程紧张,只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此后来到临朐县,在宣传部林副部长和老作家郝湘榛等陪同下,赶往山旺村,参观“稀世珍宝”古生物化石。那天天不作美,下着淅沥小雨,到达下一个参观点诸城时已是入夜时分。

4月6日上午,我陪屠岸先生参观诸城市博物馆,观赏了“压馆之宝”鹰首提梁壶和苏轼用过的“半潭秋月”砚洗以及刘墉的几件墨宝。当日下午又到安丘市文化馆参观汉孙嵩墓。考虑到屠岸年事较高,墓室内空气也不流通,我原打算让他站站就走,可老夫子偏要细看,在墓里站了几乎一个上午。从那些圆雕、透雕或浮雕的石头上,他不仅看出了反映墓主车马出行、拜谒、乐舞百戏、渔猎等生动活泼的生活场景,且还能描述出涉及雷公、风伯、青龙、白虎等比较抽象的艺术形象。我倍感无聊时,听他低声喊了一句:“你看,这就是羿射九日!”其实在那片“乱糟糟”的石刻上,一般人压根看不出羿射九日的意思,然而我相信屠公的眼力。因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知不觉屠公在潍坊已待了8天。4月8日9时许,我送他去郊区机场。目送那架风筝似的飞机在天空拐了一个U形,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潍坊。

风筝丝线连友谊 留得墨宝长相思

1989年春节之前,当我编辑《风筝》文艺特刊的时候,又想起屠公,遂写信向他求稿。大概两周之后收到了他的回函,函中还夹着几页诗稿。那是屠公的一首咏风筝的新作,诗题为《断线》,其立意不凡,与我所见到的许多“风筝诗”相比真是别出机杼:

一只巨大的蝴蝶/跌在一丛树枝上/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四只翅膀消蚀了/只剩下一个框架/它曾经野心勃勃地/向更高更高的天空飞翔/要把绚烂的翅膀/同璀璨的朝霞斗艳/要在碧蓝的晴空/永远刻下五彩缤纷的映象/它祈求一朵白云摄去/它那万花筒般的图案/把斑斓的形相/带到银河系去展示/然而如今它的躯壳消蚀了/那框架不久也将枯槁/甚至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可是人们记得/它挣扎着向上飞跃的时候/挣断了那根唯一的线/使它永远脱离了/天真的孩子的手/也永远脱离了/使它变得美丽辉煌的/人间大地

1993年春,潍坊又是“纸花如雪满天飞”的景象。我发信再次邀屠公来潍游玩。然而屠公太忙,回信婉谢。不过随信寄来一片宣纸,上面是他的墨宝——

晴春高宇惠风吹,

万国鸢鹰海畔飞。

鳞羽髯鬓齐斗胜,

朝阳相映更增辉。

西安约稿贾平凹路遥

1991年春,作者在西安市传染病医院某医务人员的宿舍拜访贾平凹(左)。

1991年,路遥(左)在自家阳台上和作者韩钟亮合影。

陈忠实、路遥、贾平凹是当年陕西文学界的“三驾马车”,也是中国当代文坛耀眼的三颗巨星。笔者崇敬他们,不单是因为他们文学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们高尚的人品。能与他们相识、相交,于笔者来说是一种幸运或者说是缘分。1991年,笔者第一次去西安拜访贾平凹时,他的中篇小说《废都》刚完成,因看到了他的手稿,得以跟他约稿而首发在《风筝都》上。第二次是求他给《风筝都》搞的一项征文活动题写刊头,贾平凹在写了“美食随笔”四字之后,又书“佛知我心”赠予笔者。

西安初访贾平凹 《废都》登上《风筝都》

1991年《风筝都》刚刚创刊时,我赴西安约稿,去拜访贾平凹先生。

4月12日上午,由西影文学部主任、著名作家王吉呈陪同,我们来到西安市委宿舍院一栋红砖旧楼里,门上贴有年画门神。王吉呈仗着与贾平凹是老朋友,一面大声吆喝“平凹(娃)、平凹(娃)”!一面擂鼓似的敲门。开门的是贾平凹先生的夫人韩俊芳。很热情地让座、沏茶,但却抱歉地说,平凹肝病又犯了,正在西安市传染病院治疗。

