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河流与风景：从灵台文学传承到文学“灵台现象”）

基因、河流与风景：从灵台文学传承到文学“灵台现象”

——新世纪灵台小说作家作品略论

彭永锋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文学史上第一次从时代文学的高度，对小说的地位予以足够肯定。李贽认为，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水浒传》是可以与《庄子》《离骚》《史记》及杜甫诗歌并称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的“古今至文”。的确，在中西方文学史上，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在人类储存历史记忆、反映社会现实、抒发思想情感、表达理想追求、提供认识价值、发挥审美和教育功能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尤其在现当代，更是戏剧、影视创作的稳固基础，其重要性愈加不可替代。

新世纪以来，灵台小说创作呈现强劲势头，能够全方位体现作家整体水平的长篇小说《天天过年》《光的影子》《支离歌》《深处》和中短篇小说集《西风破》《密须往事》等连续出版或获奖，引领了新的风气。特别是2019年以来，多名灵台作家在《飞天》《阳光》《西部》《延河》《朔方》《星火》《绿洲》等名刊密集发表中短篇小说作品，引起了省内外文学界广泛关注。对此，省社科院评论家寇文静先生撰文予以高度评价，并提出文学的 “灵台现象”这一概念，这是对灵台作家群体的褒扬和鞭策，也是对灵台文学事业更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深情期许。

一、对丰厚文化基因的传承，促使作家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立体视野

灵台位于甘肃东端，错于泾渭之间，东拱关中，南依岐凤，西控陇原，北望豳地，历史上属关陇要冲。早期水草丰美、川阔林密，并且由于山川原相间、自然条件相对较为优越和黄土层覆盖深厚适宜耕作的特殊地理环境，亦耕亦牧的农业文明较为发达。以后虽然逐步纳入中央政权版图，但多属拱卫京畿的屏障，历来为中央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争夺的战略要地。据县志记载，自周文王伐密至灵台解放，共发生大小战争四十余次，加之以历代国家指令强制的数次移民迁徙，致使其文化底色具有以北方农耕文明为主与游牧文明长期深度融合的特征。灵台又是古丝绸之路支道必经之地，数量不少的波斯古币在与今天县城相距咫尺的枣树台等地的出土，有力地证明，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以商旅行役为载体，理所当然受到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及相关文字记载推断，在距今7000年——5000年左右，发展壮大于中原地区的黄帝部族因为繁衍扩散的结果，黄帝后裔姞姓密须氏在达溪河流域定居并建立密须国，后成为商王朝的属国，此后周王朝又在此分封同姓立密国，其间先后发生的周文王攻伐密须筑灵台祭天、周共王灭密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密须、商、周、密等政权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人文牵缠互动，使得这块古老的土地在传承黄帝部族纯粹的原始中原文化基础上又积淀了丰厚的商周文化内容；而彪炳史册的世界文化名人针灸医学鼻祖皇甫谧又在此诞生、成长、行医、授徒、著述、归葬，其生于汉末、长于曹魏、成就于西晋、往来于灵台与河南新安之间的行迹以及在史学、文学、医学和哲学思想上的巨大成就又生发了内涵丰富、独树一帜的皇甫谧文化。

自秦汉以来，逐渐以六盘山为中心，在葫芦河全流域、泾河、渭河、清水河（宁夏固原境内）上游广大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关陇文化圈。因为伏羲、女娲、黄帝、炎帝、西王母、广成子、周文王、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人祖帝王、神话人物的文明创始、研经问道、巡游祭天等重大活动，李氏、胡氏、梁氏、皇甫氏、牛氏等名门望族的繁荣，司马迁、郭子仪、李元谅、李商隐、刘锜、吴玠、吴璘、赵时春、林则徐、邓廷桢、左宗棠、康有为、谭嗣同、于右任等历史和近现代杰出人物的政治、军事、文化活动，其内涵极其恢弘厚重，包括了伏羲始祖文化、崆峒道源文化、西王母寻根文化、陇东佛教文化、灵台商周文化、周原公刘文化、皇甫谧文化等既相对独立、又互为依存的庞博内容。灵台因为位于关陇文化圈腹地的独特地缘，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必然广沐其绵密煦风，久浴其丰沛惠雨。红军长征停驻及过境、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活动、陇东解放等现代重大事件的发生和抗日爱国将领杨子恒、抗日英雄高永祥、抗美援朝扫雷英雄姚显儒等革命杰出人物的涌现，又使这块热土浸洇了更多鲜活的红色文化元素。

从灵台大地文学创作肇始，历代文人和作家面对的是一座巍峨的文化大厦，传承的是一座蕴藏富茂的基因宝库。这座文化大厦、基因宝库，以较为典型的汇入了游牧文明因子的北方农耕文明和正统的中原文化深度融合的底蕴为坚实基础，矗立起积淀深厚的商周文化和内涵丰富的皇甫谧文化两大巨柱，又与整个关陇文化长期互流交汇，并且注入了滚烫的红色文化血液，在千年传承的丝路文化浩荡之风吹拂下，发荣滋长为一种外延宽泛、内涵宏阔的文化形态。以特质论，这种文化既有独特地域环境和长期历史积淀的太阳、高原、黄土、乡村、神祇、宗教、家族、图腾、民俗、抗争、迁徙、生死、苦难等意境映射下形成的雄奇、浑厚、苍凉、瑰丽、刚健、坚韧、悲悯等风格，又兼具因不断嬗变、升华、更迭所催生的激昂、思辨、探索、律动、开拓等富含生命、人文元素的强大气质，因而是一种完全有别于纯粹西部和传统乡土、又不同于江南韵致和现代工业文明的独特风貌。

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举目瞭望，因为灵台位于陕甘宁三省交接地带，又处在平凉、固原、庆阳、咸阳、宝鸡、天水六市的几何中心，在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迅速推进条件下，灵台作家必然以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胸怀，对如此博大深厚而又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文化源泉饮之若渴，含英咀华，汲取营养，强筋壮骨，又潜心师学于本省如弋舟、雪漠、王新军、马步升、彭金山和外省如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贤亮、张承志、高建群、昌耀等作家群，受到思想题材、创作手法、审美风格的濡染，既关注故土家乡的历史人文底蕴和发展变迁，又探秘现代社会影响下的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变化，能够以一种全方位开放的立体视野观察思考，奉献出富于时代感的优秀作品。

