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王朔怼金庸称其是南方人所以小说语言不好（看金庸如何打脸）

1999年11月1日，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刊文，痛批金庸的武侠小说“媚俗”。在“捏着鼻子”看完《天龙八部》第一本后，王朔从文字、主题、人物等方面对金庸的著作进行了批判。

王朔认为金庸的小说从语言到立意都没逃出旧白话小说的俗套，称金庸的浙江人身份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因为浙江话和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金庸只好使用死文字（白话文）做文章。而在主题上，王朔也认为金庸的武侠跟旧小说一样，都在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诲淫诲盗，并称“扯淡就是扯淡，非要扯出个大原则，最恶心”。在人物上，王朔称金庸笔下的人物近乎野生动物，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在国际上歪曲了中国人的形象等等。

王朔的文章刊发后，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虽然有人支持王朔，但更多的是反对的声音。而作为当事人的金庸，面对汹涌的舆情，先后三次回应了王朔的批评。它们分别是1999年11月5日发表在《文汇报》的《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1999年12月号《明报月刊》刊载的《浙江港台的作家》及当时上海《青年报》对金庸的采访。

在这三次回应中，金庸都保持了他武侠小说中“武林盟主”的格调，不急不躁。他表示可以接受的王朔部分批评，譬如情节巧合，结构松散等，但他解释这些作品发表时都是在报刊上连载的，自然会影响结构。不过对于王朔批评他文字不好是因为他是浙江人用的南方语言，金庸表示不认同。于是金庸写了《浙江港台的作家——金庸回应王朔》这篇文章，作为探讨和回应。由于这篇文章发表在《明报月刊》，内地很少看到，因此把这篇回应文章附在下方：

关于王朔先生《我看金庸》一文，我已应上海《文汇报》的要求而作出了回应，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的，但本刊编者一定要我再写一篇短文。我和王朔先生素不相识，并无私人之间的不满，我在公开场合中曾对他的作品表示好评，他所以这样苛刻的对我攻击，相信是由于我们两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观点等看法有根本差异之故。我们两人的个性、生活环境、经历、求学与写作、工作的过程、结交的朋友等等完全不同，是两条永远难以相交的平行线。世界上这样的情况很多，不足为奇。我们两人都写小说，如有可能，最好能多了解一下对方，虽然困难，也未必不值得。

王先生所以有此文章，猜想重要原因之一，是王朔先生根本瞧不起南方的作家，尤其是浙江人、台湾人与香港人。他那篇文章中开头就说：“金庸的作品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80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惟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档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

他认为金庸文字所以不行，由于他是浙江人而又住在说广东话的香港：“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可为。”

王朔先生认为我的文字不行，我自己也觉得不够精练，可以写得好些，更生动些。不过运用语言文字，是靠天分的，《红楼梦》那样漂亮活泼的白话文，我就写不出来，没有这样的才能，单凭努力没有用。不过单说金庸不行，已经够了，不必牵涉到所有的浙江人。远的不提，从近代说，浙江人写文章好的似乎不少。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袁子才、龚自珍，都是浙江人；再迟一点，章太炎、俞曲园、上国维、孙诒让，也都是浙江人。他们的文章真可说得上冠冕当世。他们不写白话立，那不错。不过，白话文写得好的浙江人，好像也不少：鲁迅、周作人兄弟、蔡元培是绍兴人、郁达夫是富阳人、茅盾是桐乡人、俞平伯是德清人、徐志摩是海宁人、夏衍是杭州人，都是浙江人；巴金先生出生于成都，但祖籍是浙江嘉兴。这些都是白话文挺精彩的第一流作家吧。

台湾的白先勇、余光中，我觉得文字秀雅清丽。香港作家中文字极好的着实不少，许地山文笔空灵，当代作家中罕有其匹。端术蕻良在香港写《科尔沁前史》。萧红在香港写的《呼兰河传》感人至深，我阅此书后，迳去浅水湾她墓前凭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见此才女。张爱玲、叶灵风、戴望舒、刘以鬯等也都在香港写过不少好文章。他们是外省作家，那不错，但香港的广东作家也着实有不少传世力作，例如黄谷柳的《虾球传》、侣伦的《穷巷》、西西的《我城》等等；还有诗人舒巷城、戴天等人；好的散文作家更多，如董桥、刘绍铭等等。