我浏览贾平凹的书房兼客室。记得东西两面都是直抵房顶的书架,书架有限的空档上摆些小型奇石,其中一块有贾平凹自题的“泰山石敢当”墨迹,据说是从泰山上捡回来的。我注意到靠南窗那张写字桌上有一红木镇纸,压着厚厚一沓稿纸。拿开镇纸一看,竟是一部中篇小说的手稿,题目是《废都》,估计三四万字。从文末落款来看,稿成才刚刚三天,简直就是“墨迹未干”!于是暗自庆幸: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我不会空手而回!

第二天上午,由西影高世杰导演陪同,我在传染病院见到了贾平凹。他个头不高,貌相谈不上英俊,但也绝非其自谦的“丑陋不堪”。近来他有点“上火”,牙疼得厉害,嘴角上起了疮,因而不太敢说话,笑的时候都要下意识地捂住腮帮。

那天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考虑到贾平凹先生的健康状况不便长时间打扰,我便递过去《风筝都》创刊号,表明了约稿之意。“昨天已经见到了您的《废都》手稿,真恨不得就装进兜里!”听到我如此说,贾平凹捂着腮帮笑了。他沉吟道:“我这可是为《人民文学》写的呢……”我急忙解释说:“《风筝都》是不公开发行的省刊号,因此不影响《废都》在其他大刊上发表,我们仅仅是早发而已。”我这么一说,他遂点头同意。

贾平凹先生果然遵守承诺。他是在收到《风筝都》1991年第2期样刊之后,才将《废都》手稿交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将它发表在1992年的第2期,是头题,不过题目改成了《遗石》,《废都》则成了他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如此“张冠李戴”,也是一段文坛“秘史”吧。

再次造访情谊厚 一幅墨宝道心声

1994年国庆节期间,我参加由延安、潍坊两地文联共同组织的“青年歌手大奖赛”,在延安与《延安文学》主编曹谷溪、副主编高建群等会晤。由延安返潍,在西安转车逗留时,我决定再见贾平凹一面。

然而要想找到他真不容易。那时他的长篇小说《废都》刚刚出版,社会上颇有争议,贾平凹的处境有点尴尬。偏这时候他与韩俊芳的关系又出现危机,听说他已被“赶”出了那栋红砖楼房,可很少有人晓得他躲到了哪里。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他的新居在西北大学,也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可多次拨打一直没人应答。直到10月5日,在离开西安的前夕,我再次拨打电话时,居然有了回音。贾平凹用典型的陕南口音在电话里向我解释:“老韩,其实我就在这屋里啊。我只是不愿接电话——谁的电话都不接!可这一回,不知怎么,就接了……”

第二天十点多,我约上潍坊日报社的高传安(我们访问延安的随团记者),如约到达西北大学找到了他的新居。这是一栋新建的楼房,居室大概是学校提供的,但面积比西安市委的那套要小些。

我浏览这套新房,见门侧供着一尊佛像,佛像旁边挂着贾平凹自书的条幅:佛知我心。抬头看沙发上方,悬挂着四尺宣的横幅水墨,仍是贾平凹手笔,画上似乎是一位古装侠客,其身后有一头尾随的野猪(抑或豢养的家猪)。题款为“独行”两个黑重大字,意思很耐琢磨。

在这幅国画下面我与平凹拍照留念,然后就求他给《风筝都》搞的一项征文活动题写刊头。找遍屋内,好歹在饭柜的上头发现了半张落满灰尘的宣纸。贾平凹取过宣纸,一分为二,先为《风筝都》题写了“美食随笔”四字,然后晓得我个人亦有所求,便用眼神征询意见。我一时想不出该写些什么,于是他挥毫写下“佛知我心”四个字,属于赠我的礼物了。这四字条幅后来挂在了我的书房。