二、绵长不息的文学河流，催生了作家高度的时代自觉

《诗经·大雅》的《皇矣》《灵台》两篇可以视为灵台文学真正的滥觞，此后从文化巨匠左丘明秋射择居、皇甫谧撰著《帝王世纪》和《高士传》《逸士传》《烈女传》并为辞赋大家左思作《三都赋序》、牛弘编修《开皇律》、牛僧儒创作《玄怪录》到苏履吉题咏“灵台八景”、张东野等主持编修《灵台县志》，以及留存的大量铭文、碑刻和诗词，无不证明从古到今，之所以有许多仁人志士以宽阔的胸怀、崇高的节操、忘我的精神倾心著述，正是缘于心系苍生、护佑社稷、秉持正道的壮硕丰厚文化之根和赤诚滚烫的文化血脉。战乱频仍，朝代更替，但是文学的河流愈加澎湃、浩荡、绵延不息，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灵台子民，灵台作家亦因之在骨子深处必有一个强大的魂魄，并且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以高度的自觉精神和担当意识勤奋笔耕，接力前行。

随着新的社会因素的渗入，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灵台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太阳风诗报》和《灵台文艺报》的创办为标志，掀起了以诗歌创作为先锋，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全面跟进的第一次文学活动热潮，并且随着文联、作协组织的成立，文学活动蔚为大观，吸引了相当一批青年作者加入，极大地繁荣了灵台的文学事业，也造就了一批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群体、评论家和文学工作者。小说创作先后出现了李广兴的《日蚀》《月蚀》《星蚀》、杨文森的《大钟无声》、景颢的《啸傲陇原》等优秀作品，在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创作方面，出现了王韶华、于承良、景颢、李凡、李利军、张钧、邵小平、王作人、武国荣、安云儿等在省内外有名的作家。他们或专业写作，或是机关工作人员，甚至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离退休职工等，构成了灵台文学创作的大军，他们甘于寂寞，笔耕不辍，倾诉自己的文学情怀。其中有的作家走出了灵台，作品中依然充满故土的气息，带着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并有效反哺本土文学创作；扎根本土默默写作的作家，执著书写故乡，不断提供新鲜的地方文学经验，使得走出去的作家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返视故乡，深情演绎故乡。这两股合力里外呼应，共同推动着灵台文学事业的发展。

新世纪以来，灵台文学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迅速掀起了又一次文学活动热潮。在文联、作协组织的持续推动下，以办好《灵台》杂志、编纂好“风雅颂灵台”丛书、组织好 “皇甫谧文艺奖”评选工作为抓手，带动培养了一批文学人才，形成了由创作骨干和文学爱好者组成的比较稳固的创作队伍，创作出了一系列文学精品力作，推动灵台文学事业不断跃上新台阶。石凌散文集《素蓝如瓦》获第五届黄河文学奖、评论集《一川巨流贯风烟》获甘肃省第三届文艺评论奖，宋亚平长篇小说《光的影子》获第六届黄河文学奖、平凉市优秀文艺作品一等奖，邵小平、宋亚平、吕春文、于凌鹏的文学作品（集）获第五届崆峒文艺奖，郑平的长篇人物传记《名相牛僧孺》获平凉市社会科学奖一等奖，10多人的文学作品在各类征文奖赛中获奖，近三年来，灵台作者在市级以上媒体发表文学作品200余篇（首），在省级以上媒体发表文学作品50余篇(首)，出版散文、评论、小说、诗歌专集10多部，灵台文学得到了长足发展。

三、真挚坚守与深情书写，奉献了灵台小说蔚为大观的风景

在新世纪以来灵台文学事业较为全面发展的喜人形势下，小说创作由此前的线性状态逐步转为集团式突破，出现了宋亚平、石凌、安杰、曹鹏伟、田华、杨波等一批坚守本土、放眼全国、砥砺前行的小说家。他们大多都成长于纯粹的农民家庭，对乡村生活、农物农事、农民苦乐都有着刻骨铭心的深刻体验，在受过良好教育并不同程度经历过都市生活或者在南方等异域漂泊一段时间之后，都能立足丰富的人生阅历，结合对现实生活的深切感悟、对身边人物命运的细致观察、对社会转型期阵痛的理性思考，形成了不同的叙述路径。有的对脚下滚烫的大地、刚刚过去的艰难岁月、那些面影熟悉的亲人怀着一腔感恩和追忆的深情；有的对农民生活的艰难有着切肤的感受，并产生了追问和反思；有的密切关注大量农民工离乡进城、乡村日益凋敝、城乡发展差距日益加大的现状、矛盾和问题；有的注重解析现代化浪潮下底层各色人物在复杂环境下的迷失、堕落和救赎、回归。他们以深情的现实主义观照为主基调，形成了对历史、现实、时代发展和人的灵魂进行精神叩问的价值旨归，呈现出故乡与远方交会的文学风格，蕴涵着同中有异丰富多元的审美属性，为甘肃文坛奉献了灵台小说蔚为大观的风景。

1、安杰：在古典意蕴与新现代主义的契合中，不断拨亮我们心灵深处的灯盏

就文学活动轨迹而言，早在青春时代，安杰就从诗歌的高地出发，许多由唐风宋韵意象与铁剑长萧情怀交织而成的篇章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意犹未尽。在参加工作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又收获了将风物乡韵、史论哲思、古典主义与文人情怀融为一体的大文化散文的醇香悠远，出版了颇受好评的散文专集，他也曾一度沉溺于对皇甫谧生平及其学术思想、文化传承的研究，旁逸于人物传记的创作，推出了10余万字的《针灸鼻祖皇甫谧》。近年来，他借助于自己积淀深厚的文化素养、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敏锐的生活洞察力，转向小说创作，先后有十多个中短篇作品发表于省内外著名文学刊物，并出版了长篇小说《深处》和收录8个中短篇的小说集《西风破》。就题材内容而言，他的小说涉及都市生活、知识分子、婚姻家庭、现代女性、基层干部、教育问题、打工者、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复杂面貌；就思想认识价值而言，安杰的小说虽然面目各异，但多是观照当下现实，通过浮世绘般的多角度描写，以棱镜效应揭示现代社会复杂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并给出合乎生活逻辑和蕴含旨归意义的柔性指引。就审美风格而言，他的小说创作又表现为基本定型和成熟的丰厚古典意蕴与新现代主义完美结合的特征。

