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为什么没有走向表音文字，以及周人对文字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改造，我们稍微对照着读两本古书，然后回头看，可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从《尚书》到《诗经》，看中国文字的变化

一本是《尚书》，另外一本是《诗经》。尤其是《尚书》当中的《盘庚篇》跟《诗经》当中的《商颂》，还有《国风》里的《豳风》。传统六经的排列是：诗、书、易、礼、乐、春秋，其中诗、书、易、礼、乐，都是从西周传下来的，是西周贵族教育当中最重要的教材。

对这些西周王官学的内容，中国传统读书人讨论过一些奇怪，让人感觉到困惑的地方。例如说《尚书》内部的篇章有大的差别。部分篇章，诘屈聱牙到不可思议，即使你将《论语》以降的中国古籍都读懂了，《尚书》里还是有很多篇章读起来像天书一般。

又像是《周易》里显然用了两套很不一样的文辞系统。“卦爻辞”和“易系辞”读起来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易系辞”的文辞，绝对是春秋之后的产物，那么“卦辞”“爻辞”是什么？又怎么来的呢？

其中最大的差别存在于《尚书》跟《诗经》两者使用的文字。今天你打开《诗经》，立刻能够感受到那是一种和语言、声音关系密切的艺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文字、语言上的声音对偶、流荡，清清楚楚。而且，大部分《诗经》中的篇章，只要对古文有基本的认识，很容易就能够读、就能够理解。

《尚书》可就截然不同了。像《盘庚篇》那样的文字，怎么读都觉得困难，感觉和后来的文字间并不是那么样的亲近。

我们读一下“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我王来，即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

读到这样的内容，我想大家大概都不知道这到底在讲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以《尚书》跟《诗经》作为对照的文本，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诗经》应该是中国文字和语言系统一次大胆、突破性的结合实验。

换句话说，一直到《诗经》成书的年代，大概在西周的早、中期，透过周人的努力，想尽办法让已有的文字符号一一赋予它明确声音，然后用这一些字去记录流传下来的语言，也许是民间的语言，也有可能是钱穆先生所主张的贵族士人的语言。

从这个角度看，《诗经》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律定中国文字声音基础最早的文本。也就是说，从《诗经》以降，中国文字符号才开始有了确定的声音，才能够和语言发生确定的关系，才能够和语言配对。

相对地，《周易》卦爻辞或者是《尚书》当中，年代更古远的这些篇章，它的文字跟语言的关系是要疏远得多。并不是说那些字一定不能读，一定没有连带的读音，而是说那些字的存在的目的，并不在于要让人能够一读出来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语言的记录，更不是语言的翻版。文字模仿、记录语言的作用，要到《诗经》之后才有，要不然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从《尚书》到《诗经》，古代中国的语言会发生这么巨大的改变，从语气到语法，全都变得不一样。

看起来最有可能的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是在商人的手里成形的，所以中国文字并没有走上表音的路。从一开始文字就是一种神祕兮兮的、主要为了记录神秘经验而创造出来的符号。文字是刻意地被保持它的神祕性，因为这牵涉到商人统治的基础。

别人占卜都用骨，商人就刻意不用骨或者是少用骨，选择了其他民族无法用、不会用的龟甲来占卜。这里就清楚地宣示着：我的势力汲于远方，而且我控有你们没有的东西。用了龟甲来占卜，然后在龟甲上面刻字，这同样是为了宣示商人的在跟祖先、跟神灵沟通的时候的独特性。

青铜器、龟甲、文字都一样，都指向商人具有秘密管道，拥有秘密权力，可以和另外一个世界超越的、巨大的力量直接沟通。在这种状况底下，商人当然不会轻易希望他所写的卜辞，以及记录卜辞的这一套文字随便都可以被人家理解，因为那是跟巫术有关的一套秘密的系统。

举个现实的例子，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现在都还有道教的“符”，道士，我们称之为叫“鬼画符”，画了半天，那些线条图形，你说念得出来吗？或者像是民间“三太子”崇拜，那样的一种仪式，被神灵附身的乩童，他在沙盘上东画西画，难道他就刚好画出我们都可以看得懂的文字吗？

当然不会，如果那样就不需有旁边负责解读的人了，而且也就失去了它神秘地说服力。就是因为他画的不会有任何人看得懂，所以负责解释的那个人说了什么，才格外让人相信。

中国文字的表意特性和特殊功能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文字的起源，以及中国文字最早的用途，很多奇怪的现象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奇怪了。像是文字和语言的分离。毕竟一直到今天的道士符咒，虽然看起来也很像中古文字的某一种变形，但那就是没有办法念的，跟语言是无关的。就算有道士去把这个符念出来，他念的也一定不会是我们日常就可以听得懂的语言。别人不懂，是让这种符咒存在的根本前提。