两只风筝赠路遥 不意初晤成永诀

1991年赴西安,我其实最先拜访的是路遥。路遥的夫人林达,工作单位是西影文学部,而我当时就住在西影。

4月9日晚饭之后,我迳自来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大院,笃笃笃敲响了路遥的房门。敞开来的门缝中露出一张女士的脸,询问得知路遥不在家,我吃了闭门羹,这令我怏怏不乐。第二天早饭后我跟王吉呈谈及此事,他瞪起眼说:“咳,你咋不让我陪你去呢?”说着就要拨路遥家的电话。但突然又说:“不行,这家伙现在正在睡觉——我知道他的习惯。我们还是10点以后去吧。”

10点多,我在王吉呈陪同下,再次来到陕西省作协大院。王吉呈咚咚咚砸门,足足有10分钟不见应答。当我倍感失望就要离开的时候,门却突然开了。一个胖大汉子睡眼惺忪头发凌乱地扶门而立,朝王吉呈投来调皮的一笑,然后跟我笑呵呵地打招呼,很礼貌地把我们让进了他的书房。

我注意到,书房里迎门而立的是一排书架,基本上占满了整整一面墙壁。靠南窗有张很大的写字台,台面上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见稿纸或文房四宝之类。四面的墙壁也很干净,没有字画和古玩,只有房主自己的一幅约50厘米见方的黑白照片。干净,是这书房的特点。

我向路遥赠送了两只风筝和一本《风筝都》杂志,然后郑重地向他约稿,并邀请他到潍坊游玩。然而路遥很认真地说,他最近一直没写什么东西,而且马上就要回延安深入生活了。也许看出我失望的神色,他很抱歉地说:“等我从延安回来,有了新作,一定会寄给你的。”至于什么时候能到潍坊玩玩,路遥没有回答。他抱着膀子歪着头,憨憨地微笑着。我觉着他的样子十分可爱,于是按下了傻瓜照相机的快门……

我把相机交给王吉呈,想跟路遥合影。但屋里光线不行,我和路遥遂携手走向阳台。然而阳台很小,且放置了杂物,王吉呈就指挥我俩靠得近一点。随着咔嚓一声,我和这位伟大的人民作家的身影,便浓缩在小小的镜头上,并成为弥足珍贵的永恒的纪念。

从西安回来后,我眼巴巴盼着路遥的稿件。直到1992年底当我怀疑这陕北汉子“言而无信”的时候,忽从报端传来了路遥辞世的噩耗,我这才明白,路遥留给我们的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

白鹿原下拜访陈忠实

1991年,陈忠实为本文作者韩钟亮题的字。

1994年,本文作者韩钟亮拜访陈忠实(左)时的合影。

笔者两次赴西安拜访陈忠实,均受到了热情接待,特别是2001年的路边巧遇,让笔者觉得和他之间的缘分尤深。陈忠实为《风筝都》的题词“文学依然神圣”及为笔者的题字“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他的座右铭,这两句话也时时激励着笔者。

途经西安登门拜访 奋笔疾书赠字两幅

2016年陈忠实先生仙逝,噩耗传来,我久久凝视他题写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条幅,思絮飞扬,又回到了当年的情景。

1991年4月,我赴西安为《风筝都》约稿,见上了陕西文坛“三驾马车”的贾平凹、路遥,却独与陈忠实先生失之交臂——据说他为讨清静,离开作协大院,回白鹿原下祖居写作去了。1994年,潍坊、延安两市文联“结对子”,我随潍坊团队搞联谊活动途经西安,恰好转车逗留,便决定再去省作协大院碰碰运气。

找到作协办公室那栋绿荫掩映的平房,一问,陈主席正好在。我被请进他独用的房间。陈忠实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土”:白色衬衣蓝色裤子,款式和质地看上去都很平常,前额的皱纹则像一弯一弯的犁沟……总之怎么看都像是农村干部。但他习惯抽雪茄,这倒是农村看不到的。

我把随身携带的一本《风筝都》杂志递到他手里,顺便提到数日前,我在延安认识了曹谷溪、高建群、史小溪等文学同行,告诉他《风筝都》与《延安文学》建立了对口关系。我很直白地向他解释:“其实我们这刊物财政上一分钱都不拨,全靠编辑部自筹,说白了就是向企业拉赞助,你说这不是惨淡经营吗?”