首先，对现实生活剖开表象，直达真相，直视现代社会复杂环境下人的生存的隐秘精神地带，并给予超越文本和极富温度感的人文观照，这是安杰小说虽则在题材选择上不断腾挪转移但守恒如一的主旨。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是人类思想自觉中最为可贵的成分，也是我们能够不断前进和长途跋涉的根本动力。当今社会，随着传统农业文明的迅速凋敝和后现代文明的勃然繁兴，人的精神世界比之以往愈加处于空前危机四伏的时代，尤其是婚姻道德问题、价值观念问题日益突出，各方面要素在解构、磨合、汇流、交融中重组、提升、回归，在这一过程中，沉渣依然泛起，大水正待澄清，这亟需我们更加深刻地反思自己，进行严酷的自我批判，才不致被表面的繁兴和荣光冲昏头脑，而陷入迷醉和安乐之中，大家都在欢宴歌舞，但更需清醒之人收拾残局和确保饮客的安妥归家。安杰正是这样的作家，他的视角既不深陷于过去，也不遥望于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生活本身。无论是《深处》的市医院、《西风破》的高等学府、《散伙饭》的企业内部报社，还是《基层锻炼》和《乡镇干部》的乡镇工作环境、《钗头凤》《江离》《液态春天》和《玫瑰天堂》的现代都市，都是现代人身心双重所处环境的真实缩影和写照，但堕落不是理由，过错可以原谅，灵魂不可一再出卖，生活还得继续，精神的灯盏需要不断拨亮，故而他对生活万花筒中道德沉沦者的批判、精神失陷者的垂悯、徘徊迷茫者的警醒、一时过错者的宽容、辗转回归者的策励、底线坚持者的颂扬，通过对诸如秦羽菲的可贵坚守、沈自强的自我放逐与最终觉醒、孟良柱在婚姻家庭上的回归、吴荻的忍辱与担当、苏静珊的歧路止步等等不同人物命运的观照表达出来。文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可以暴露人们关心的问题，文学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直接的动力，但可以给予人们无私而有温度的呵护，在政治、法的刚性维系和经济的功利性实惠之外，文学顾念人心的情感关怀和精神哺养历来实不可缺，而这一切靠时间来佐证的效能均来自于情怀炽热的寂寞码字者。安杰如此，他那深厚丰沛的爱完全来自于所领受的文学和生活土壤，现在他又无私地通过作品把这种爱虔诚地奉献给读者。

其次，对普通知识分子的心灵进行全方位透视，亦是安杰小说不容忽视的一个特征。除了《沉疴》《玫瑰天堂》之外，其余的篇什（包括《基层锻炼》《乡镇干部》及《岭南往事》）中的主人公均完全或部分具备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质，这也是他的系列小说貌似光影斑驳实则自成春秋的内在脉络所在。他在所设定的不同环境下，对受过良好教育、充满理想、偏重于精神追求的不同主人公，在面临事业、道义、婚姻家庭诸多压力叠加下的心灵煎熬进行了多层次多色调描写，但他并非冷酷无情地摄像留存，而是倾情给予人物自我救赎、精神回归与节操坚守的机缘和道路，实现了他和他笔下的主人公的同舟共济与精神双赢。安杰说，“任何人都不要为自己的堕落寻找理由。如果你守住了底线，不管你曾经如何失败，都会有机会赢得世界”，因而，长篇小说《深处》中的主人公秦羽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秦羽菲一向自信阳光、积极向上、善良坦诚，在正直儒雅的市医院院长高彦华与贪腐强势的副院长赵大生明枪暗箭相互斗争的复杂环境下，一步步身陷竞争护士长的风潮漩涡，又被官瘾十足不择手段一心向上爬并且屡屡出轨的丈夫深深伤害，但她始终在工作上坚守了白衣天使的职业操守，在生活上坚守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在婚姻上义无反顾地与卑鄙无耻的丈夫决裂，坚守了自己的清白与坚贞。作为一个毫无靠山的柔弱女子，她保持了应有的品节，真正做到了名利不能诱、淫威不能屈、污秽不能染、小人不与伍，人格高贵，灵魂纯洁。在红尘纷扰、诱惑丛生的当下，安杰以其固有的担当与责任、清醒与澄澈，凭籍秦羽菲这一现代女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的全力塑造，无疑为我们注射了一支难得的强心剂，燃起了温暖的火焰。

在古典意蕴与新现代主义的完美结合中，安杰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叫做江离的文学故乡。他将文化典故信手拈来，以令人眼目一亮的新修辞手法，与现代物事水乳融合，巧妙化于行文之中，把深刻的悲伤、痛苦、哀怨、凄楚植入语言的缝隙，在洗练而略显迷离的意味中潜藏着巨大的心灵震动，悠远深旷的文本整体意境往往最后令读者深思不已。这种将感性体验寓于理性叙述之中的内倾型风格，其长项就在敢于面对人生的困顿和残缺，但并不满足于仅仅的揭示，而是向读者努力提供社会学、伦理学的警醒意义，读安杰的每个作品，你都会思考：何以如此，应该怎样？在深厚古典意蕴与新现代主义完美结合的创作实践上，他显然从贾平凹、余秋雨、王跃文以及江西作家阿袁等人的作品中汲取了颇为丰厚的营养，并且运化自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其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反复叙说着自己的文学故乡。作为一位有着文化之根的作家，安杰在他几乎所有的小说中，总是将主人公的故乡设定在源自《离骚》的江离小镇。不管他们发生怎样的命运波折，或者存在无法回避的人性弱点，或者接近堕落的临界点，或者迷茫失落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遥远的故乡，以及那种漫山遍野蓬蓬勃勃开着洁白花朵的江离草，自我拯救于精神的危境，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这一方面使得他笔下的主人公始终被强大而温热的文化原力从深处牵系、顾念、关照、护佑，所有作品形成一个有温度的语境体系；另一方面也反证了安杰对江离所象征的高洁、自尊、勇于自我批判的文化精神从根脉上肝胆系之、魂魄与之、秉持传承的赤热情怀。

