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希腊文化：希腊会饮对罗马欢宴的影响
会饮是希腊城邦一种独特的社会活动，它遵循严格的规则和复杂的礼仪，有丰富的娱乐活动，充满了文化艺术气息，体现了希腊贵族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是希腊贵族世界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会饮的发展、流行与蜕变与城邦社会息息相关，从微观角度折射出希腊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社会习俗等发展状况。可以说，会饮是城邦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对希腊城邦政治、经济、艺术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希腊会饮作为希腊文化的一个内容，其影响并不仅仅存在于希腊城邦。地中海世界是多种古代文明汇集的区域，希腊文化只是其中之一。在与其他地区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希腊会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逐渐被一些民族接受并引入，成为其饮食、娱乐文化的一部分。希腊会饮对外影响最显著者当属罗马人
公元前 6 世纪，罗马人推翻残暴的塔克文王朝统治，结束了王政，建立了共和国。在共和国前期，罗马人生活简单，民风淳朴，即使是贵族在生活中也没有奢侈享受，崇尚节俭、朴素是共和时期罗马人的传统美德之一。1罗马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在所谓的“大征服”尤其是马其顿战争之后，逐渐发生了转变。罗马人在征服希腊之后，不仅输入和学习希腊先进的文化成果，而且模仿希腊上层人士的生活方式，希腊会饮随之进入罗马，但是罗马人的“会饮”与希腊会饮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涵上都有很大的区别，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本质上的不同。
形式上的影响
罗马人在征服希腊之后，引进了大量的希腊文化成果。同时，一些风俗习惯也进入罗马，尤其是社会上层的生活风尚。罗马人引进了希腊社会上层人士的饮酒习俗，并将其与本民族的传统习俗相结合，形成了不同与希腊人的罗马“会饮”——欢宴和酒宴。与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一天中最重要的也是晚餐，如果晚餐有客人加入，则晚宴就成了更为丰盛的欢宴，不仅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和佳酿，还有一些表演助兴。晚宴过后大家继续喝酒、聊天，进行其他的娱乐活动，称为酒宴（或者夜宴）。
欢宴之后的酒宴与古希腊人的会饮非常相似，同样是在餐后进行。但是与希腊人不同的是，罗马人对于晚餐、欢宴以及夜间的酒宴没有特别明显的界限。罗马人似乎更注重前者，因为前者能够通过丰盛的食物、精致的餐具、精彩的表演显示主人的财富和地位。
罗马人的欢宴同样有着严格的仪式和规范。接到宴会的邀请后，赴宴者要沐浴更衣。罗马人的欢宴更为讲究，赴宴时要穿正式的服装，如托伽或者合服。到了宴会场所后，有奴隶为客人们洗手、洗脚、换鞋。然后客人们斜躺在卧榻上饮酒进餐。罗马人在共和前期是坐着吃饭，饮酒，公元前 4 世纪开始才逐渐从希腊人那里引入卧榻，开始斜躺着进餐饮酒。进餐过程中罗马人会让奴隶或者职业表演者以歌舞助兴。进餐完毕后，古罗马人与希腊人一样继续饮酒，有时会换个房间，有时则在同一个房间进行。
在欢宴开始之前，罗马人同希腊人一样要先进行奠酒仪式，祈求神灵的庇佑。罗马人主要向保护家园的拉瑞斯神献祭。然后大家推选一位主持人主持人的职责也是决定酒和水的调兑比例。罗马人对饮酒比较随意，如果酒量大，就整杯整杯地喝，如果酒量小，就只斟一品脱酒（3加仑相当于一品脱）。喜欢喝酒者可以喝纯酒，而其他人则以希腊人的方式，喝用水调兑过的酒。客人们头带花环，身体涂抹香水，席间有诗歌朗诵、音乐演奏等。罗马人朗诵时用的是希腊语，而不是拉丁语。诗歌表演有时是希腊人（或者希腊奴隶），有时是参加饮酒的人，如老普林尼、西塞罗、小普林尼等都非常擅长朗诵。