没想到我这番“吐苦水”效果不错。他说他理解,现在干一件事情就是不容易,并答应给《风筝都》题词。说罢烟头一丢,找笔墨纸砚。

当宣纸抻平、笔头蘸饱墨汁时,他很礼貌地问我:“老韩你看写甚好哩?”我说:“您随便,写啥都好。”只见他稍作思考,然后臂和腕同时用力,写下了一行比拳头略大些的行书:“文学依然神圣。”这几个字结体饱满,笔锋健劲,功力不凡。写好这幅他接着为我再写一幅:“我以我血荐轩辕。”

26年后我仍然记得,他把那两幅字铺在地上,抱着膀子欣赏了片刻,然后冲我一笑说:“都说我这字好哩!给你说老韩,西安好多茶馆茶楼门匾都用平凹和我的字。我的字也值钱哩!”

“文学依然神圣”和“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两句话,其实是陈忠实先生的座右铭。他在多种场合表示过:“不以文学为神圣而乐在玩中的作家尽可以继续玩下去,还以文学为神圣的作家仍然在探索着艺术的新的途径。”这两句话我认为是应该刻到他墓碑上的。

村中问路遇老汉 不想正是陈忠实

2001年,我和高志辰等10位潍坊市作家共谋一项“文化工程”,即为某出版社撰写一套《中国著名帝王书系》。全书写毕,即将付梓,策划人刘侠将我和高志辰邀至北京,商议请熟悉的名人写序。我建议就近去请莫言,但又怕他太忙推脱,踌躇间高志辰提议何不请陈忠实?结果就变成了一书二序,即莫言和陈忠实各写一篇。然而陈忠实远在西安,如何联系?写信,怕时间来不及；打电话,不知道他的号码。干脆坐火车,马上就走!

我与高志辰、刘侠6月11日下午3时多到达陕西西安,坐出租车直奔陈忠实的老家东郊灞桥区的毛西乡那著名的蒋村。车子沿灞河行驶,大概经过了三座灞河桥,驶进一个村庄,司机说这一带他不熟,得打听一下。随后我和高志辰下了车,想找乡人问路。这时恰好有一老汉,手提垃圾袋,从大路南面的院门走出,低着头朝这边踱了过来。高志辰赶上去问:“大爷,这是不是陈忠实的村子?”“嗯?”那老汉抬起头,眼神很是诧异。也就在那一刹,我发现此人似曾相识……对,就是忠实先生!

“陈老师,你好!我是潍坊的韩钟亮啊!”

“咦?老韩!”

后来回味这一细节,我不禁感慨:这就叫缘分!

陈忠实牵着我的手,进入那栋因《白鹿原》而名声大噪的陈氏祖屋。我依稀记得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门口朝北,外墙皮贴了白色马赛克,小窗外加了防盗网。看得出这是在老屋基础上扩建的新屋,增加了约10平方米的面积,使他可以靠南墙摆一张写字桌,靠西墙竖两架书柜,再增加几把座椅接待访客。

我向他展示了带来的礼物,即山旺古生物化石,上有1800万年前的小鱼。我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他呵呵大笑道:“哎呀老韩,你看你也太客气了嘛!”欣赏了一会,问我来此何干。我说明来意之后,他有点儿困惑和犹豫:“我不是写历史小说的,对帝王也没甚研究,为甚找我写(序)呢?”对他的疑问我们早有准备,高志辰说:“陈老师是大家,再说西安出了那么多帝王,您哪能没研究啊?”我也赶紧向他解释:“您不一定当一般性的序言来写,单纯写写对皇帝的看法也行。总之随便写,长短都没关系,千字甚至七八百字都行!”陈忠实沉默了几分钟,忽然猛吸一口雪茄,重重地点了点头。

事情谈妥后,陈忠实请我们参观他的小院。我这时才发现天已傍晚,趁着光线尚可,赶紧拉他合影。当他邀请我们到近处一家饭馆吃羊肉泡馍时,我才如梦初醒,想起今天还有个任务没完成,那就是尚未到白鹿原上走走看看。我问他:“白鹿原在哪儿?”陈忠实说:“那不就是白鹿原嘛!”