2、宋亚平：讲述原生态乡村故事，解读光影交错的人性并进行延展式开掘

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宋亚平，对基层生活有着细致的观察、亲身的感受和深刻的思考。成书于2012年的作品《光的影子》是他文学修养长期深厚积淀之后集中喷发的血汗结晶与丰硕成果，也是他个人文学生涯中成功亮相和具有刚性开创意义的作品。这部长达55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富于原生态的乡村生活题材、宏大的构架范式、成功的农民形象塑造和跨度近80年的全景式史诗性忠实记录，赢得了甘肃省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继《光的影子》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静默，宋亚平剑走偏锋，另辟蹊径，视角由全域鸟瞰宏大维度意义上的乡土与时代变迁，转移到显微式聚焦现代社会复杂环境下人的精神困境，连续发表了《思无邪》《崔老板之死》《过年》《白虎堂》《乡村画家》等极具现实问题指向的中短篇小说，开掘出更为深刻锐利的主题，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目。

《光的影子》通过陇东灵川县皇甫镇杨柳村杨、柳、刘三姓人家一咒成谶的悲欢离合和生死情仇故事的讲述，直击业已逝去的农村生活的秘域，披露了光亮与暗影斑驳交错的人性（这亦正是小说题目的隐喻内涵所在）全维图谱，艺术地、感性地再现了西部乡村变迁的活历史。小说以生产队记工员杨清奇在大队副支书柳安任怂恿下，独吞了地主“帽子”户刘德禄家暗藏的一罐财宝，从而与柳安任结下仇怨开始铺陈故事，以杨清奇得知孙子因盗窃入狱、任副县长的儿子杨龙章离婚并辞职的消息，突发脑溢血身亡，杨龙章进山植树造林挽结全篇，通过环环相扣的45个文本章节，成功塑造了诸如作风霸道而又为民务实的村干部柳安任、阴险贪财自视甚高却颇知进退的杨清奇、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的刘德禄、本性善良为求活出个人样被迫委身与人的成秋香、诡计多端骗人钱财的阴阳刘占魁、风流好色的暴发户杨人和、投机钻营担任支部书记的刘永旺等正反面特质有机结合的一系列农民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还塑造了极具良知和节操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柳安和这一乡村文化的代表人物，同时，随着故事情节的推移，在后半部分通过细致的行为、心理等描写，倾力塑造了基层领导干部杨龙章的形象，他出身农村，一心为民，踏实干事，在环境的时代的，以及个人遭遇和家庭变故压力下，依然能够不泯纯朴善良本性，甘愿学习杨善洲，进山与曾经的老师柳安和一起植树造林，从而实现其个人精神价值的升华。《光的影子》在艺术上成功汲取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经典作品的营养，构架完整到无懈可击，拥有一个线索明晰的叙事脉络，但因关注角度的不同、乡土地域的异质、涉及时间跨度的区别而呈现出先抑后扬、平实质朴而又酣畅粗犷的风格，这就使得作品在现实主义总基调之上融合了自然主义表现手法的成分。

短篇小说《崔老板之死》中的底层小人物崔老板自小受到善的教育，时时处处对善躬行不辍，却因一个下意识的错误行为烫伤了不知来路和名字的女疯子，深陷善与恶之间巨大的煎熬使他不惜关掉饭馆，也宽恕了妻子鱼小雪的出轨行为，一年又一年奔走在寻找女疯子和救赎自己灵魂的漫漫长路上。就是这样一个孜孜追求善果和甘愿以实际行动洗刷罪愆的好人，最后却被假和尚慧恒彻底欺骗。在小说中崔老板的跳崖自杀是因为其精神宇宙的彻底坍塌，而在文本之外的现实中呢?道德坚守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寻求一个精神的终极归宿为何如此之难？我们宁可认为《崔老板之死》中主人公的悖论结局只是一个超越普遍生活逻辑的特例，从而以此缓解关于道德问题的过度思虑，但《过年》则让读者猝不及防经历了一场当代社会乡村凋敝所引发的精神灾难，导致最终获得了一次万分痛苦的阅读体验。腰椎间盘突出长年留守农村老家的老康，在一系列家庭变故中一步步走向绝望的境地，直至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痴痴呆呆变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活生生的“祥林哥”，于是他终于在正月十六的大雪中以既服农药又上吊的“双保险”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座座城市的空前繁荣吸附了大量的农村人员，也越来越遗弃了无数的村庄，并且异化了人的精神，冲击着道德传统和价值观念，老康不得不死的悲剧，正是这一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在日益快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统筹城乡发展？乡村振兴的重点难点何在？怎样解决潜藏的伦理道德危机和留守人员的精神困顿？老康这样的农村留守者到底为谁留守？如老康之类的悲剧是否还会发生？这无疑是《过年》留给我们思考的深层次问题。《乡村画家》则通过一个文艺青年的视角，以前后强烈对比的手法，细致描摹了正直、朴实的乡村画家兆林在滚滚商业大潮中堕落为一个铜臭熏天、品行卑劣、令人作呕的“江湖伪艺术家”的曲折轨迹，有力地揭露了当前艺术界鱼龙混杂的乱象。在社会流动加剧、利益结构重组、价值观念面临考验的社会转型期，勇立潮头破浪前行者有之，荷担重任奋发向上者有之，埋头苦干坚守清白者有之，但亦不乏道德沦丧、投机钻营、苟图荣达之辈。后者是如何可悲可叹可耻可怜一步步完成自己屈膝迎合、咸鱼翻身的蜕变过程的，他们的灵魂又是怎样一层层被食色财名的尘垢所污染包裹的，小说中的兆林正好提供了成功的注脚。这些作品中，主人公基本都是来自于农村、逡巡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打工者，具有城乡二元经济文化结构夹缝中边缘人的共同特征，宋亚平精心选取饶有意味的不同典型故事，对这些生活上承受重轭、精神上面临鸿沟、处于危险与矛盾地界的中年男，在现代社会繁复交错的多重压力下，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精神层面所经受的挣扎、坚守、绝望、颓败等心灵路径，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揭示，显现出精准而沉重的现实批判意义。

