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语言知识（语法知识形成的逻辑）
近来，获得语言，而不是学着说话，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说法了。这个变化就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由美国语言学家诺姆·卓姆斯基（NoamChomsky）的工作而引起的多少算是一场革命的结果。
关于一个孩子的语言知识的形成，卓姆斯基的主要论点过去是，现在仍旧是，人们生来就知道人类的语言是怎么回事，即它是何种系统。
卓姆斯基认为，人们对于人类语言的“普遍的”也就是，不是某种语言所特有的-语法特征，从出生时起就具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性。
因此，人们能够很快地辨别或听出这些特征在人们使用的某一个别的人类语言，汉语，或芬兰语，或希伯来语，或根据具体情况而使用的任何其他语言中的表现方式。
首先，请注意这里所说的重点是语法。所要着重了解的是孩子是怎样获得关于语言结构的知识的，是怎样知道那些以一定方式把词结合为别人能够理解的言语的规则的。
以前，这个课题不大受到研究儿童语言的学者们的重视，但卓姆斯基的工作却突然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极大兴趣，以至在一段时间里，有关语言学习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几乎完全被忽视了。
在这种兴趣的推动下而进行的研究工作起初好象都证实了卓姆斯基的论点，即儿童在非常幼小的时期已经掌握了他所学的语言的语法，而且真是通过儿童自己找到的规则去掌握语法的。儿童的语法错误往往有规律性这一事实曾引起研究人员的很大重视。
据认为，会说“Ibringedt”（我把它带来了）这句话的孩子一定是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大概是无意识的，找到了这样的规则，即动词过去式的形成就是在动词的现在式后面加一个词尾-ed＊。
所以会产生错误，是由于孩子将一般动词变化的规则应用得太广泛了；他不知道这条语法规则还有例外。
这就清楚地表明儿童积极地构成自己的语法的过程是可以超越其他方面的学习的。许多从事研究儿童语言的人员，曾经花费大量时间来详细阐明儿童在某个发展阶段使用的语法。他们的做法是把儿童说过的言词尽量收集起来编成一个“大全”，然后再从中找出恰恰能够产生这些言词的一套规律来。
当研究人员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工作时，对儿童说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问题，他们很少注意，至于儿童听懂别人说话的能力如何，就更不过问了。然而大家还是一致认为，和“先知而后行”这句话的道理相同，一般说来，儿童也是先能懂，然后才会说。这种主张看来象是普通常识，而且也为已经做过的这类研究工作所证实。
为了明白十年前研究儿童语法的工作多么重要，就必须将这项研究工作同关于儿童思想发展的其他方面在当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一些见解联系起来思考。尤其应该把对儿童语言的研究同皮亚杰的研究联系起来看，也就是把它同皮亚杰关于七岁以下儿童的思维和推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观点联系起来看。
我们已经知道皮亚杰的学龄前儿童弄不清楚从另外一边看一件物体该是什么样子。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儿童这方面能力的局限性。比如，要是将水从一只瓶子倒入另外一只形状不同的瓶子里，孩子就会以为水的量有了改变。还有，孩子不懂得如果一根红的棍子比一根黄的棍子长，而这根黄棍子又比另外一根蓝棍子长，那么红的棍子一定要比蓝的棍子长，等等。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大量的研究成果潮水般的从日内瓦涌现了出来，而且都倾向于同样的结论：七岁以下的儿童在智力方面是非常有限的。婴儿在出生以后的十八个月里，在实践方面已经很快地发展和掌握了相当多的技能，但是在思想的发展方面就不那么快了。皮亚杰及其同事们的研究工作的影响在六十年代里达到了顶峰。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名气很大，而且也得到了公认。
与上述看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引起人们注意的论点是把孩子看作一个语法家。一方面，孩子在许多被成年人认为绝对简单和显而易见的事物面前感到为难，而另方面，却又能自己找出象人类语言这样高度复杂的系统的规则来，这叫人如何解释呢？对这个问题卓姆斯基提出了一个答案：孩子必定有一种理解这类系统的非常独特的能力。他必定生来就有一个“语言获得装置”。
可以把这种语言获得装置，或者简称LAD想象成为一只箱子。（它的位置可能在中枢神经系统的某处地方，当然，它并不真的是一只箱子。）经过孩子的耳朵而进入这只“箱子”的是语言的输入--常常是一些孩子能听到的周围人们的谈话中极不连贯的片断的输入。这个装置可以完全适应人类语言的主要特征，尽管输入不够充足，但它还是可以从中引出语法规律来的。
换句话说，语言获得装置的灵敏度很高，调制得很好，因而能够立即产生出来语法规则应该是什么的正确假设。事实证明语言获得装置这个想法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在有关学科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曾一度被其诱惑力所俘获。当母亲照管她的婴儿时，通常会发出人的话语声。婴儿自己也有一种胡乱发出嗓音的然倾向。
但婴儿发出来的某些声音可能和母亲发出的声音相近，于是这些声音就同伴随母亲的出现和照管而来的婴儿痛苦的解除及需要的满足联系起来了。以后在婴儿能够发出的全部声音中，他发出那些声音的次数就愈来愈多了。慢慢地婴儿还会发现那些声音不但能使他得到满足，而且也能使他的父母作出称婴儿心意的反应来。