我建议王朔先生不妨读一读刘登翰先生编著的《香港文学史》，可以得到不少有用的知识。

王朔先生一文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批评意见，予我教益甚多。我诚恳接受下列指教：情节巧合太多；有些内容过于离奇，不很合情理；有些描写或发展落入套子；人物的对话不够生活化，有些太过文言腔调；人物性格前后太过统一，缺乏变化或发展；对固有文化和旧的传统有过多美化及留恋；现代化的人文精神颇嫌不足；有些情节与人物出于迎合读者的动机，艺术性不够（下里巴人！）。这些缺点，在我以后的作品中（如果有勇气再写的话）希望能够避免，但如避得太多，小说就不好看了，如何做到雅俗共赏，是我终生心向往之的目标，然而这需要极大的才能，恐非我菲材所及。这是今后要好好思索的事。这里诚意感谢各位批评者的帮助。

至于王先生说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够新潮前卫，不够洋化欧化，这一项我绝对不改，那是我所坚持的，是经过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束的风格。

最近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中，听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陶德麟先生发言，抨击许多人“用汉字写外国式的句子与文章”，更加强了我的信念。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作者，浙江人甚多，不见得由于说浙江话而写不来文章。《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杭州人（祖籍山西太原），可能王朔先生也会嫌他使用文言太多，因而“不入流”、“没品位”。《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原本上署名“钱塘施耐庵的本”，钱塘即杭州，近人也有考证他是江苏兴化人，但无确实证据。白话短篇小说集《拍案惊奇初刻、二刻》的作者凌濛初是浙江湖州人，《二拍》与《三拍》齐名，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佳的白话短篇作品。另外一位湖州人董说作《西游补》，不算特别精彩。十分精彩的另一部续书《水浒后传》作者陈忱也是湖州人。《说岳全传》的作者钱彩是杭州人。这些浙江人，在中国文学史中白话小说部分的贡献，相信不能都说成“没品位”。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他科举不得意，晚年在浙江长兴县做一个县丞（科长之类）的小官，一共混了九年，无所事事，有人推测，《西游记》是他在这段时期中根据元朝留下来的一个简陋祖本而改作的。明朝白话小说“四大奇书”中，有三部的写作在浙江省完成，看来，浙江的方言并没有损害到三部杰作作者的文字。

另外两部在文学史上很有地位的小说，作者也都是浙江人，《剪灯新话》的作者翟佑是杭州人，《燕山外史》的作者陈球是嘉兴人。两部小说都不用白话，与上述例子无关。但《剪灯新话》是《聊斋志异》的先行，《燕山外史》是中国文学中惟用骈文写的小说，所以各具特色。

钱钟书先生曾对本刊编者潘耀明兄称赞《肉蒲团》一书文字“清简流畅”。该书内容不雅，奇想殊甚，为很多人所不取。但文字能“清简流畅”，已经是极高的成就了，因之当代文学史家称其作者李渔为“大小说家”。李渔是金华兰溪人，那也是浙江人了。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这一句虽属死文字，但人人能懂，非真死也！这一句或胜于欧化前卫白话：“那么，这应该就是咱哥儿们内心恳切无比的愿望了，我想。”）

作者附注：

五四之后以写文章出名的浙江人极多，本又中不能尽录，兹略举如下：

绍兴：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刘大白、许寿裳、马叙伦、章锡琛、范文澜、孙伏园、朱自清、柯灵、冯骥才；海宁：张宗祥、徐志摩、查良铮（穆旦）、郑晓沧、蒋百里、章克标；上虞：夏丐尊、胡愈之、蒋梦麟；湖州：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徐迟；义乌：陈望道、

冯雪峰、吴晗；杭州：陈大悲、夏衍、林徽因、戴望舒、施蛰存、冯亦代、茹志鹃、北岛、高阳、余华；桐乡：茅盾、丰子恺、程乃珊；富阳：郁达夫；德清：俞平伯；金华：艾青，邵飘萍；温州：郑振铎、夏承焘、叶永烈；兰溪：曹聚仁；宁波：苏青、巴人；余杭：粱实秋；慈溪：徐訏、邵荃麟、穆时英；象山：殷夫；台州：柔石；嘉兴：朱生豪；余姚：楼适夷、袁可嘉、余秋雨；海盐：黄源；诸暨：郁茹；瑞安：黄宗英、黄宗江；镇诲：於梨华；天台：金耀基；玉环：叶文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