成功作品的成功之处各不相同，宋亚平的系列中短篇总是暗藏着一把匕首，临了之际，往往图穷匕见，如《思无邪》中柏舟最后兴冲冲回到家撞见妻子的苟且之举、《崔老板之死》和《过年》中主人公的绝望自杀、《乡村画家》中兆林发迹后龌龊下作的行径和让人无法认识的嘴脸，读之令人骨子里有一种冷嗖嗖的疼。这种出乎意外却属必然的情节经营，显示出作家愈发成熟和精妙的驾驭文本的能力，也是剖开庸常生活表象、开掘主题至深至透的成功选择。另一方面，不假雕饰、冷峻而极具质感的语言也是这些中短篇的显著艺术特色。而这些白描手法的运用，以及背后潜藏的意蕴，更有类似于《阿Q正传》、《孔乙己》等鲁迅作品的韵味，无形中增加了小说的深度和生命力，也有力地证明了学习经典的极端重要性。

3、石凌：以宏阔视野颂扬一代创业者，并对女性命运给予深度人文观照

因为长久积淀的经济社会与人文思考广博浑厚，在散文和评论创作屡创佳绩之余，石凌立足本土，在高远格局和辽阔视野上，密切关注波澜激荡的社会现实，并试图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和一代创业者的命运，基于此，她经过长达五年时间的呕心沥血，奉献出了时代性极强的长篇小说《支离歌》。这部53万字的大部头作品，以其改革开放题材的重大、文本线索构架的严谨、南北地域跨越的宽广、城乡发展差距的对比、人物形象塑造的丰满、矛盾冲突处理的逻辑、紧扣时代脉搏的现实性、情感喷涌宣泄的抒情性以及直击改革开放草创阶段诸种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与具有普遍意义的平凡人物心灵叩问的思辨性，而不愧为一部大手笔作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洪流滚滚向前，时代巨变的宽广度和深刻性前所未有，伴随着经济特区建设、国企改制、工人下岗、干部下海、农民工进城、金融风暴等一系列浪潮和震荡，一批批西北贫穷落后地区青年，义无反顾奔赴南方发达城市创业发展。迁徙与回望、沉沦与挣扎、迷失与坚守、泪水与血汗、失败与成功、伤痛与荣耀、彷徨与挺进、漂泊与奉献、每天都有希望破灭，每天都有七彩梦想诞生，虽然不乏趔趄，但足音依然铿锵，这些开拓者奋斗者经历的艰难与曲折，灵魂深处的歌哭与欢悲，通过石凌为他们逝去无法重来的青春所作的负责任背书而愈加丰饶、厚重，并具有博观与洞悉的人本现实意义。同时，依托于对江海岩、袁宏涛、孙玉涵、江海珍四个既相互紧紧联结又彼此独立的生命个体不同命运的演绎，以及他们周围穿梭往来的形形色色人物的描写，从体制解构与重树、观念破旧与立新、情感漂移与追寻、生态环境破坏与工业化突进等独特角度，从侧翼打开了一扇微距审视改革开放前沿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人文发展底层广阔图景的窗口，为刚刚过去的剧烈时代变迁和充满阵痛的社会转型期留下了可贵的镜像资料。

用叙事学进行理论性解读，往往看到的都不是作品的真面目，因为文学本身确系一门极端向内挖掘的学科，它固然需要反映社会现实（更多的是以独特个体情感体验的、携带某一向量处于特殊维度的、或民族的宗教的主义的认知符号的等等不同角度），但它所勾勒得最深的对象，昆德拉说是“人的存在”。在《支离歌》中，我们确实无法抵挡来自于石凌所塑造的四个主人公颠沛流离、抗争追寻的生命律动的感染，这亦即人的全维、立体、活的存在对极致文学事件的坚实支撑。石凌所说“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奋斗史（袁宏涛），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毁灭史（江海岩），一个暴发户的发迹史（江海珍），一个下岗女工从屈辱走向强大的挣扎史（孙玉涵）”， 只是对四个不同人物的提炼性概括，而他们在文本故事中希望不断破灭又不断产生梦想、身心经受百般煎熬、歧路徘徊、茫然追寻又不停探求、或坠入深渊又死而复活、或误入陷阱身受牢狱之灾、或被暗流裹胁走向毁灭的各各不同独具特质的命运，则成就了小说宏伟的意义大厦。