于是婴儿便开始运用那些声音了。现在来讨论心理学家们如何从“联想主义者”的这种或那种观点出发对语言发展所作的各式各样十分灵活而又详尽的解释是没有意义。学他们所作的解释有时非常巧妙，也取得了看上去是颇有希望的部分成功。可是结果他们都失败了。年关卓姆斯基的革命是对他们的反抗；他对经验的重要性所作的抨击是使反抗者们集合在它下面的一面旗帜。
有了语言获得装置的孩子当然是需要经验的黑但他只需要经验来发动语言学习的过程，以后就不大依靠经验了。现在，在七十年代里，又开始了另一次反抗。这次的反抗并不那么激烈，而且也缺少一位非常强有力的领袖。不过它的力量正在增长。约翰·麦克奈马拉（JohnMacnemara）于一九七二年写的一篇论文与卓姆斯基关于语言获得装置的论点恰恰相反。
卓姆斯基认为儿童具有专门学习语言的获得特器学会语言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头脑的其他技能。但是麦克奈马拉却主张儿童能够学会语言，正是因为他们具有某些其他技能，特别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发展得相当好的能力使得儿童能够领会那些包括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和立即的相互影响的情境。
为了举例说明麦克奈马拉提出的这种能力是如何起作用的，可以假想下面这样一个场面。一位阿拉伯妇女和她七岁的男孩及十三个月的小女孩与一位英国妇女在一起。小女孩刚会走路，但是若没有人搀着，她最多只敢走几步路。英国妇女不会说阿拉伯语，而阿拉伯妇女和她的儿子也不懂英语。
小女孩走到英国妇女那里后，又回到她母亲身边。然后她转过身来好像是要开始再次向英国妇女的方向走去。可是这时英国妇女指着男孩笑着说：“这次走到你哥哥那里去吧。”男孩虽然一句英语也不懂，却能理解这情境，他立刻伸出了手臂。婴儿也笑了，她改变了方向，并朝着她哥哥走过去。
以上的一系列事件正是像我所描述的那样先后出现的。应当看到，象“这次走到你哥哥那里去吧”这样的词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模式配合得十分恰当。从他们能够了解彼此的意图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当时的情境都能理解。所以在这种场合中语言是多余的，但还是说出来了。说话的意思是完全可以从与说话相联系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中预料到的。由于人们的意图是什么已经十分清楚，因而原则上据此便能得出词的含义了。
显然，这里面是包含了某种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对于上述正在发生的事件也的确是不可缺少的。由于词是同某些非语言的活动一起发生的，于是就有秦马拉与旧联想主义者的论点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至于对上述事件的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麦克奈马拉对人的思想性质的看法与旧联想主义者的观点截然不同。
旧的看法认为，联系是以完全机械的无意识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联系不过是孤立的成分之间的联系。而那个在他的身上建立起联系来的人则是被动的。某件事物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了作用，其结果就形成了，比如说，一个词与一件物的联系。总是联系的建立在先，而任何有“意义”的词则是联系建立过程（条件作用）的结果。
与此根本不同的新的论点则认为最基本的是对事物意义的理解，也就是“弄懂”事情的能力，而且最最重要的是能弄懂人们做的什么事，当然也包括能弄懂人们说的什么话。据认为，孩子有了理解情境的能力，便可以通过检验假设与推理的过程而获得语言知识了。
要使新的论点能够站得住脚，还得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即一般说来孩子必须会推理。这个条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现在已不再认为孩子生有那种专门为学习语言用的技能了。恰恰相反，现在的观点是将语言学习看作一个与所有其他正在进行着的学习紧密联系着的过程。
的确，同到目前为止已经说过的任何其他的学习相比，语言学习，在很长时间里，也许是更加无法解脱地同非语言的有关事物联系在一起的。从最初通过人们说的词和伴随着的动作来了解人们的意思直到最后能够单独地理解词的意思，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认为孤立的词会具有任何意义，也许只是文化修养很高的成年人的想法，而且是西方的成年人的想法而已。
海因兹·渥而纳（HeinzWerner）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考察北美印第安某个部落语言的学者请一位当地土人将“白人今天枪杀了六只熊”这句话译成当地的印第安语，但印第安人说办不到。学者感到迷惑不解，便请他解释。印第安人说：“我怎能翻译那句话呢？没有哪个白人能够一天枪杀六只熊的呀。”
对西方的成年人，特别是对西方成年的语言学家来说，语言是一种形式系统，而形式的系统是可以用形式的方法来处理的。根据这个道理，便很容易得出可以使用形式的方法来学语言的结论。但是这样的推论是很危险的。卓姆斯基的LAD是一个形式的数据处理机，它的情况与联想主义者的联系建立过程是同样无意识的、机械的。
输进去的是语言的数据，而输出来的则是语法。不论是输入还是输出，好象孩子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即使不是完全被动，至少也不是十分主动地参加活动。尽管孩子的血管中流动的是热血，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孩子在联想主义者关于语言学习的论点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他在卓姆斯基的论点中扮演的角色还重要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