白鹿原,陈忠实先生灵魂依附之所,它就在这栋老屋的东面,离此不过一箭之地。然而因为天色阴暗,我虽已来到它的跟前,却没感觉到它的存在。是大象无形?还是缘分不到?总之白鹿原对我来说,只能是神秘的梦了。

地下室里论皇帝 自称得洞地之福

在白鹿原下拜访陈忠实先生约3周后,我收到了他从西安寄来的邮件,内有一信一《序》。先生在信中说:

短序写成,不足千字,如若比您规定的七八百字多点而不好排版,您可酌情删削。

论述皇帝,我有点惶恐。及至写成,仍不放心,念给一位作家朋友,以为不错,可以壮胆给您寄上了。

西安酷热,正当一年中最热的时月,我住乡下地下室,真是得洞地之福了。

他信中提到的“地下室”使我颇感意外。不知是在哪个房间的地下?也不知地下室里能否抽烟?总之这“洞地之福”别人体会不到,他以前也没说过。

接到《序》后,我赶紧复印、留底,然后将原件寄给北京的刘侠。没想到10天之后,也就是7月20日上午,陈忠实从白鹿原下的祖屋打来了电话,问我《关于皇帝》写得咋样?在我表达了赞赏之意后,他爽朗地笑笑说:“跟你说老韩,我还真是动了脑子。到(白鹿)原上走了走,往南往北望望,才想到了这么几句。前天来个朋友,给他说了说,他也觉得好,还说要发表哩。你看这样,能不能把那两张纸弄个复印件寄过来?我没留底儿。”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陈忠实的声音。

冯骥才引来名家大作

冯骥才(左)为本文作者韩钟亮题词。

《风筝都》杂志创刊以来,得到许多文学大师的支持帮扶。作为“名誉主编”的冯骥才,不求虚名,真办实事,为《风筝都》约来了不少京津名家的大作,使《风筝都》在省内外文坛赢得了良好反响。

受聘“名誉主编” 《风筝都》掀开新篇

1991年10月2日,《大众日报》一位记者给我电话,说天津文联主席冯骥才在济南举办个人画展,在专业画家中引起了极大轰动。画展结束后,冯骥才准备到寒亭办点事,问我能否接待。我不假思索地表示欢迎,接着就找宣传部和市委领导汇报去了。

冯先生是10月5日下午1时许下榻于樱桃园宾馆的。午宴时我才得知,原来他要去寒亭区一家工厂,该厂对冯骥才的画展有所赞助,他这次来,一是要投桃报李,用自绘的山水画表示答谢,二是准备接受该厂“名誉厂长”的聘任。他的“第二层意思”对我有所启发,询问他《风筝都》杂志可不可以聘他当“名誉主编”。

冯骥才不仅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笑逐颜开颇以此“差使”为荣。于是我们赶紧向上级汇报,并获批准,向他颁发了“名誉主编”的聘书。既没搞什么仪式,也没请媒体宣传,一切都很简单,但冯骥才先生的态度却很认真。

接过聘书后,他庄重地表示:“这头衔虽然是虚的,但我还真应该为《风筝都》做点贡献。今后有什么事情,你们尽管找我!”而我也实话实说:“希望冯老师能利用自己的名望和朋友关系,在京、津联系些文学界名人担任刊物顾问,更重要的是为《风筝都》拉来大作家们的稿件。”

冯骥才满口应承,笑呵呵地说:“这事好办、好办……”

