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为何有存在的必要性（是因为文化遗产的复杂性增加吗）

引言

教育史主要是正规教育过程的记载，特别是依赖于语言和数学件号对正规教育过程的记载。实际上，主要因为有了对这些教育过程的记载，才有书面的教育历史记载。不过，在这种书面的教育历史记载之前，教育是如何进行的？假如现代继续存在的原始文化可以作为史前文化的标志，那么，远古的早期教育大部分必定是非正规的。

因此，这种非正规教育可能与成年一代的日常活动没有什么两样。在这些日常活动中，偶尔才附带地进行所谓的非正规教育。例如，年幼者通过直接地参与打猎、制作工具和祭拜地方神等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中非正式地与年长者和经验丰富的人在一起，学习这样的活动。甚至，连儿童的游戏也大部分是对成人活动的模仿，他们的玩具也就是他们父母亲所使用的工具的缩形。但是，不管原始社会的文化多早（或多晚），教育最终还是逐渐由非正规性向正规性转变。

大约在原始部落的人会式中，就可以看到教育的非正式性的减少。一般地，这种仪式被强调为年幼者生活中的一个里程碑。大约在青春时期举行的这种仪式，标志着从不成熟和不承担责任的儿童到带有特权和责任的成人的转变。然而，事实上，人会式还不只是标志着跨过里程碑的一种仪式，而且也是加强教育的一个时期。这种仪式经常要延续数天甚至数周之久。在这段时间里，准备成为成人的候选人要受到训练和考验。

他们在本部落的专门秘密和经验知识方面受到训练，还要在耐苦、熬饿和忍受恐惧的能力方面受到考验。假如他们能通过这种严酷的考验，就会以盛宴和舞蹈的形式来进行庆祝。在一些地区，入会式上所受到的训练，会继续到进人学校或更加正规的教学出现后很久才停止。某些因素导致了规学校的产生，其中最早的一个因素乃是文化遗产的增加。因为这种文化遗产的积累过于广博，但又不能长期用非正规的方法把它们传递给下一代，甚至一部分文化遗产还会有散落或遗忘的危险。

所以，作为一种专门机构的学校最后逐渐形成，以使一部分文化遗产可能得到保存。学校也就因此而逐渐形成，它并不直接与生活有关。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学校有点儿像一种保存剩余物质的机构，就像一个剩余遗产的继承人一样，也就是说，它接受和保存了那些无法直接通过日常生活经验而被传递的社会文化遗产。随着生活和教育之间的裂口逐渐扩大，这使得学校的存在更有其必要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文化遗产的复杂性增加。

由于在入会式时所传递的文化过于复杂，而使得年幼者不能通过直接和随时参与规定的成人活动来理解这种仪式。文化知识此后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困难，许多成人活动已超出年幼者的理解能力。因为年幼者的理解水平具有他们自身的特色，但大多在他们所属集团的成年成员的水平之下，所以，对年幼者的传授经验应该安排一定的阶段，就如同一条运河的水闸系统一样，使年幼者逐步提高与成人相同的理解能力，并能提高参与成人活动的水平。

换句话说，复杂的文化知识应该被简化为一系列层次分明的等级。不过，每一阶段的教育与年幼者准备从事的生活活动相当遥远。虽然所传授的经验仍然是从生活中来和指向生活的，但是，显而易见，教育渐渐远离生活活动中的非正规性，而朝着有意识的学校的正规性前进。或许，文化知识的复杂性使得学校教育比用文字形式对社会文化的简化更为必要。在远古时代，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年幼者在他能分享成人文化之前，应该首先学习文字符号，更不要说文法了。

自然，这就要求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个与生活活动中的非正规性分离的阶段。此外，这个阶段也要求有一些成人来负责指导年幼者的阅读和书写活动，并教导他们学习很难理解和很神秘的用文字记载的文化。因此，正是由于文字的使用，形成了社会文化知识的复杂性，这样不仅导致了正规学校的产生，而且也导致了一批正式的或专业的教师的出现。在非正规教育的情况下，成人在必要时就变成了专门的教师。家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继续地或多或少承担着教师的角色。

在斯巴达那样具有先进文化的国度里，每个成人都负有教导年幼者的责任，而不考虑他们的血缘关系。但是，当文化知识变得越来越复杂时，特别是当这种复杂性部分地要用文字符号记载下来时，一些成人就把担任年幼者教师作为他们的专门工作。所以，社会劳动的分工最后逐渐形成。当然，这类教师在教授记载下来的文化知识方面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然而，教师的增加以及训练的进展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缓慢的，教师仍然存在着与实际生活脱节的倾向，以及与经常在日常经验讨论中所形成的现存文化知识脱节的倾向。