成功的艺术品在它的受众眼里，其思想和艺术价值总是超越创作者的表达初衷。于石凌本意而言，《支离歌》是一曲致祭于青春的挽歌，但抛开文本开头“冰凉的手铐伸过来时------” 的悬念假名设置和结尾“他------被推上了警车”的伪终止技法，于作品的昂扬基调和波起浪涌的交替变奏、滚滚奔流的激进旋律而言，则是一部大时代背景下开拓者和奋斗者的英雄交响曲。江海岩不满于稳坐机关的安逸、初到南方的躁动不安、不断变换工作的挑剔、对珠三角发展一刻也无法停止的敏锐观察和深度思考、连续遭受厄运的惶惶不安、即使身处低谷也不放弃理想的执著（在精神上的坚守），袁宏涛不甘于高考落榜后在贫穷落后的土地上终其一生、在南方工厂尽职尽责抓生产搞管理、与别人合作办厂屡遭失败、勇闯难关东山再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置之死地而复活（在事业上的重生），孙玉涵陷入下岗失业及与江海岩的婚姻冰谷、只身闯荡广州的迷茫与无助、经历种种磨难与刻骨屈辱后的渐次坚强与成熟、精神脱胎后毅然向前的重新出发（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胜利），三者次第交替组成了这部宏大乐曲合奏的主声部。欣赏整部作品，你会被她奏鸣曲式的扩充结构、充满激情的感性表现力、明暗强烈对比的调性色彩、梦想战胜痛苦、精神崩溃时点燃的生命火花、从绝望走向重生之路的多层次形象深深感动。在作品中，平凡英雄开拓奋斗的主题在暗夜、墓地、大树、巨礁、烈风、险滩、悬崖所组成的战阵中拼死搏杀、突围、挺进，而江海珍的命运之花，由颤栗摇曳到像毒蘑菇一样娇艳绽放再到日渐霉菌累累，则是一根黑管所演奏的发挥控制与警示效应的伴曲，在三个叠进主声部的激荡翻腾中，不时发出惊慌的尖叫。越过文本的重重幕网，主题携领副主题的强大军团，在严峻有力地冲击之后，生命的泉流以其不可遏止的力量浩浩荡荡奔向宽阔无垠的海洋。随着肃穆葬礼的结束，紧张不安的呼喊渐渐消匿，尖锐而激动的音调，转化为安宁、素朴而暗含欢乐的咏叹，乡在回望中远去，奋斗在新的起点上开始。

《支离歌》鲜明的艺术特色，来自于石凌对欧洲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在理性基础上长于感性表现力的成功借鉴，做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有机融合，使得作品自始至终都充盈着饱满丰沛的感情。整体语境上只说是什么，不说像什么，只是率真直陈，不作曲折隐喻，无论是躁动、哀怨、猜疑、思念、愤怒、挚爱、追悔、自责，还是欢喜、恐惧、悲伤、担忧、迷茫、回忆、希望，都是通过披肝沥胆式的呐喊、诘问、呼号、詈骂、倾诉、表白等方式直接表达丰富的感情，从而使得作品于纵横捭阖、紧锣密鼓的情节推进中显示出激情浩荡、一泻千里的风格特征。

中篇小说《明姨》以上世纪70年代直至当下长达半个世纪的时空跨越为宏阔维度，通过在现代与后现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女儿和晚辈——的女性特有的细腻视角，讲述了从童年起就缺失母爱父爱的农村妇女母亲与其异父异母的妹妹明姨之间，大半生明来暗往感情争斗的故事。作品通过恨情爱意在生命的萌生成长与枯萎凋落中的激荡与沉淀，将人性放在世事变幻这一冷暖寒热永难平衡的天平之上，以哭肠笑语和生聚死别为砝码，在花落云散和山叠水远中称量出了女人的善良权重和慈爱质量。《明姨》的成功之处，在于成功刻画了母亲与明姨两个丰满鲜明、极具典型性的紧密联结、互为阐释、对比强烈的人物形象，对历经时代苦难带着鲜明屈辱胎记的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掘进探矿式揭示和深度人文主义观照，完成了对一代女性命运现实主义的解析。

母亲就是明姨，明姨就是母亲。作品中的两个人物就是我们千千万万平凡伟大慈爱的母亲在不同境遇下的两种不同面目而已。历史无法否定，但来路可以反思。母亲和明姨这一对人物作为一个相互矛盾的人文悖论，其解有几？这也许正是作品提供的现实主义思想价值所在。

4、曹鹏伟：从人本主义的基点出发，对不合理事件进行合理性“转译”

作为80后作家，曹鹏伟曾经远赴东北求学及在多个城市打拼后来又回到灵台工作的地域差异化阅历，使得他恰于青年敏感期获得了世纪之交前后的社会剧烈变化及日益复杂的现代生活所激发的独特思考，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在名刊《飞天》等专业杂志发表作品，并出版了收录11个作品的中短篇小说集《密须往事》，实属难能可贵。纵观其小说创作，我们惊异于其对人物的复合性质感表达与深度理性分析相融合的人本主义书写，而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从题材上看，曹鹏伟的小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旧日尘”系列为主的历史故事。如《密须往事》《消失的槿夫人》紧扣百里故地在悠远的历史进程中曾经两度杀王灭国的史实，质疑于《诗经》《竹书纪年》《史纪》《资治通鉴外纪》及《灵台县志》对当事中心人物和事件细节记载的矛盾和语焉不详，不苟同于强大正统群唱对个体面影的淹没，试图穿透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厚重历史帷幕，摒弃庸俗的历史成见，以人本主义为基点，把身死国灭的密须君、密康公、“三女”等历史人物从符号式概念化的脸谱中剥离出来，还之以普通正常人的情味、人格和尊严。二是以“人间事”系列为主的现代内容。《和鳖一起的日子》以鳖为隐喻，讽刺了小人物低卑欲望的纷呈及苟且无能；《宋墨子》对缺陷人格情感育化的家庭与社会环境根由、过程进行了细致摹写，尤其对问题的代际遗害作了逼真叙述；《好人李元芳》从个人体验的角度，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恪守尊严的感人故事，使我们“身边的活雷锋”李元芳因其合乎生活逻辑的高度艺术真实而令人倍感亲切可敬；《侧畔》讲人与人的距离在于精神之间的距离，貌似亲近的人可能其实非常游离，一丁点外力就能将不多的纯净彻底摧毁。

无论题材类型如何，曹鹏伟目前的创作，均是从人本身出发、体察，在揭示环境影响下的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写出了人的真实，其认识性在于反映了红尘纷扰的逼仄环境中人的无奈、尴尬、窘迫。其作品不具有鲜明意向以表达什么、引导什么、揭露什么、批判什么、褒扬什么，但也绝不类同于自然主义的机械式书写，而是靠笔下形形色色小人物（历史题材中的大人物亦作为普通小人物来书写）本身的弱点、纠结、喜怒哀乐来反证作品的深义。于读者而言，这是一面明亮而忠实的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的真容，或者每个尴尬、低迷、猥琐的时刻，或者我们心底的伤疤，让我们在洋洋得意前行的时候突然记起有个部位还在疼。读他的系列小说，你笑也不妥，哭也不对，深思也似乎不能有所得，最终你唯一明白的是，我们自己原来如此，或者一段时光曾经如此，或者生命中曾经遇到过那样一个人，这就是他作品的重量。