玛提阿曾说过里古瑞努斯请大家吃饭喝酒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聆听他朗诵自己的诗歌。罗马人饮酒时喜欢朗诵既具有教育意义又有乐趣的内容。主持人决定朗诵的内容，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内容、抒情诗（荷马或者维吉尔）等都是罗马人所喜闻乐见的朗诵内容。当然，参加者也会边饮酒边进行愉快轻松的谈话。如小加图就经常在夜晚与大家喝酒，并讨论哲学问题，其中有斯多葛学派和逍遥学派的成员。2普鲁塔克在布鲁特斯的传记中，说到布鲁特斯在卡修斯家的饮宴在诙谐的谈话中度过，表现出机智和富哲理的素养。
在饮酒这样的轻松气氛中讨论的哲学话题是对希腊会饮传统的继承。当然，除了哲学，罗马人也讨论别的话题。瓦罗建议大家讨论一些生活中的事情，那些在议事厅没有时间讨论、并能给大家带来乐趣的题目，而不应该讨论令人担忧和困惑的事情。西塞罗建议大家少讨论自己，以免授人以话柄，会应该谈论家事、政治、艺术和科学，并要做到戒骄戒躁。
《桌边会谈》是普鲁塔克在晚餐后和他的来自希腊和罗马的朋友们一起谈话，他们谈话的主题各式各样，有些轻松诙谐，如为什么老人读东西要离得远点才能看清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有些涉及社会习俗，如什么样的人适合作会饮的主持人？哲学是否适合在会饮中讨论？也有一些科学性的，如为什么冷杉树和松树以及类似的树不能嫁接？从这些谈论内容来看，罗马人的欢宴并不过多讨论政治问题，哲学讨论亦不多见。
他们更多的是对习俗、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探讨。 从罗马欢宴的内容和程序上看，他们秉承了希腊人的会饮传统。晚餐与随后的饮酒活动分开，注重礼仪和程序，喜爱有文化内涵的活动，将物质享受和精神愉悦结合在一起，将祭祀奠酒的神圣性与感官享受的世俗性结合在一起，使饮酒不仅仅具有娱乐消遣、放松身心的功能，而且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
内涵上的影响
虽然，希腊会饮的基本特征在罗马欢宴中都有所体现，但是有本质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罗马欢宴和希腊会饮成为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社会活动。
古希腊会饮是一种以团体内平等一致为宗旨的社会活动，参加者无论何种职业、无论富有贫穷都享受同等待遇。他们从一个调酒缸舀酒喝，讨论同一话题，分享同样的乐趣，平等一致是其一个显著特征。罗马人认同并赞赏希腊会饮这一原则，并在自己的欢宴中有所体现。但是，在实践中，罗马欢宴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地位、财富所造成的不平等。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会饮习俗传入罗马初期，欢宴还是遵循一定的平等原则，至少罗马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将初期的欢宴视为一种古老遗风，是主人和所有客人平等相处的场合。在这种合人与人的阶级障碍减少，社会规则松懈，人们可以轻松自由地饮酒、交谈、展示自己的才艺而无需担心触犯社会禁忌。小普林尼曾说过：“我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客人，因为我邀请客人来吃饭，不是为了区分他们所属的阶级；我会将他们引到同样的桌子旁，给予他们同等的待遇。即使是被释奴,我也同样对待，因为在那时他是我的共餐者，不是被释奴。”西塞罗在谈到欢宴时也说：“希腊人使用了字面上意味着‘共饮’、‘共食’的字眼，而我们只用‘共餐’一词，因为晚餐聚会比生活的任何其他时候都更能体现大家同乐的精神。”
西塞罗认为在餐桌上款待客人是个好主意，意味着大家同乐，欢宴的目的是有福同享。小普林尼和西塞罗的阐述告诉我们，他们在欢宴中也是倡导平等、同乐的原则。至少在共和国时期是这样。到帝国时期，虽然罗马人仍然在口头上标榜平等，但是在欢宴的实际场合中，处处体现着等级尊卑。首先，罗马欢宴中座位有尊卑之分。
