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赏析：《水经注》所引《汉中记》考述
汉魏以来,地记撰述渐多。北魏郦道元的 《水经注》 就是在参考诸多地记资料的基础上结撰成书的,其中 《汉中记》 是其所征引的较重要的地记文献。该书早已亡佚,其内容只散见于 《水经注》 等古籍中,惟其零圭断璧,才显得尤为珍贵。本文对 《汉中记》的作者、成书及亡佚时代加以考证,并对其文献价值与文学价值略加分析,以期对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一、 《汉中记》 相关考证(一) 《汉中记》 作者考汉中,秦置为郡,汉魏因之,治南郑,即今陕西汉中。 《汉中记》,撰者不详,隋唐诸志不著录。今已亡佚。清初学者阎若璩认为, 《汉中记》 作者必为东汉或汉以后人。其 《尚书古文疏证》 卷六下第九十五云:又按张衡 《西京赋》 云“左有崤函重险,右有陇坻之隘。于前则终南太一,于后则高陵平原”又云“连冈乎嶓冢”,系于终南太一之下,与上文“右有陇坻”不相承。参以潘岳 《西征赋》 “面终南而背云阳,跨平原而连嶓冢”,则二公似皆指广汉葭萌之嶓冢,非指陇西西县之嶓冢,与 《禹贡》 合。作 《汉中记》 者,虽未知与岳孰后先,要必出张平子后。是东汉人已有不同班志者矣。朏明曰:子可谓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矣[1]420。阎若璩考证 《汉中记》 作者,一定是东汉张衡(字平子) 以后人,但也不能推断其与西晋的潘岳,孰先孰后。阎若璩的好友、同为清初著名学者的胡渭(字朏明) 也非常赞同。南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 卷一八三廉水县引 《汉中记》 曰:(廉水县) 魏正始中,自汉川移此[2]5295。按, 《汉中记》 述及魏正始年号,则其人必魏以后人无疑。又北魏郦道元已经在 《水经注》 中征引此书,可见 《汉中记》 的作者必是晋代到南朝宋、齐时代的人。东晋常璩 《华阳国志》 卷二 《汉中志》:沵乡县。昌魏县。绶阳县。右三郡,汉中所分也。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蜀时为魏,属荆州,晋元康六年始还梁州。山水艰阻,有黄金、子午,马聪、建鼓之阻。又有作道——九君抟土作人处。
而其记及 《汉中记》 不载,又不为李雄所据,璩识其大梗概,未能详其小委曲也[3]143。按,常璩在其 《华阳国志》 中提到了 《汉中记》,则 《汉中记》 成书于 《华阳国志》 之前是没有疑问的。常璩 (291—361) 字道将,东晋蜀郡人。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军至成都,成汉灭亡。常璩为桓温赏识,授参军,撰 《华阳国志》。由此推断,《汉中记》 或创作于西晋或东晋初,则其作者为晋人可知。(二) 《汉中记》 亡佚时代考《汉中记》 不见任何史书著录。而且唐宋类书,如 《艺文类聚》、 《初学记》、 《太平御览》 等,也都不曾征引该书。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 最早征引 《汉中记》,共引该书三节文字,说明 《汉中记》 曾是《水经注》 叙写西南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除此之外,南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 征引此书较多,达八节。 《舆地纪胜》,是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总志,成书于南宋嘉定、宝庆间,是南宋全国性总志中最善者。其作者王象之,字仪父,婺州金华人,庆元二年 (1196) 登进士第。王象之长于地理之学,立志要编一部“收拾山河之精华”,“使骚人才士于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的书。宋宁宗嘉定年间 (1208—1224),王象之综合长年搜集的大量地理书及郡县图经,开始编纂 《舆地纪胜》。 《汉中记》是他所利用的地理书之一,由此可见此书在南宋中期应还存世。另,南宋叶廷珪 《海录碎事》 卷十七 《农田部》征引 《汉中记》 一节,也可以作为 《汉中记》 在南宋存世的证据:“《汉中记》 云:汉太守桓宣,每登以劝农”[4]。此条,又为元人王天与 《尚书纂传》 卷四《禹贡第一》 征引。但考其用语,与 《海录碎事》 同,而借作“美农台”条,则王天与或转引自 《海录碎事》。元后诸书征引 《汉中记》,皆不出 《水经注》 及《舆地纪胜》 所引之数节,说明其书于元时已亡佚。二、 《汉中记》 的价值(一) 《汉中记》 的史料价值《汉中记》 虽久已亡佚,但其史料价值却不可低估。首先, 《汉中记》 是东晋常璩撰写 《华阳国志》和北魏郦道元撰写 《水经注》 的重要参考文献。 《华阳国志》 卷二 《汉中志》 在说到“东三郡”时,即云:“又有作道——九君抟土作人处。而其记及 《汉中记》 不载,又不为李雄所据,璩识其大梗概,未能详其小委曲也。”