曹鹏伟受王小波和潘军影响较大，因而其作品介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多用第一人称切入，以“我”的探究性视角与主要人物的纠缠推进情节，形成对不合理事件的合理性冷峻叙述，使得感性故事牢牢依附于理性把控。他的小说在点上常能找准突破口，如《爹的断章》以时空断面递进的独特结构提升了对平常主题的超越性开掘水准，《红龙鱼》中不同地点的红龙鱼总是像图谶一样对应着人物的心理暗疾，串起了略显荒谬的故事。主旨的审慎性选择，貌似娓娓道来实则致密的结构设计，节奏的张驰与韵律，内核的庄重和严肃，诸如此类技巧的调度，促成曹鹏伟实现了对生活的能动化“转译”和对人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状况的生命化表达，为我们搭建起了由这一世界（现实生活）到达另一世界（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的桥梁。而这些，都由其业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语言审美特征来支撑。曹鹏伟手里同时握着刻刀和拂尘，对词句的精湛雕琢在拂尘不经意挥动之后了无遗痕，留下的只是长短错落、充满饱胀感的复义句子，石块般沉重的质感与旷野秋风般的苍凉，以及数句之间景、人、事、时、情、势相生相发、意韵俱全的况味，这在《宋墨子》《密须往事》《消失的槿夫人》等篇章中体现的尤为突出。

5、田华：只因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把住在心里的亲人的故事讲给时代

近年来，有的读者对难得见到描写农村生活的优秀小说表示不满，这并非全无道理。然而成功之作并非完全没有，田华近两年来奉献给我们的《辞路》《逃离》《蓝鼻子改过》《寻找秦香莲》《北山狼石头镜》等系列中短篇便是明证。这些饱含着对故土和亲人滚烫爱恋的作品因其能够牢牢抓住人心一经发表便赢得了不菲赞誉，田华亦因之成为极具潜力的现实主义写作者之一。

田华的作品，是建立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上的，由对这片苦难而深厚的土地上生活过或正在生活的亲人的刻骨切肤的爱所催生，强烈地想把他们的悲苦、抗争、坚守、欢乐倾诉出来的自觉性书写。真正进入小说文本，你会强烈地感受到，故事全部来自于发自肺腑的深刻真情体验，人物情事皆有原型，或竟是作者的亲人和最熟悉的村人，那种从内向外涌动的浓烈、鲜活的爱，纯真，朴实，带着生命律动的原色。她说，“那一个个奔走在岁月里鲜活的身影，时光里有他们沉重或轻柔的气息，他们的人生有沉沦有抗争，有欢喜有忧伤。他们住在我心里，他们有话要说，要讲自己的故事，有时我身不由己地被他们左右，我似乎是他们灵魂的载体，本能的拿起笔，这是我的宿命和使命。”《蓝鼻子改过》中大郎因为家庭困难不得不辍学回家整天出山放羊的不甘及对农民生活的认命和无奈、卢青莲顶替病亡父亲在偏僻的坪家庄小学教书的坚守及曲折的爱情命运、《北山狼石头镜》中王秋山的实诚、惨遭算计与半生屈辱等等，每一个故事无一不发生在脚下的土地，人物的呼吸、音容笑貌、欢乐与痛苦、曲折的命运，都是那样的可感、可触、可亲，她爱着他们的爱，恨着他们的恨，笑着他们心里的欢乐，流着他们心里的泪水。这种纯粹的现实主义写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在她的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别人的影子少，生活的投射多，完全有别于受学院派和固化的模式文本所诱导的类型，而是自给自足、建立在对活态的、丰富的生活直接的个性化心灵体验层面之上的书写。她笔下的故事不是简单想当然编出来的，人物不是异想天开凭空捏出来的，没有生造的情节，也没有僵死的形象，而是来自于生活真实符合情感逻辑经由艺术熔铸和提升的更加生动感人的艺术真实。

突出颂扬农村女性的人情美、人性美，使作品的动人力量，超越了故事本身，指向了精神的高度。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和粗厉的自然人文生态下，真正伟大的多是女性，她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给生活注入了欢欣，又承担起巨大痛苦，从容面对一切。田华从生活实证出发，写出了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女性美丽、善良、聪慧、坚强、宽容、慈爱的共同精神品性和各不相同的形象特征。《辞路》中的母亲张然然纯情、刚烈、不屈不挠反对两家世仇所形成的巨大爱情障碍，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女儿不幸病亡后决然超越成规，以老迈之躯前往女儿家祭奠，深明大义原谅了女婿的过错；《蓝鼻子改过》中的青年女子——鼻子上带着蓝色胎记的改过，勤劳朴实、敢说敢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大胆追求爱情婚姻的幸福；《寻找秦香莲》中的女主人公在学骑自行车这一平常小事上豁得出创得开；《北山狼石头镜》中善良贤惠的尹娣娣虽然追求美好爱情的结局令人叹惋，但也有纯朴热烈的一面；《逃离》中蛮横耍泼谁也惹不起的干果小摊贩一丈高，也有农村女性大度宽容明是非的可贵品质。这些女性形象，或悲壮、或刚烈、或泼辣，但都从骨子里洋溢着一种不认命、不输男子汉的巾帼之气，用改过的话说，“我才不信人的命是天给的，叫我说，人的命是自己给的，你想往前奔啥命就是啥命。” 这就使得田华的系列小说，像一株株在旷野中迎风怒放的高原菊，在蓝天丽日下，散放着温暖而明亮的光彩。

田华并非止步不前，而是在题材内容上不断开拓，积极探索新的表达主旨。《辞路》写母亲悲苦而坚强的爱情和命运，《蓝鼻子改过》写农村青年艰难曲折的爱情婚姻，《寻找秦香莲》通过具体事件写农村女性的善良能干，之后则实现了更深层面的开拓，由单纯写农村女性转变为在较大时空变迁中写人的命运。《北山狼石头镜》通过贾王两家两代人之间的半世恩怨情仇，写出了时世变化中不同农民个体的心灵世界在利益、感情、道义考量下的痛苦沉淀过程；《逃离》则把视角推移到当下的农村生活，扩大到写基层干部、写扶贫、写农村天价彩礼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这均表明作者在创作上具有充足的热情和不断前进的能力。

