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使用的社会过程是如何影响并作用于语言结构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性特征在跨学科研究领域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些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限于篇幅，我们以标题形式列出相关研究内容，仅作简单介绍，不做详细研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参考书目中所列的内容，做进一步了解。
社会语言学与文学研究：首先，社会语言学研究为文学分析提供了、种新的观察视野，由此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父权主义分析”、“女权主义分析”，以及“社会 语言学分析”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文学话语分析模式。从微观层面而言，可以从文学作品中人物角色的社会地位、身份认证、叙事方式、话语模式、语言表达等方面入手，研究文学话语同社会制度、政治体系，以及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社会语言学与方言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拉波夫“语言变体理论”模式的确立，社会语言学研究为方言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鲁吉尔又提出了“应用社会语言学”的概念，认为社会语言学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对于方言学研究有重要意义，使得语言学家对于方言变体的社会影响有更为透彻的了解，因而有可能对方言研究中语言流变问题及其动因做出更为准确的描述。
社会语言学与法律研究：社会语言学家拉尔夫·法索德通过话语分析、语用学与话语、语言变体，以及言语交际民俗学4个方面的讨论，充分说明社会语言学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手段，为解决某些棘手的刑事案件提供更为完备可靠的法律证据。同时，社会语言学家亦可协助司法部门制订可读性更强的法律文本，为消除法庭背景下的文化误读现象提供帮助，从而达到提高法律公正性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庭背景中的话语结构分析，已经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权势因素对于说话人话语结构的影响这一点上。不言而喻，这种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对于揭示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起到了传统语言学分析无法替代的作用。
社会语言学与医护对话：相关研究表明：在医院诊所语境中，由于存在“认知图式”和“知识背景”方面的差异，医生与患者（家长）之间的话语交际有可能产生障碍，导致双方不能充分理解对方话语行为的引申含义。所以，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讲，不但医生患者之间的话语模式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同一背景中的医护对话言语行为，也有广阔的学术研究前景，值得深入探讨。
社会语言学与广告传媒：广告语言的研究，一直是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维杰·巴氏耶关于体裁分析中商业促销信函结构研究所揭示出的文化差异现象，对于扩大社会语言学对商业交际模式研究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引起了语言学界的积极反响，成为社会语言学跨学科、应用型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除了以上谈到的几个方面的关联，社会语言学作为一种交叉型、边缘性、应用性学科来说，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外延发展空间优势、良好的跨学科兼容特征，以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开放性，同其他相关学科与研究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联袂合作的可能性。这些研究当然也包括以下多方面的应用性研究内容：
1）虚拟环境中信息交流模式的社会语言学特征研究；2）权势概念与等同因素在课堂话语模式构建中的作用；3）文化解读与文化误读现象在对外经济交流中的表现，人类对于客观世界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概括于段和表述方式。另一方面，正如文化相对论内容所揭示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的语言体系与语言构，还反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不同看法。
此外，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值积，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反映出一种文明进化的轨迹、一种民族精神的发展、一种文化传统的建立。语言学家克利福德，贵尔曾经指出：通过某一语言的语法、谚语和习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思想感情，而这是通过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了解得这么全面的。
如果从这种全景式的观察视野出发，考察社会语境中语言的使用与变化，社会语言学研究可为语言学理论的探索，开辟许多新的增长点。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振荡变化、民主意识的普及提高、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物质生活的丰富发达，语言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最为重要的信息传播手段、思想感情交流的工具，在这个信息化、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白天埋头于繁忙的工作之中，途中快步走过巨幅商业广告之前，夜晚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开机上网之时，我们曾否也有过片刻的闲暇与情致，感受到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体会到语言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注意到语用观念的更新与发展？不言而喻，社会语言学研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和引导。