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引入斜躺着饮酒的习俗后，就有了一种叫做特利克里尼乌姆的餐厅。这种餐厅中间有一张桌子摆放食品，周围摆放三张卧榻，每张可躺卧三人，这样的餐厅就餐人数一般为 9 人。三张卧榻中，居中的卧榻是为最尊贵的客人准备的，其中最左边的位置最为尊贵。左边的卧榻则是主人及其家属的位置，右边属于地位较低的客人。罗马富人的餐厅有多个，虽然布局会略有不同，但都以不同的位置显示社会等级地位的差别。其次，客人们的食物也有优劣之分。
公元前 45 年农神节时，西塞罗在谱图里招待凯撒时，就将客人分成三桌，第二和第三桌的食物就不如第一桌的客人。普林尼在书信集中表达了对这种现象的不满：“最好的食物摆在少数几个人面前，差一点的食物放在其他人面前，他还把酒分为三类。不给客人们选择的机会，使他们无法拒绝给予的东西。一种酒给他自己和我们享受，另一种分给少数朋友，最后的给他和我们的自由人。”一个低级客人也抱怨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从来没有受邀参加过正式的宴会，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一样受到热情款待？你享受养在水池中的牡蛎，而我却被坚硬的贝壳划破嘴唇。你吃蘑菇，我却嚼猪下水。你享受比目鱼，我却只能吃淡水鱼。你吃像盘子一样大的金龟鸽，我却只能吃麻雀。这些不平等的现象在古希腊会饮中不存在。当然，各个等级的人在同一个餐厅饮酒就餐，饮酒中享受诗歌、音乐、舞蹈等表演带来的乐趣，并且能互相交谈，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
古希腊会饮是城邦上层公民社交途径之一。通过会饮，建立彼此的友谊和同盟关系，也建立对小团体的忠诚，增强团体的凝聚力。罗马欢宴继承了希腊会饮的这一传统，希望通过食物、诗歌、音乐的共同享受以及轻松愉快的交谈建立友谊。菲洛德姆斯曾在给皮索的信中说：“明天，从第九个小时开始，亲爱的皮索，你的诗人朋友将拉你到他的简陋的小屋，为了庆祝伊壁鸠鲁诞辰而举办宴会。你可能品尝不到开俄斯的美酒,但你会看到真正的朋友。”这种乐趣来自与朋友的谈话聊天。
卡图鲁斯的诗歌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他指责阿希尼斯偷了他的餐巾，并引起激烈争执。餐巾之所以会引起争执，并不是其物质价值，而是其象征价值。餐巾是朋友赠送的礼物，是友谊的象征，贬低餐巾就是贬低友谊。诗人通过这个场景，诗人表达了朋友和友谊的实质，并将欢宴变成了一个对远方朋友表达情意的场所。可见，在罗马欢宴也是人们社交的一个途径，通过一起吃饭、饮酒、谈话建立或增进友谊。但是罗马人欢宴中的友谊并不单纯是朋友之谊，还有很多社会关系通过欢宴建立或巩固，并冠之以“友谊”之名。如保护者和被保护者。
被保护者经常在自己家里款待邀请自己的保护者，席间保护者常常占据优越席位，享受优厚待遇，还会受到被保护者的赞颂，虽然这种关系冠以“友谊”之名，实质上却是一种变相的依附关系。安提佩特给皮索的儿子鲁克乌斯·卡普尔尼乌斯·皮索的信中说：“一滴露水就足以使蝉虫踉踉跄跄，但是当它们沉醉时，它们的歌声比天鹅还要嘹亮。因此，受到主人恩惠的诗人知道如何用歌声来回报主人的友谊，即使他们得到的恩惠微不足道。我以这些诗句歌颂你，如果命运允许，我会经常用诗歌来歌颂你。”1安提佩特口中所谓的“友谊”，其实就是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的保护关系。尽管二者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但是二者的关系建立在互相服务的基础之上。
保护者要为被保护者提供土地、牲畜、保障其个人和家庭的安全和自由；被保护者则要以从军、金钱支助、政治辅助等方式回报保护者。一旦保护者无法为被保护者提供他所需要的保护，则被保护者就会脱离和他的“友谊”，另觅新的保护者。玛克纳斯曾是贺拉斯的保护者，后来势衰，无法为贺拉斯提供所谓的“保护”，贺拉斯也就不再邀请他参加欢宴，贺拉斯的诗歌中也就不再提及他。从玛克纳斯和贺拉斯关系变化中，我们看到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的友谊是一种建立于服务或者说是义务利益基础之上，利益关系消失之后，则他们的友谊也不复存在。这是罗马欢宴社交关系中的一个独特之处。当然，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在关系正常时，他们之间通过欢宴中对酒、诗歌、谈话的共同分享来增进友谊和忠诚，这一点与古希腊会饮还是有相似之处的。
