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鲁迅文学奖组织者（不是令人羡慕的工作）

李敬泽：关于鲁迅文学奖

——答舒晋瑜

《深度对话鲁奖作家》是《中华读书报》著名记者舒晋瑜追踪采访7届49位鲁奖获得者和10位鲁奖评委的访谈录，受访作家包括邵燕祥、史铁生、冯骥才、韩少功、刘恒、余秋雨、池莉等。全书以“鲁奖”为切入点，从创作与评奖两个角度透视中国作家与文学界，为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呈现了当代文学的心灵地图。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工作的？

李敬泽：第一届，1997年。鲁奖设立之初承袭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等全国性评奖的做法，由作协各下属业务单位具体承办。最早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由《人民文学》承办的，所以，第一届鲁奖的短篇小说奖还是由《人民文学》承办。当时我是编辑部主任，一方面担任评委，另一方面，负责评奖全过程的具体组织，包括建立初评组，带着初评组提初评篇目，提评委名单，张罗开评委会等等。那时年轻，胆大不知深浅，第一、第二届的短篇奖都是我操办的。第三届开始，作协统一收回去，我就不具体办事了。后来我在作协负责这方面工作，就从第六届管到现在。

问：参与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多年，您认为鲁迅文学奖的评选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李敬泽：变化很大。比如最初是两年一届，后来三年一届，到2014年变成四年一届。其他具体做法和规则也不断调整完善。比如早期都有初评环节，第六届起取消了初评，一个评委会评到底。一开始做的时候，作协中断全国性评奖也将近十年了，很多事没有经验，比如第一届，连奖项数额也没有统一规定，各摊儿自行其是，结果我们短篇评了五篇，其他门类有的一口气评了十多篇，后来一看不行，第二届就统一数额了。总之，是这样逐步摸索、总结经验，渐渐完善起来的。

问：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因其权威和社会影响力之大，历届评选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受到一些质疑。您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

李敬泽：有不同的声音很正常。不同的声音大概分两类，一类是，对是否评得恰当有争议、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有争议。这个我觉得很难完全避免，因为我们评的是文学，很难有绝对标准，如果有绝对标准也就不用评了。有分歧是正常的，现在这个时代，即使在你家里，三代人看一个作品恐怕也是三种意见。就我个人来讲，无论作为评委还是作为组织者，对此都有充分的承受力。当然，评奖，特别是鲁迅文学奖这样作为国家公器的评奖，它本身有推动形成共识的功能，所以，我总是说，做这样的评委也不能太任性，你代表你个人，同时你也要充分考量文学界和读者的一般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怕争论、怕不同意见而变得谨小慎微，不能在艺术上过于保守，待在舒适区里，不敢肯定那些我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探索和创新。

还有一类争论和质疑是关于评奖的规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鲁奖到现在二十三年，它的规则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是不断完善的，有些事没想到，记住，下次改得更严密。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当初短篇奖是由《人民文学》承办，《人民文学》也发短篇啊，按后来的规则就必须回避，但是当初没有这个概念，而且这里还有个历史渊源，它前身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就是《人民文学》办的，为了评短篇奖，《人民文学》还专门创办了《小说选刊》。当时是（上世纪）70年代末，作协刚刚恢复，而《人民文学》1975年就复刊了。所以，鲁奖规则的设立是个历史过程。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没有谁比我们作为组织者更希望评奖过程公正、干净，否则有了麻烦还不是我们的？这些年来，公众在这方面的质疑，我认为是有力地推动了鲁奖的改革和进步，这使我们清晰地知道、每时每刻地牢记，我们承担着多么大的责任，我们是在公众的充分监督下工作，这不是令人羡慕的工作，这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你还得在这薄冰上表演花样滑冰。

问：鲁迅文学奖1997年开始评选，其前身的各门类优秀作品奖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开始即设立。很多获奖作家的创作，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这种背景下梳理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的文学创作及鲁奖评选的经过，您认为有何意义？

李敬泽：鲁奖有一定的指标意义。它反映着创作状况，在二十多年的尺度内，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学风尚的变化。同时，“鲁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对话过程，批评家、作家、读者之间的对话和互动，由此可以集中地见出文学体制、文学生活诸因素的关系和变迁，见出其中的结构和动力。系统地保存和梳理相关当事者的回忆，无疑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当然，评奖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群人的事，事后的回忆也不一定靠得住，我自己很多事就记不起来了，有时我以为我记得很清楚的事，再查证一下，常常发现是错的，或者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学术研究、历史研究中一般对回忆、口述这样的材料使用时都会非常审慎，都会做仔细的辨析。但不管怎样，这样一个工作是很了不起的，它是一个积累材料的工作，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

问：“对话鲁奖”的结构与“对话茅奖”相同，即对话评委和作家相结合，力图呈现不同体裁“鲁奖”获奖作品的特点和风貌。尽管做了一些努力，但仍会存在很多不足。对于如何完善这类对话，您有何建议？

李敬泽：你现在主要是对话，我倒希望你下一点学术功夫，就对话内容做必要的考证和辨析，包括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把它由新闻性的对话变成一种学术性的口述史。这方面有比较成熟的学术规范，比如唐德刚做胡适的对话，不仅是像记者那样有闻必录——这仅仅是起点，由此出发，综合各种材料展开推敲，有时注释或者旁白比正文都多。这个推敲的过程才真正重要，“一面之词”由此被放回了复杂的历史语境里。

2020年11月20日晚

来源：天下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