的确，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是有所不同的，日常生活与学校教育也就有所区别。如果认为，以书面资料为主要课程以及同时拥有一批专业教师的正规学校的进展，就完全取代了从前的非正规教育过程，那实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古至今，非正规教育与正规学校教育都是并行的。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假如不在质量上，那么在数量上非正规教育也是占优势的。一个男孩通过在活动中所学到的东西，而发展成为一个猎人或渔民、一个农夫或商人、一个技工或教士。

从远古时代到中世纪行会期，一种多少有点正规形式的学徒制教育存在者。实际上，它是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唯一的一种教育。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前，仅仅只有少数人需要或爱好学校的正规教育。甚至在19世纪对所有人实施义务的学校教育的时候，精明的教育工作者并没有忘记，儿童花在校外的时间要比花在校内的时间多，校外的非正规教育常常比学校的正规教育更为有效。

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价值比较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两者之间孰优孰劣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教育理论家特别喜欢争论的一个问题。例如，古希腊人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人的德行是否能正规地教。在希腊人看来，德行是一个公民的最高条件。在古代希腊教育中，年轻人在履行他们的公民职责时，附带地学习德行。他们所赞美的德行标准，就是在古今伟人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品格。但是，在以后的希腊教育中却发生了争论。一批以“智者”著称的教师主张，他们并不通过模仿伟人来教德行，而是通过对作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理想的理论讨论来教德行的。

当然，这两种教育观点是冲突的。更古老的非正规教育所表现出的优点是，认为德行是在行为中并通过行为而渗透和养成的。作为当时的“进步主义者”的智者认为，他们能够重新改造德行的理想或标准，以迎合新的和变化的时代要求。在正规的学校里，教师能够从德行实践的具体行动中概括出德行的观念；在理想的抽象形式中，教师能够对它进行批判，并通过批判对它进行重新塑造。旧的非正规教育的缺陷，是它的过程的保守主义，以及习惯于对革新抱有敌意。

新的正规教育的缺陷，是它过分强调智力活动，而缺乏在非正规的生活教育中发现复杂情况和承担义务。古希腊人怀疑脱离生活能获得一种满意的教育，但是，16世纪伟大的英国教育家阿夏姆却非常严肃地认为，一种良好的教育是不能离开学校的。他不相信“经验就是最好的教师”这句格言，相反提出：“一年的教学胜过二十年的经验；而且，由教学获得知识比较保险，由经验获得知识比较糟糕而不能使人聪明。”

这段话表明，在从希腊的黄金时代到16世纪的两千年里，正规教育的概念是如何获得它的威望的。然而，也正是这段话，标志着从生活到非正规教育、又从非正规教育到正规学校教育的历史运动的顶点。事实上，在那种“可靠”的教学活动中，正规教育浪潮的浪峰却自成拱形向下滚动。因为正规教育与记录经过试验的和真实的社会团体经验的书面文化相一致，所以它被认为是可靠的。但是，那种经验总归是过去的经验。书本的正规教育是与过去生活历史紧密相连的。书本越厚的话，似乎悠久的过去更长期地支配着人的头脑，而作为现代生活代表的社会文化却不受重视。

因为这个原因，有人就可能认为，记载在书本上的社会文化必然比植基于日常生活习惯中的那些东西更为僵硬。生活习惯可能会非常缓慢地变化，但它们是有活力的和发展的。每当一本新书出版时，书面文化也会受到批判和更新。不过，记载的文化不仅没有跟上日常生活进程的缓慢变化，而且常常落在它的后面。由于不适应现实和未来而寄希望于过去的安稳，因此，就产生了文化的滞后。一些人并不试图判断生活中的非正规教育或学校中的正规教育的各自优点，而认为两者都有着各自适当的和独特的功能，任何缺乏其中一种的教育都是有缺陷的。

结语

早在《圣经》时代，犹太人就认为，文字的正规教育应该与行为的非正规教育并行。在《申命记》中，耶和华告诫说：“要把我今日训诫的这些话铭记在心，并且要勤勉地教导你的孩子们。当你坐在房间里、行走在路上以及躺下和起身时，都要谈论它们。”在17世纪英国教育界的代言人洛克的著作中，同样的观点也是明显的。在《教育漫话》一书中，他特别注重书本的教育，对研究领域也给予了精心的关注。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忽视校外经验的非正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