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文化的全盛期 诗坛上群才备出（灿若繁星）

金代百多年历史,在文化上颇可称述。以女真贵族为统治核心的金王朝,比较迅速、全面地吸收了先进的汉文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同时,也使女真民族的文化心理层次得到很大提高。这反映在诗歌发展史上,则是在汉文化的刺激之下,金诗很快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金诗的发轫期主要是“引进”而来的,或可称为“借才异代”。清人庄仲方在《金文雅序》中概括了这种情况:“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

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此处并非专门论诗,但却深合诗坛情形。金初的重要诗人如宇文虚中、吴激、张斛、高士谈、蔡松年等,都是由宋入金的士大夫。他们的诗作,自然是宋诗的移植。但由于不同的社会条件、文化氛围,他们的诗作已经开始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偏离,宋诗中那些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在他们的诗中表现得并不明显。

宇文虚中字叔通,成都人,在宋任黄门侍郎,颇有文名。因奉使北朝而为之羁旅,仕至翰林学士承旨,被金人奉为“国师”。宇文虚中的经历与庾信颇为相似,但更多一点气节,后因谋划夺兵仗南奔,被金人所杀害。他的诗作,大都充溢着家国之思,抒写羁留异国的哀怨之情,风格近于庾信。如《又和九目》诗:“老畏年光短,愁随秋色来。

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强忍玄猿泪,聊浮绿蚁杯,不堪南向望,故国又丛台。”情感沉挚,意象凄清,深刻地抒发了去国怀乡的羁愁。诗人以苏武自喻,使诗作在凄清之中,平添了几分气骨。张斛本是北人,仕宦于宋,曾为武陵守,后由宋返金。张斛的诗作也多乡国之思,但却是在南而思北。他的诗笔触有力而深刻,风格苍凉健劲,体现出张斛诗歌的北方特色。

这些诗人的作品虽然与诗有血缘联系,但并不表现出宋诗迥异于唐诗的那些独特风貌,同时,也尚未形成金诗自己的特征。元好问在《中州集·甲集》中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这很能说明金初诗坛的特点。

金代前期女真人的诗歌创作,主要以海陵王完颜亮为代表。女真民族系游猎民族,其俗“勇悍喜战斗”(《大金国志·初兴风土》),其原初的文化形态是十分朴野粗糙的。海陵是金代历史上有名的昏暴君主,野心勃勃,穷兵黩武,最后在南侵战争中身败名裂。由于海陵欣慕中原文明,少年时便“好读书,学奕象戏、点茶、延接儒生”。(《大金国志》卷十三)海陵的诗歌很典型地反映出女真人初始濡染汉文学的程度。如《书壁述怀》一诗:“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

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观其语气是未得帝位之前所作,诗中表现出女真贵族豪犷雄健而又粗戾朴野的心态特征,形式上虽是七绝,但艺术表现还相当拙陋。

从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到金宣宗完颜珣南渡的五十余年,可视为金诗的繁荣期或中期。海陵南侵不但身败名裂,而且使国库枯竭、人民元气大伤。世宗即位后与宋讲和,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世号“小尧舜”。金章宗完颜璟更是崇尚礼乐文化,因此“一时名士辈出”,“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刘祁《归潜志》卷十二)。

这是金朝文化的全盛期,诗坛上也群才备出、灿若繁星。金诗自己的文派特点已经基本形成,诗歌风格向多元化发展。这个时期的重要诗人有党怀英、周昂、赵沨、王庭筠、王寂、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等。这些诗人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在诗坛上争奇斗艳,臻于彬彬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