我们知道，语言科学的研究，涉及到许多相关因素，有的是认知方面的，有的是结构方面的，有的是社会语义方面的，还有一些是文化传统方面的。因此，语言学研究，从方法上来讲，不能靠结构分析上的精巧和心理现实上的求证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样，过分强调实验调查与实证研究在科学证伪中作用的做法与主张，也不可取的。
这是因为，语言科学中理论真伪性的讨论和判定，不能像有些语言学家所认定的那样，拒绝观察现象的介入与引导，仅仅依靠直接证据的说明与解释。毋庸置疑，虽然在方法论上自然科学有其可资借鉴之处，但是语言科学从研究性质上来看，更加接近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没有必要盲目向物理学科、化学学科看齐。
作为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一种，语言学研究从性质上来看，缺乏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明晰性、可确定性、可重复性、可检验性的特质；同自然科学相比，两者分别属于运行于两个不同轨道上的天体，相互之间不存在可比性的条件。这是哲学层面上的方法论讨论。在语言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上，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反思，使得我们明白，许多语言现象不是处于一种静止的恒定状态，而是具有一种恒动的潜势；语言学理论有必要对于语言的这一特征做出准确的描述与系统的解释。
我们知道，语义学研究揭示了一种现象，叫做“语义悖论” 社会语言学通过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共变现象，借助于社会语用学动态研宪的优势，考虚到社会文化对于谓言认知的影响，应该说为语言学理论的长点。自社会语言产生的40年间，由于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技术的上新、观念的变化，不同社会文化中均产生了大量新鲜的语言结构和表达用法。
更重要的是，大量新词新语的研究，已经无法在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得到充分的描述和合理的解释。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到了不得不变、另辟蹊径的地步了。社会语言学家马克奈尔-吉尼特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既然标准或规范的语义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那么社会语言学家考察的便是语言使用的社会过程是如何影响并作用于语言结构的。
所以，我们还是以“语义悖论”问题作为进一步思考的内容与重点，以便结束本节的讨论。譬如说，诸如“非婚子女”、“婚内强奸”、“无罪推断”、“水泥枕木”之类词语的研究，如果单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考察，脱离了具体的司法制度、特定的社会语境，以及与时共进的观察视野，很难对其做出科学的解释。
我们还可以通过跨文化比较，说明社会语言学作为一种宏观的观察视野和具体的分析方法，对于语言学以及跨文化研究的意义。德国语言学家尤斯特·特里尔通过研究13世纪到14世纪100年间古代高地德语中表示抽象知识与技能词语的语义演变，从历时语言学的角度证明了语言中词语的语义构成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依据语义相关原则形成不同类属的，由此提出了语义场概念。
特里尔发现，在13世纪之初，德国宫廷语言中有3个表示知识与技能概念的词语。它们分别是“kunst”，“list”和“wisheit”。其中，“kunst”专指宫廷贵族知识与技能，“list”指代平民百姓技能；“wisheit”为知识一词的通称，可以兼指上述两种社会成员的知识与技能类型，多含有宗教的含义，相当于拉丁语的“sapientia”。
两个词语之间的差异与用法，反映出当时德国封建社会中明显的等级阶层观念。到了14世纪，德语中表示知识与技能概念的语义场发生了三点变化。首先，原来指代平民技能的“list”一词逐渐有了贬义的色彩，相当于英语中的“狡诈”（cunning），反过来为“wizzen”所替代，后者专门表示“艺术”（art）之意。
其次，“wisheit”由原先代表广义的知识概念通称名词，逐渐演变为表示狭义的“宗教经验”；最后，由于前两种变化的结果，在新的语义场中，“wisheit，“kunst与wizzen”这三个词语，从意义所指上形成了一种三位一体，平分秋色的格局。在新的语义格局中，kunst和wizen之间虽然还有细微的语义差别，前者指纯粹的科学与艺术，后者指具体的技术能力，但 是，前者原先所具有的等级底蕴已经荡然无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学习过程中社会语言学因素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术亮点，引起应用语言学家和语言教师的重视。在这种情势之下，有理由认为，社会语言学在我国未来的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中将会占有更为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是因为，从学术渊源和研究方法上来看。
我国的语言学工作者，不但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承袭了“格物致用”的优良传统，而且对语言文化和语言功能的研究更是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此外，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广袤的地域疆土，多元的民族文化色彩，都预示着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的光明前景。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学家奈达曾满怀深情地声称：中国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