希腊会饮是成年男性的世界，是一个单性的社交环境，出现在会饮中的女性是为会饮提供某种服务，她们的身份是服务者而不是参与者，她们不能斜躺在卧榻上，不能与男性公民分享会饮中的一切。但是，在罗马则不同，出身高贵的女性不仅可以出席欢宴，而且可以与男性一样，斜躺在卧榻上饮酒，并与男性高谈阔论。在共和早期，罗马人禁止女性饮酒。罗马甚至有这样的习俗：男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遇到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属都要亲吻她，目的就是鉴别她们是否饮酒。斜躺式就餐的习俗刚引入罗马时，欢宴中只有男性可以斜躺，女性和未成年人则是坐在凳子上就餐。斜躺着对于女性而言是不道德的行为。可见，罗马人虽然允许女性参加欢宴，但是不能享受同男性一样的待遇。
到共和末期和帝国时期，随着罗马生活由简朴走向豪华奢侈，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在欢宴中也像男性一样斜躺在卧榻上，与男性共同分享欢宴。共和国早期，罗马女性不能像男子一样斜躺着饮酒用餐，而是坐着用餐。从共和国晚期开始，罗马女性逐渐也和男性一样斜躺着用餐饮酒。在庞贝城的餐厅墙上，刻着对客人的礼仪要求：“让奴隶为你洗脚，不要忘了在软垫上铺上亚麻布，不要弄脏餐巾，不要紧盯着别人的妻子，说话要谨慎，否则，请离开。”从这个简短有趣的警告中，我们看到女性在欢宴中占有一席之位。贺拉斯的诗歌中有位丈夫纵容妻子欢宴中的失礼行为。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罗马人允许其妻子参加欢宴，并且享受着同男性一样的待遇。这是罗马欢宴与希腊会饮习俗最显著的区别。
希腊会饮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青年以受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会饮场合，通过成年男性的言传身教学习融入社交团体和城邦社会的礼仪，积累社会经验，为以后步入社会、参与城邦事务管理做准备。青年不允许斜躺在卧榻上，而是坐在父亲或者其引导者的旁边。并且要喝比较淡的酒。饮酒姿势和饮酒纯度的不同，标示出青年在会饮中地位较低。他们尚未成年，不是享有全权的公民，因此不能享受与成年男性同样的待遇。欢宴在罗马社会中也有着相似的功能。
修辞学家昆体良曾说过：鉴于年轻人尚未到达可以斜躺下就餐时就已经耳濡目染的一切，还能有什么期望呢？“是我们教会了他们：他们耳闻我们使用的语言，目睹我们的女情人和男相好；每一个晚餐聚会都充满着震耳的粗俗歌曲，他们每天都看到我们所做的说起来就该脸红的场面。”
这说明罗马青年也参与欢宴，并从欢宴中学习一些社交礼仪。只是由于欢宴中的一些负面因素，使其所具有的教育功能减弱。在这种教育方式中，希腊上层社会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风尚——同性之恋，即成年公民与青少年之间的喜爱与依恋。这是希腊社会独特的习俗，而会饮由于其单性的社交环境，为同性恋的滋生和表达提供了温床。罗马欢宴虽然是双性别的社交环境，但是在其社会中也存在着同性恋的现象。凯撒据说与亚洲比西尼亚国王尼科美德斯有同性恋倾向，因此受到政敌的攻击，成为其名声的最大污点，并遭到众人的唾骂。帝国时代，许多皇帝元首都有同性恋的传闻。说明同性恋存在于罗马社会。只是，罗马同性恋与希腊社会上层的同性恋有着本质的区别。
希腊同性恋的双方均来自上层社会，他们有着良好的修养，并且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如爱恋以培养和提高青少年的道德修养为目的；当青少年成年之后，这种恋情就应该终止；爱情以精神愉悦为主，反对年长者对青少年美貌和身体的贪恋；恋情要有节制，不能影响家庭正常的婚姻生活等等。然而，在罗马社会对同性恋没有任何的社会规范，而且由于罗马传统的影响，充当被爱者的往往是容貌俊美的奴隶，因此，罗马同性恋没有希腊高尚的教育意义，纯粹以感官享受为目的。正如亨特所说罗马人的同性恋仍停留在纯肉体的阶段, 罗马人对从精神到意识上获得英俊少年丝毫不感兴趣，而只是想诱奸他们或者将他们买到自己的床上。因此，同性恋在罗马社会遭到鄙视和谴责，被视为上层人士腐化堕落的标志，甚至成为个人的耻辱，遭到国人的唾骂，如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中所述的凯撒的遭遇。
