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岳阳楼记》 与欧阳修《醉翁亭记》（哪个文化成就更高）

北宋，公元1046年，范仲淹应好友腾子京之请，为新修的岳阳楼作记，范仲淹欣然应允。滕子京被朝廷下放至湖南岳阳以后，因心情豁达，并没有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反而是励精图治、重修了岳阳楼。滕子京特地送给了范仲淹一副《洞庭晚秋图》，范仲淹见图，感慨万千，奋笔疾书，写下了名垂千古的《岳阳楼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同年，被贬安徽滁州的欧阳修，在游历了醉翁亭后，兴致所至，于半醉半酣之间挥洒自如，写下了令人叫绝的《醉翁亭记》。从此，在北宋一朝，南北文学的双峰，在范仲淹和欧阳修两位文学巨擘的大手笔之下傲然屹立，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范仲淹比欧阳修大18岁，如此年龄之差，在今天的人看来，应该分属于两代人。然而，年龄的差距，却没有影响到两人的友谊。两人同朝为官，相互引为知己，遂成忘年之交。

范仲淹出身贫寒，自幼发奋苦读，入仕后官至参知政事，面对朝政积弊，范仲淹敢于直言，屡次上书指陈积弊，屡次遭贬谪，仕途可谓坎坷至极，特别是在范仲淹的主导下实行的“庆历新政”，也在改革一年后失败。

《岳阳楼记》前面写景，后面抒情，抒发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豁达大度的人生态度，特别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表述，将一个文人的铮铮铁骨表述得淋漓尽致，千年后重读此文，仍能感觉出凛然正气。

《岳阳楼记》既有写景，又有抒情，动静相生，情景交融。范仲淹主张“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正是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评价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堂为名臣。”

欧阳修却是另一番景象，《醉翁亭记》通篇写乐，欧阳修以太守自谓，写出了与民同乐的欢乐场面。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而被贬，心情郁郁不得志，欧阳修发扬了士大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虽心有不甘，但却能寄情于山水，找到精神寄托。

《醉翁亭记》中最后两句成为点睛之笔“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看似与民同乐，但作者内心的孤寂与落寞，非一般人能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表达出淡淡的忧伤，酒只是感情的寄托，快乐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而在山水之间的游乐，只是为排解心中的苦闷。

一南一北，一楼一亭，一老一少，一忧一乐，感情如出一辙，只不过《岳阳楼记》以忧行文，《醉翁亭记》以乐叙事罢了。北宋文人士大夫地位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先后出现了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著名人物，成就了北宋一个辉煌的时代，以至北宋出现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情景。

范仲淹的改革虽说失败了，但范仲淹的改革直接孕育了之后的王安石变法，范仲淹在北宋一朝的改革中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时光飞逝，跨越千年之后，我们重读两篇经典之作，不禁为他们的文采所迷醉，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积极进取、担当有为的精神。

但是，整体来看，范仲淹的历史站位、文化格局、人生态度都要更胜一筹，特别是《岳阳楼记》的恢弘气度、磅礴气势和文化影响力，也都远远胜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对如今的我们更具有学习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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