从那天起,冯骥才和我们成为了“自家人”,“名誉主编冯骥才”7个字也开始出现在《风筝都》每期的扉页上了。

题字感谢论大道 以鱼喻人启心扉

冯骥才是我仰慕的大作家,其小说如《雕花烟斗》《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炮打双灯》等对我的创作影响极大。在谋面之前,真不知道先生多才多艺,且样样造诣精深。10月5日下午,在寒亭那个“名誉厂长”聘任大会上,我见到了他赠送该厂的一件原作真迹,是巨幅山水,的确功力非凡。从攀谈中又得知,冯骥才年轻时曾在天津美院当过教师,“文革”中偷偷临摹的《清明上河图》长卷,被一位外国人重金买去……说明他画价不菲,每一张当时就能卖3万元左右。但他轻易不画,更不“复制”,也从不白白送人。当然看在朋友份上,有时也以书法为赠。

几天来我一直陪他,参观十笏园、杨家埠等几个地方,也弄了一些他喜欢的潍坊工艺品,他感到“盛情难却”,答应为我写一幅字。按说写字并不费事,可他却不马上动笔。他解释说:“我给人写字,不会随便抄几句古诗,或摘几句名言。要写,得先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人,然后有针对性地写点什么。”说罢,还真是“相面”似的瞅我,若有所思。

第二天早晨,我赶到宾馆。冯骥才笑吟吟从房间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宣纸。抖开来看,上面竖写着遒劲潇洒的两行大字:“小鱼戏水,大鱼沉底。”

“小鱼戏水,大鱼沉底。”它有怎样的涵义呢?先生却笑而不答。

后来我将冯先生的题词悬挂于书房,时时对着它“参悟”。我终于领会到了老庄的哲学,譬如《逍遥游》所蕴涵的大道真谛。我当然也有过“大鱼”的抱负,但毕竟能力不济,只能做个“小鱼”。不过“小鱼”也有“戏水”的快乐,这快乐“大鱼”则是体会不到的。

其实“大鱼”“小鱼”之论,先生不仅针对我个人,它暗含着对《风筝都》杂志的期许。

名誉主编有求必应 约来京津名家之作

10月7日冯骥才离潍返津。一周后我拨通了他的电话,表示近期想去天津看他,并顺道到北京转转。冯先生爽快地回答:“下周三、四我在外地,周五、六你可来津。”然后叮嘱一句:“别忘了,给我带一幅《天津女教习》木版画啊!”

我想起那日陪他参观杨家埠年画研究所,冯骥才指着一幅年画激动地说:“你看,三寸金莲!”而那就是《天津女教习》。画上的女教习们荷枪而立,英姿飒爽,但细心一看,绣花裤下却都有一双尖尖小脚。冯先生非常兴奋,想将此画当作他那本《三寸金莲》再版时的插图。当时年画研究所的季所长就在旁边,我们是熟人,遂直截了当向他求取此画。然而季所长却很为难,说《天津女教习》所里只此一张,冯老师想要,得找出原版再印……冯先生当然不会强求,就委托我来办理。好在季所长翻箱倒柜,数日后还真是找到了它的原版,赶紧印了几张。

10月20日,我借用《风筝都》联谊单位高密骨科医院的救护车深夜到达天津。翌日上午,去冯骥才办公室,送上《天津女教习》和一方青州红丝石砚。寒暄之间,伴我同行的正骨专家单院长,闻听冯骥才腰腿不爽,二话不讲,当即挽起袖管给他按摩。约半小时之后,冯骥才反映“效果不错”,心情大悦,援笔写了“骨气长存”四字,答谢正骨高手。

当我提出想到北京组稿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北京我的朋友很多啊!”说罢立即打电话:“王蒙吗?我是冯骥才,对,‘大冯’。听着,有件事你必须得办!”他一连拨了七八个电话,跟王蒙、李国文、从维煕、张洁、叶楠等讲了一通,讲他最近多了一个名誉主编新职务,“现在就是向你要稿,当然是近作,没发表过的,具体事情就由我们的主编韩钟亮当面找你联系”。