这也就是古远时候，商人他们重要的权力来源，他们建立的基本是一种神权统治，神权统治就一定需要这些别人无法轻易破解的东西。文字是少数统治阶级他们所掌管的神秘物件，握在商人的手里，对他们来说再重要不过。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周人什么时候开始对商人产生威胁？其中关键之一，就在于周人不知道透过什么管道，学会了这一套文字系统，可能也学会了商人运用这套文字系统和祖先沟通的方式。

当起于周原的这一股新兴势力逐步向东侵逼商人，和商人进行长期拉锯、对抗的过程当中，他们学会了如何造青铜、学会了如何刻绘青铜器上的种种纹饰，不过周人后来越来越不重视纹饰，因为他们发现其实商人更在意的是文字。所以当周人学会了文字，就将文字刻蚀在自己的青铜器底下，把它展现出来。

那是周人对商人最大的挑衅和威胁。他的意思是：“你看！你会的我也会了，你就靠着这个可以跟你神力强大的祖先沟通，祖先的神力可以被你所用，然而现在我也可以靠这套神秘的系统和你的祖先沟通了！”

依照这样的解释，我们也就进一步理解了周人和周文化的基本个性，以及这一套文字系统到了周人的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出现在西周早期、中期“翦商”成功了之后，周人有了机会发展自己的文化，也发展了自己的文字。

周人的个性、周人的文化走向和商人非常的不一样。这就是《诗经》出现的重大意义。商人开启的这套文字系统，在周人手里和神权分离了，走上一条不一样的人文、人本的道路，包括要让文字和一般语言结合。但这一套文字系统毕竟已经成形，甲骨文终究包含了四千多个字源，那是一套复杂、完整的表意系统，所以周人没有道理，也没有办法去缩减这个系统，去建构纯粹表音的功能。

正因为前面商人不以现实沟通为目的，而以作为神权基础的方式来运用文字，就奠定了中国文字的特殊性质。这个商人建立的神权文明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光是小屯殷墟跨越的时间就大概有三百年。然而，如此辉煌的神权文明，毕竟还是垮了，被周人取代了。取代了商朝的周人并不完全是外来者，他们一部分继承了商文明，但是他们又创造出不同重点、不同性格的另一种文明。

周人之所以能够克服商人，就是因为他们走了一条和商人很不一样的道路，他们强调很不一样的权力概念，它的核心是“天命说”，也就是徐复观先生所说的“人文精神的跃动”，变成以人为主，建立一个比较接近人的政权。周人继商人的神权文明而起，继承了神权文明当中原来为了要巩固、为了要维护神权而设计的这一套国家工具，一方面使用这些国家工具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另外一方面又对这些国家工具进行了“质变”的改造，其中改变最大、最明显的就是文字。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甲骨上的这些字可以有对应的音，然而那样的声音指涉可能比较接近咒语，不会和当时的日常语言结合在一起的。是要到了周文化当中，才逐渐让每个字有一个日常语言当中的音值，让文字系统和日常语言系统结合在一起，也才完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套特有的中国文字符号。

这套文字建立在表意的基础上，加上部分的声符作为辅助，成就了人类文化多样性方面意义最为深远的一套系统。

周人对商人青铜器铸造的模仿

除了文字之外，周人还偷学了商人的青铜铸造技术，并且在这些来自于商文化的技能运用上添加了本身的特色。周原考古挖掘出了早周的青铜器，从出土条件上看，这些青铜器绝对不是从外面搬运进来的，而是在当地铸造的。这个铸造手法，沿袭商人的“范铸法”，但是比同时期的商代青铜器明显要粗糙多了。

周人没有能力在青铜器表面上铸造出细腻多变的纹饰，也就是大体结构的铸造技术他们学会了，然而关系到装饰细节的手法，他们和商人在技术上面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范铸法”的运用，还有纹饰上的匮乏，使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周人的青铜工业技术，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而且很可能是偷学来的。大的、粗的偷得到、学得来，但是细一点的，更深入碰触到商人青铜器鬼神意义的这一部份，周人就没有办法学到了。

陕西凤雏村考古出土了周人的很多青铜器，而且不是集中发现的，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这些青铜器可以很容易地归成两类：一种是明显呈现商文化风格的，还有另外一种不是的。

