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允许错句子出现

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体现，很多具有独创性的语言出现在里面，难免就有了错句子，并且让读者浑然不觉。

语言和文学是两个门类，但又可以高度融合在一起。作家写作当然要遵循语言规律，并且要创造出独特的语言模式，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但这并不是说作家可以超出语言规律独创什么语言规则，而是有自己的语言特点，遵循语言内在的逻辑和结构。只是在非常情况下，一定会有错句子产生。

错句子的产生似乎源于古典文学，从诗歌开始就已经有错句子产生了。诗歌讲究感情的跳跃，意境和意向的高度一致，讲究语言的凝练性，也符合古代汉语的规律。但语言非常凝练的诗歌，还要翻空出奇，用一些特殊的句式，就难免出现问题。尤其是一些现代人看不懂的诗句，大多有问题。或者说，几乎所有讲究语言凝练性的古典诗歌都有语法问题。亦或是当代人文学功底太浅薄，对古代诗歌的理解不是很透彻，当然也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去硬套古代汉语作品，尤其不能硬套古代诗歌的句子和词语。但古典诗歌一定是失真的，古代劳动人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需要有发言权的诗人们给他们编辑语言。杜甫的《石壕吏》中有“听妇前致词”，那老妇人说的话已经被诗人杜甫重新编辑过了，没有错句子，但已经明显失真了，只是为了迎合诗句的内在格律和遣词造句的规则就要替当事人编辑语言，就会和事实不符，虽然表情达意更严谨，但失掉了民间语言的原汁原味。当然，诗人有重新编辑语言的权力，可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话了。这和错句子出现是两码事，虽然重新编辑的语言存在着对现实人物语言和事件误解和误读的成分，但毕竟表情达意方面还是更胜一筹的，也就没有现实中的错句子了。可是，已经和人物身份不符了。老妇人面对官差，战战兢兢，吞吞吐吐，还能正常说出五言诗句？保留老妇人错误的句子或许是明智之举，只是当时杜甫并没有察觉。郭沫若的诗歌《凤凰涅槃》中有：“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我。”的诗句，完全逻辑混乱，但和凤凰火中更生的情景是相吻合的。

鲁迅的语言瘦硬，当然对现实人物和环境、事件的描写有很大的主观加工成分。他写的《狂人日记》记住发了疯的狂人说出了很多语序颠倒错乱的句子，但读者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毕竟，设置的人物角色狂人并不是一个正常人，而是发了神经的人，说出荒诞绝伦的话也属于正常的。那么，要用现代汉语的语法来分析狂人的每一句话，似乎有失公允。狂人错句连篇，语言逻辑不通，并不能成为人们诟病之处，反而成为人物特定的语言模式，被广大读者承认了。老舍的《骆驼祥子》中作为旧社会底层劳动人民代表的祥子说话符合他的身份特征，当然也有一些是非正常环境下说出的错乱话，并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语法去框定它。还有《阿Q正传》里的阿Q，外国的有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里面小镇马孔多的居民，世代相传的家族成员，黑色幽默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约塞连，都是说着符合人物身份和个性的话，并且随着角色的转化和场合的不同而改变。

如此一来，小说就是一部社会生活的横断面，包罗万象，其中当然可以允许有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说出错话的情节，而错话写出来就是错句子。那为什么作品中的错句子不被语言学家揪住不放呢？因为还有语境的问题。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反映，允许特定环境下特定人物出现，也允许特定人物说出错误的话，一切都由语境决定。可以说，文学语言是一种对常规语言的颠覆式语言，并且具有独创性，由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特点，展现了更多语言发展的可能性。即便出现错句子，也不会对作品造成什么影响，因为那是特殊语境下允许出现的语言，也是一种对日常语言的解构和重构，符合人物心理，也就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作品中的错句子并不错，而是一种语言的畸变和创新，是符合特定环境和人物心理的典型语言，不应该被鞭挞，而应该被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