当日下午我们驶进北京,住进了公主坟附近的海军招待所。有冯骥才的电话或书信引荐,我很顺利地见到了李国文、从维熙、叶楠等,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乐意担任顾问和立即为杂志写稿的承诺。

至于王蒙,那次因故未能谋面。1995年10月我再次进京,终于见到了他。后来在北戴河“中国作协之家”疗养,王蒙和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也在。王蒙好像正写一部长篇,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稍有空闲就敲上一段。陆文夫给我的印象则是温文尔雅,谦逊随和。期间我有幸获得了王蒙先生题签的新书《我是王蒙》,和他的“文以清心”题词。

再以后,冯骥才为《风筝都》的一次征文活动题写过贺词:“听命心灵,方为文章。”

今天翻阅《风筝都》头几年的合订本,发现李国文先生的散文《秋天的感觉》《我心匪石》《我家小院》和小说《说不说在你》,张洁老师的随笔《耳朵长得太大了》和《香港来风》,叶楠先生的小说《雪下得好急哟》《黑山口》和《骚女人》,以及从维煕先生的《美利坚手记》《梦呓》等,都是凭冯骥才这杆“大旗”引来的名家之作,也着实提高了《风筝都》的品位,使之在省内外文坛赢得了良好反响。

《风筝都》得汪曾祺厚爱

1991年,汪曾祺赠给作者韩钟亮的《玉簪》。

《文艺报》“经典作家系列”曾做过汪曾祺先生专刊,专刊有文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是很高的评价。笔者生而有幸,曾两次拜访过这位“士大夫”。请他担任《风筝都》的顾问,并“编辑”过他的作品,并获赠了他亲笔题签的书籍和水墨画……

榆树村里访名士 汪老赠画玉搔头

与汪曾祺先生相识,是在1991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在京顺利完成组稿任务之后,我又想拜访汪曾祺先生。我从别处打听到汪老的电话,接通后,老先生对我这个陌生人竟没一点警惕,我刚说明拜访的意愿,他就痛快地告诉了我他寓所的地址,然后确定我到达的时间,以便提前在电梯口迎接。

10月27日上午,我来到著名的“榆树村”,走出电梯的时候,果然汪老在那儿等候。他衣着的款式和料子都很普通,色调也很灰暗。鉴于此前拜访几人有过进门先换拖鞋的经验,所以我特意把袜子换了新的。进屋我要换拖鞋时,汪老却摆摆手阻止了我。他引导我进入一间背阴的不超过10平方米的“斗室”,自然是汪老的书房了。

令人意外的是,室内并无书架,也无文玩,倒是有一卷卷的宣纸,堆放于书桌和坐具。如果不是墙上挂了一幅张大千的花卉斗方,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一代名士的书房。

落座后,我奉上几册《风筝都》杂志和潍坊的嵌银红木筷,申明来意,在说明想请他担任顾问,可《风筝都》又是非正式刊物时,表达有点嗫嚅。但沈老却很认真地说:“怎么是内部刊物?我看比(某些)正式刊物还好!”

这评语我知道有点“谬奖”,但从老人家眼神中看不出一丝虚情。接下来我介绍了《风筝都》的基本情况,以及潍坊一年一度的风筝会。他听着,温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我的脸,竟使我忘记了拘谨,觉得可以无话不谈。

不知不觉坐了半个钟头。起身告辞时,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桌上那卷宣纸。汪老肯定领会了我的“恋恋不舍”,于是让我“稍坐”,然后提笔濡墨,在一张国画上刷刷刷书写起来。原来那是四尺三开的条幅,画的是墨色玉簪,其上花开两朵,俱以淡墨勾线,其下浓叶数片,水墨淋漓。题款是两句诗:“昨夜群仙真失态,舞酣抛落玉搔头。”我知道汪老书法有米(芾)氏趣味,其画则是典型的“文人画”,格调非常高雅。