商文化风格的，可能是周人有意模仿去铸造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的。有意思的、重要的是出现了非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器，代表周人已经在发展自身的风格。这意味着，要么他们已经有了独立文化认同的自觉，要么他们运用青铜器的方式、认定青铜器的功能和商人明显不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直接沿用商人风格的这种青铜器，必须有所变化、有所调整。

周人早期所铸造的青铜器，有明白运用固定纹饰，例如饕餮纹的。但是很快地，青铜器上的纹饰就不断地退化。很有可能是饕餮纹所象征的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并不在周人的信仰里，所以他们也就不会用和商人同等的精神精力去维护饕餮纹的那种细密跟完整。商青铜器上最醒目的纹饰，到了周人手里，就变得越来越敷衍，越来越形式化。

有一些在商青铜器当中固定放在正面的纹饰，到了周人青铜器上就被放到不起眼的侧面去了。有一些本来大面积的纹饰，在周人的青铜器上就只剩下盖子上的一小圈了。更普遍的改变是不管什么纹样，都被简化，不再那么样的细密、那么样的繁复了。

从铸造的条件上看，周人青铜器上的纹饰需要的工艺技术当然就降低了，整体铸造青铜器的人力物力成本也跟着降低了。对于周人来说，这些纹饰失去了超越的、神圣的意义，他们自然不会要投注这么高的成本来予以表现。

再晚一点、再进一步，周人青铜器的纹饰就都几何化了，成为纯装饰性的线条。彻底丧失了让观者会感觉到迷离、眩惑、甚至幽微恐惧的感受的这种效果。商人的青铜器里最主要的一种模式——类似眼睛的纹样，仿佛总有神秘的眼光从青铜器当中投射过来——到西周中期之后就完全不见了。

周人的青铜器在样式上，远远不如商人那么样多样、精巧；也没有商青铜器的繁丽纹饰。因而传统上认定，周人的青铜器比起商人的青铜器，要来的朴拙，不过，少了纹饰，周人的青铜器却多了很多的铭文。周人青铜器特殊的地方、立刻让人注意到的重点，从形制跟纹饰移开来，移到青铜器所刻铸的文字上。文字越来越明显，出现在越来越醒目的地方，而且文字越来越长，占用的空间也越来越大，还有，文字所诉说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重要。

比对甲骨文和青铜铭文，我们可以确认周人用来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基本上和商人刻写在甲骨上的，一脉相承。周代金文中的象形字，几乎都能够在商代甲骨文中找到近似的前身。

换句话说，金文里没有太多新造的象形字。象形这种最原始、最直觉性的造字方式，到周人的时代，已经大致定型了。金文新创的，主要是形声字，也开始出现了通假字，清楚显现了是在甲骨文系统上进一步演化发展出来的。

这一套文字，商人主要用在“卜”上面，到了周人手里，转而主要用来铸造青铜器上所写的记录。周人从在山西南部的时候就开始努力仿效、学习商人的统治机制，学来了之后，再予以改造。

关键的改造，就在于将青铜器和文字的两项因素，结合在一起。周人开始大量铸造有铭文的青铜器，而且铭文的重要性，逐渐就胜过了形制和纹饰。商人的青铜器上所铸的铭文，基本上是“族徽”，用来标示青铜器的主人的身份。周人在这个基础上大幅地扩张，刻铸了更多的字，给予铭文更重要的意义，周人青铜器铭文有了明确的契约的意涵。

铭文中经常见到固定的结尾，这个句子叫做“子子孙孙永保用”，充分凸显了他们认定青铜器的特点就在于：可以永存不坏，连带地，刻铸在上面的文字也可以随而近乎永久地存留，不会改变、不会消失。

所以青铜器皿的意义也改变了。在商人的生活里，那是“神器”，可以让食物由不可食变成可食，会蒸蕴出向上的水烟，象是正在把青铜器上刻画的动物一并往上，带向神鬼、祖宗他们所在的领域，和他们沟通往来。但是到了周人的眼里，青铜器却变成了最坚固不朽，可以抵抗时间、超越时间的证物。

总结

商人的人际关系中，充满了恐吓、威胁。商人也以恐吓、威胁之姿统治、统领其他民族跟方国。周人却发展出不一样的关系模式。人跟人、氏族跟氏族、民族跟民族之间，可以靠共同的交情记忆，来维系合作互动。

今天我们相处欢洽，今天你乐意和我合作，所以我们就铸一个鼎，在永远不坏的青铜器上铭刻彼此的关系，就此世世代代固定下来，“子子孙孙永保用”。这是周人非常不一样的集体联系、集体组织，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