最后，希腊会饮中体现了希腊社会某些道德准则如节制适度、注重道德修养等，罗马欢宴中虽有人也积极倡导节俭、批评奢侈浪费，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欢宴却成了罗马上层攀比、夸富的工具。 希腊人对生活的要求比较简单，即使是一天中最丰盛的晚餐也不过就是面包和各种鱼类，特别富有者还会提供烤羊等。至于之后的会饮除了酒之外，主人所能提供的就是一些小点心。无论是晚宴还是会饮，希腊人注重的是席间的精神享受，如音乐、舞蹈、诗歌朗诵以及愉快的谈话，而不是美酒佳肴带来的口腹之乐。
所前所述，共和早期，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罗马人对生活享受并不在意，社会以简朴为风尚。但是从共和晚期开始，罗马人的生活逐渐由简朴走向奢侈，欢宴的排场与豪华就是罗马人奢侈生活的最佳证明。共和晚期和帝国时期罗马人的奢侈生活在欢宴中主要体现于场所的华丽、餐具的精致和食物的丰富。罗马富人的家中往往有好几个餐厅，用于在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场合就餐或者招待客人，而且餐厅装饰华丽。据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尼禄的餐厅装有旋转的象牙天花板，以便撒花，并且设有孔隙，以便从上部洒香水。正厅呈圆形，像天空，昼夜不停地旋转。精致的餐具是欢宴举办者显示财富的绝好机会。如特里马尔丘就在餐具上煞费苦心，铜制的驴、精致的篮子由小桥相连、玻璃酒坛、金银制成的酒杯、银盘等，这些精致的餐具展示了罗马手工业者的独具匠心，反映了罗马上层对餐具的要求已超出了其实用价值。豪华欢宴中食物的丰盛自然是必不可少。
奥拉斯·格利乌斯在《阿提卡之夜》中描述了罗马富人对于山珍海味的贪恋，瓦罗对这些人对于美食的贪欲给予了犀利的批评。罗马人的餐桌上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菜肴，如鸡蛋里装着啄木鸟、以黄道十二宫位置摆放食物、各种礼物、一坛坛的香水、金皇冠等等。所有菜肴、礼物、甜点不仅丰盛而且精心设计，可见主人在准备欢宴时花费的不仅是金钱，还有设计、安排的构思。耗费如此大的财力、人力和精力只是为了准备一次欢宴，这在共和早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共和晚期和帝国时期，这样的豪华欢宴并非偶然现象。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奢侈程度。彼得罗尼斯据说是尼禄宫廷的仲裁员，他的描述可能是来自于宫廷宴会，一般的罗马富人没有举办如此奢吃宴会的能力。但是，彼得罗尼斯的描述告诉我们在罗马，奢侈豪华的欢宴确实存在，并且愈演愈烈。这种欢宴成为罗马上层界定身份、互相竞争、炫耀实力的场所。
另外，欢宴中的助兴表演也能反映出罗马人对奢华的追求。罗马的很多家庭中都有一个或几个奴隶或者被释奴充当欢宴表演者，主要是朗诵诗歌或者散文。举办欢宴的人还常常雇佣职业表演者，如吹笛者七弦琴演奏者、歌舞表演者、话剧演员、小丑杂耍演员等。即使是简朴的晚宴也雇佣哑剧演员、马戏演员和说唱演员。到帝国时期，甚至血腥的角斗表演也出现在欢宴中，使罗马欢宴更显得乌烟瘴气。
装饰考究的餐厅、精心制作的餐具、琳琅满目的食物、丰富多彩的表演无一不展示着罗马社会的富足和奢华。罗马上层人士通过一次次的欢宴竞相炫耀，展示自己的财富和实力，并以此笼络人心，增加团体中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同时，推动罗马各种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这是罗马欢宴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欢宴的讲究排场和奢华，使罗马上层社会逐渐走向腐化堕落，无节制的贪欲和炫耀使社会道德败坏，以致于罗马不得不通过法律来控制欢宴的恶性发展。如公元前 161 年，长老会政令规定了晚宴的开销额度，不得超过 120 盎司；不应使用外国酒而只能饮用本地酒，在桌子上不能使用超过 100 磅重的银餐具。公元前 81 年，法尼乌斯法规定：在一些特定的节日，1允许人们每天花费 100 阿塞斯）,每个月的特殊的 10 天每天可以花费 30 阿塞斯，其它日子只允许花费 10 阿塞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