这幅“玉搔头”遂成为我的“镇斋之宝”。后来我弄到一本山东画报社的《汪曾祺文与画》,上面有许多彩色的无骨花卉,我觉得这幅墨色玉簪比它们并不逊色。

一周后收到邮件 刊发汪老新作品

我从北京回到潍坊,大约一周之后,收到了汪曾祺的邮件,是汪老新作,《聊斋新义》之《虎二题》。彼时汪老正在雁荡山参加一项什么活动,邮件是由夫人施大姐寄发的。汪老以往的小说,多写家乡的陈年旧事,但《聊斋新义》有所不同,是拟蒲松龄手法,写古时的传奇轶闻。

《虎二题》的第一篇,即《老虎吃错人》。那位吃了穷苦老奶奶独生子的老虎,为赎罪愆,竟做了老奶奶的儿子,而且十分孝顺。故事固已离奇好玩,结尾则愈加有趣且发人深思:老奶奶死后,她的虎儿子请银匠做了副银锁,上錾“专吃坏人”四字,然后就做了法律的维护者,使“自己觉得是坏人的人”,从此再不敢胡作非为。《虎二题》之二,写的是《人变老虎》。一位柔弱书生,因其妻子美貌而被恶霸公子杀害。书生之弟决计为兄复仇,却苦于无法,只好变作老虎……后来他恢复人身,讲出了人变老虎的秘密。公子的老太爷将其告到县衙,县官却“觉得过于荒诞,不予受理”。汪老这两篇短小说的确“过于荒诞”,寓言意味也十分明显。据我所知,他是从十年前就开始写《聊斋新义》的,老人家求变求新,却未丢其本色,值得我辈好好学习。

汪曾祺的作品能在《风筝都》上发表,这无疑是我们的殊荣,所有编辑部的同仁都感到无上荣光。然而遗憾的是,此后我再也没收到汪老的稿件。随着时光的推移,有关他的信息也越来越少了。

乙亥再访榆树村 仁者音容永留存

倏忽4年过去。1995年10月我赴京办一件私事,蓦地想起汪老,不知身体如何?遂于12日下午再访“榆树村”。跟上次一样,我走出电梯的时候,已经有人在1号门口等候。但却不是汪老,而是他的夫人施大姐。

施大姐将我让进客厅,给我泡茶,并娓言解释说:“老汪刚刚睡醒,这就过来。”话刚落地,汪老就站在了我的身边。我发现他气色不是太好,缺少了4年前的奕奕神采。他陪我坐下,施大姐却并未离开。寒暄过后,话题扯到了《风筝都》。我说,因资金自筹,刊物办得不好,有负汪老期望。话说得少气无力,真不好意思与汪老对视。汪老一言不发。施大姐倒是一个劲地说很好、很好。少顷,老两口耳语了几句。然后汪老不声不响地站起,再慢慢地踱了出去。

我以为汪老身体不适,须回房休息,打算告辞。但施大姐却微笑道:“他没事,你再坐坐。”大约一刻钟的样子,汪老又踱了回来,手里多了两本书。施大姐说:“这都是送给你的。”我不禁一愣,迎上去接过。原来,那是汪老的两部作品集,一部是漓江出版社精装的《汪曾祺自选集》,一部是汪曾祺著、李辉主编的“金蔷薇随笔文丛”之《榆树村杂记》。打开来看,两书扉页上皆有“钟亮同志惠存 汪曾祺 一九九五年十月”硬笔题字。

返回招待所的路上,我心情非常复杂:既因获得了“名士”的厚赠而大感喜悦,又因打扰了老人的生活而心怀愧疚。这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一种情绪日益加重,竟使我再不敢联系汪老,以至断了音讯。但汪老的《榆树村杂记》和《汪曾祺自选集》,我则时常捧读。因了汪老的“熏陶”,我也迷恋上了国画。并以汪老《自得其乐》篇的意思,请人刻了一方“自得其乐”闲章。如此一来,似乎自己身上也沾了一点“士大夫”的“仙气”。

撰稿：韩钟亮

本期图片均为韩钟亮提供

来源：潍坊晚报

原标题：《文化名人的风筝情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