田华对创作技巧的综合运用已相当娴熟。如在结构线索安排上，《辞路》整体采取顺叙方式，不时灵活进行插叙，以血泪联结全篇，以悲壮结束，以心灵的疼痛点感人；《蓝鼻子改过》以倒叙、顺叙、插叙相结合讲述故事，用白菊花和卢青莲两个人物反衬改过这一主要人物，以乡土味十足的生活真实与农村婚事的艰难曲折抓住读者，以波澜骤起之后的幸福团圆结束；《寻找秦香莲》以惊险的悬念推进情节，以虚惊一场之后主人公的安然无事结束，把平常事件写得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北山狼石头镜》则采取双线并进、两头合围的方式完成故事的叙述。同时在题目确定上亦有过人之处，如“辞路”本身所含的生离死别之意正与故事内容恰切相合；“蓝鼻子改过”以主要人物显著特征取胜，“北山狼”为人物的地域化代称，“石头镜”为触发悲剧的关键物件，二者组合命题再妙不过；等等。而白描与意趣化修辞自然结合所形成的，既富于纯朴乡土韵味又充满时代生命力的语言风格，则显示了田华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

灵台小说除了上述作家之外，还有一部作品不可忽视，这就是杨波于2006年完成并出版的长篇小说《天天过年》。已经过去的岁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已经长眠地下和即将逝去的人们，承受了多少生死爱恨的折磨，又发生了多少歌哭欢悲的故事？他们带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天天过年》无疑是新世纪伊始对过往岁月和父辈母辈表达挚爱的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力作。正如他自己所言，“土地给了我感戴生命的豪情，艰难岁月培养了我对养育之恩的深刻理解------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饥饿和贫穷，因为我们的根在那儿，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充满着对土地的挚爱和刻骨的悲伤。”时隔15年之久，这部作品依然使人禁不住热泪盈眶。这部20万字的作品，充分展示了灵台大地的文学事业在经过孕育期后的作家实力与艺术水准。小说截取陇东农村上世纪70年代从春到冬一年时间的时代断面，通过讲述马蹄塬生产大队农民于宝贝的女儿德秀的爱情故事，描写了一代农民的艰难生活状态。作品以三条线索缠绕交替推进情节：一条是于宝贝李凤花夫妇为急于解决全家青黄不接的口粮问题，一次又一次费尽心事张罗女儿德秀的亲事，热切期望通过买卖婚姻度过眼前危机；一条是德秀的弟弟德锁处处受辱，但又时时充满美好希望（天天能够像过年一样好吃好喝）的苦乐相伴的童真生活；一条是德秀先后四次相亲失败之后，与下乡知青赵文轩偷偷发生热烈而纯真的爱情过程。作品以喜鹊喳喳叫的“喜”开头，以德秀于赵文轩回城后离家出走在大雪纷飞的旷野生下孩子的“悲”结束，成功塑造了于宝贝、李凤花、德秀、德锁等饥馑年代里从农村儿童、普通农民到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工作组长、知识青年近三十多个逼真感人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了真实的乡村图景，尤其是对逼仄环境下农村女青年德秀勇敢追求纯真美好爱情的命运，进行了寓颂扬于悲怆之中的深情的现实主义诗性观照。小说在特殊年代艰难困苦的中国农民现实生活的土壤里，开掘出了坚韧、抗争的精神底蕴，特别是对农村女青年德秀在繁重的生产劳动重压和无法吃饱肚子的情况下，能够不屈服于家庭社会环境和舆论围攻，毅然去追求自己想要但显然无有结局的爱情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深情讴歌。这部小说的认识意义就在于，让我们对过去的艰难岁月和曾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忍过饥挨过饿遭遇过生活的重压与折磨的父母一代人，予以历史性的审视，从而引起对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再次检视和定位。

小说以高超娴熟的艺术技巧，营造出了浑然天成的凄美意境。这充分体现于通篇存在的富于强大感染力的诗化语言风格，以寓情于景的优美的景物描写反映独具地域特色的陇东自然环境，以寓苦于乐的生动逼真的场面描写反映特殊年代的社会环境，以暗潮涌动的意识流和注入了浓烈情感发露宣泄跌宕起伏的心理描写反映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轨迹，以诙谐幽默极富乡土韵致的对话描写和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推进故事情节。如写春天：” 柳树、杨树冒了芽，先是像一个个耳朵，接着像扇子，在风里噗哩啪啦地扇动------”；写月光：“像一张宽大的白玉帘子，从窗口挂下来，折在地上，温柔、润滑、细腻------”：写杏树：“抖动丰满的乳房，无数金黄的乳汁流动飞溅，杏子落成初秋最壮丽无比的一场雨------”。还有如写高原上四月的麦田、月光下偷偷出来觅食的小老鼠、一直跟在德锁身边的狗黑子等等，都无不美得让人心疼。句子是文本直视无碍、无法伪装的感性外观，作品能否吸引读者读下去，能否打动读者的心灵，先决条件在于映入眼帘的句子的原野是不是一片独特的风景。从这一点来说，《天天过年》的艺术成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四、坚持倾听大地的心跳，不断冲破藩篱的束缚，亟待作家打开第三只眼解决固有的焦虑

不揣鄙陋，对新世纪灵台小说创作作以浅析，旨在为解读文学“灵台现象”、助推灵台文学发展尽一己绵薄之力。窃以为，灵台小说成绩显著，但来日方长，在未来的创作道路上，作家必须坚持倾听大地的心跳，冲破藩篱束缚，打开第三只眼解决固有的焦虑，才能不断拓展丰富文学“灵台现象”的外延和内涵，铺排出故乡与远方交会的更美风景。

来源：灵台文艺

出品：灵台县融媒体中心

原标题：《基因、河流与风景：从灵台文学传承到文学“灵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