[3]143 常璩说“九君抟土作人处”,因为 《汉中记》 不载,所以自己也只能“识其大梗概”,无法细致讲明。这恰恰证明, 《华阳国志》 在叙汉中地理、人物时,是以 《汉中记》 为其最重要的参考依据的。《华阳国志》 所谓“作道——九君抟土作人处”,其址当在今陕西省平利县。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作道〕 在今陕西平利县东。 〔九君〕 《道藏》洞神部伤字号 《洞神八帝妙精经》 (南朝以前之道书) “九皇图”一节载天、地、人三皇又各分初、中、后,谓之“九皇君”,当即此处所谓“九君”也。其中女娲为后地皇。古有女娲抟土作人之传说。 《御览》 卷七八、卷三六〇引应劭 《风俗通义》:“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凡庸者绠人也。”所谓“九君抟土作人”当指此。据 《元丰九域志》,汉中西城县有女娲山。 《陕西通志》 谓在今平利县东三十里,晋司马勋退囤女娲堡是也。 《路史》 称女娲治于中皇之山亦即此女娲山。又杜光庭 《录异记》 卷八:“房州上庸界有女娲庙,云是抟土为人民之所,古迹在焉。”按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县,与陕西平利县相接,以上诸说是指一地。 《常志》 所谓“作道”当即其地也[3]144。按照 《华阳国志校注》 的解释,陕西省平利县就是著名的“女娲抟黄土作人”传说故事的发祥地。《华阳国志》 所谓“九君”二字,很可能就是“女娲”二字,因为古篆书字形相近而致讹。至今平利县境内,还有许多关于女娲的传说遗迹,如女娲山、女娲庙等等。可惜 《汉中记》 没有记载此事,所以常璩深以为遗憾。但这也从反面说明了 《汉中记》 对汉中地理、遗迹等的记述对 《华阳国志》 的撰写多么重要。《水经注》 最早、最多同时也最详细地引述了《汉中记》 中的一些文字。郦道元时,汉中是北魏与南朝梁在西南争夺的前哨地带,郦道元恐亦不便亲临考察,其所记地理形势或皆来源于 《汉中记》 等古籍的记载。这样, 《汉中记》 也就成了郦氏撰写 《水经注》 时的案头必备之书。另外, 《汉中记》 仅存的一些记载,都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特别是 《水经注》 引 《汉中记》 所记嶓冢一节,尤为清初考据学者所注意。 《水经注》 卷二十漾水:“沔水出东狼谷迳沮县入汉。
《汉中记》曰: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势源流所归,故俗以嶓冢为分水岭。”[5]1680 对于此条记述,胡渭在 《禹贡锥指》 卷十一下 《导嶓冢至于荆山》 考证云:《漾水注》 引 《汉中记》 曰:“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为分水岭。”作者亦似知班志之谬,而以 《禹贡》 嶓冢为当在汉中也者。不然,于 《汉中记》 奚为详及陇西之山邪?由此观之,则魏收以前,已有知嶓冢在汉中者,不待《地形志》 出而后知也[6]。汉水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一条很重要的河流。班固《汉书·地理志》 指出,存在东、西两条汉水,前者上源为漾水,至武都后东流为汉水,自沮县以下同今汉江,后者即今嘉陵江。 《水经注》 则引 《汉中记》,认为漾水并非东汉水的上游,而是西汉水即今嘉陵江的上游。这两种记载之间的矛盾引起后世学者长久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胡渭认为, 《汉中记》在 《魏书·地形志》 之前就已经发现了班固 《汉书》中的错误。胡渭有了这个发现,马上到其好友阎若璩那里去炫耀,其说法也为阎若璩赞同、采纳,并予以补证。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 卷六下第九十五:嶓冢山当有三,其可考者出 《元和志》,在兴元府金牛县东二十八里,汉水所出,此真 《禹贡》 嶓冢山, 《汉中记》 一名分水岭是也[1]417-418。郦道元是不是真的因为顾忌班固的权威而没有对《汉中记》 的说法加以发挥引申,我们不得而知。但《汉中记》 的记述确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是没有疑问的。与郦道元 《水经注》 同一时期成书的魏收《魏书·地形志》,就直接抛开 《汉志》 的说法,根据汉水的实际情况,将真正发源之处称为嶓冢山。而胡渭所谓“魏收以前,已有知嶓冢在汉中者,不待 《地形志》 出而后知也”,即指出 《汉中记》 的作者,比《魏书·地形志》 更早地发现了 《汉志》 的记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