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小档案

名称：东平路青铜官印

年代：中统五年（1264年）

形制：橛纽，长方形印面，通高5.4cm，长7cm、宽4cm、纽高4.5cm,重379.9克

材质：青铜

馆藏：东平县博物馆

元代中统五年东平路官印

金元之际，山东地区往来征伐，兵连祸结，生灵涂炭。1220年，割据势力严实归顺蒙古，次年进驻东平，劝农桑、兴府学，父子两人励精图治近半个世纪，成为乱世中的一方绿洲。

东平博物馆的元代东平路官印，也许就是那个乱世的印证。该印由新中国成立初原清衙役上缴，印文“东平路中统五年十二月分印记”，长方形印面，橛纽，通高5.4cm，长7cm、宽4cm、纽高4.5cm,重379.9克。

元代官印形制

古代官印的形制，主要是方形或长方形，绝大多数为方形。1955年，国务院颁发文件，规定国家机关公章改为圆形。其实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才是中国最早的圆形官印。目前，方形官印只有两个，一个是印在人民币背面的篆文“行长之章”钤印，另一个是驾驶证上的某某交警队的印章。

印章源于何时，众说不一，战国时，纵横家苏秦佩戴六国相印，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泛使用。

元朝建立之际，各项制度初创，官印也处于变化当中。一是汉文官印与八思巴文官印并存，八思巴字颁行之前，官印文字沿袭宋金时的汉字九叠篆，方形、橛纽；二是早期（中统年间）官印铸造机构为行中书省，到至元元年时改为中书礼部。

1973年，聊城东阿曾出土“东平路宣抚司奏差黄字号印”，边侧刻“中统元年七月日造”，方形，非常规整，于东平博物馆的元代东平路官印处于同一时期。

东平路宣抚司奏差黄字号印（网络图）

东平博物馆的元代东平路官印，铸造于“中统五年”（1264年），早于八思巴字颁行（1269年），但该印不是汉字九叠篆，也不是方形，且刻有“分印记”，工艺不精。因此，该印应为当时东平行省铸造的，用于东平路关隘、盐铁等处的分印。

东平路印印文

东平路的历史沿革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京东路拆分为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东西路治郓州(今东平县)，后徙治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

金朝，改宋朝的京东西路为山东西路，治所是东平府（今东平县），这是山东作为政区之名的开始。

蒙古占领山东后，在今山东范围内，先后设置了东平行省（1220年—1234年）、济南行省、益都行省等，这是沿袭了金朝的行尚书省制度，是中央政府派驻在外的临时机构。后来由于战争等因素，行省逐渐变成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域。1220年，严实率彰德、大名等州三十万户归降蒙古，蒙古以严实为“东平行省”兵马总管，治所在东平府。

1230年，改东平府为东平路，严实为东平路行军万户。严实死后，1241年，其子严忠济袭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一如其父，当时领五十四州县，相当于现在省级区域。

1264年，因势力太盛，东平路析分为三路七州。元朝的路都带有总管府的名字，称为某某路总管府，实际上是路。

1272年，改为下路总管府，辖须城、东阿、阳谷、汶上、寿张、平阴六县。元朝的路，除都城所在的路以外，分为上下两等，规定十万户以上的路为上路，不及十万户的为下路。

1368年（明洪武元年），改东平路为东平府。

严实父子治东平

严实(1181～1240)，字武叔，金末泰安长清人。金末，初为百夫长，后任长清令。1220年投降蒙古，行尚书省事，始治东平，1240年卒。1261年，追封为鲁国公，谥“武惠”。

1213年，蒙古第三次南下攻金，山东成为蒙古、金朝、南宋、红袄军等混战之地。蒙军攻掠山东后北归，金朝招募兵勇，严实为百夫长，次年，击败红袄军张汝辑，任长清县尉，后任长清县令。1218年，南宋军队攻陷长清，严实旋而收复。金朝东平行台蒙古纲怀疑严实与宋有勾结，兵围长清，严实降宋，任济南治中，趁机四处掠地，扩大地盘。后感到宋朝兵力孱弱，不足凭恃。

1220年秋，木华黎诱胁严实以所属八州、三十万户降附，任命为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次年，攻下山东西路治所东平，建立东平行省机构。

严实一生，仕金、投宋、降蒙，皆视三方实力而变化反复，目的为保存割据利益。虽然投降蒙古，但却尽其所能阻止蒙军屠戮百姓，救人无数。

金元混战，中原板荡，百姓失所，文化遭到浩劫。严实治理东平后，开荒辟野、轻徭薄赋、兴办府学，给乱世中挣扎的文人名士不啻提供了避难所而纷纷来奔，如徐世隆、商挺、王构、王恽、康晔、宋子贞、杜仁杰、孟祺、阎复、李谦、徐琰等，一代文宗元好问曾八次到东平，前后寓居七年之久。

大量文人的到来，为教育复苏创造了条件。严实重建府学，派学者杨奂等专程到曲阜祭拜孔子，并将失爵北归的衍圣公孔元措迎至东平，先后迎请元好问、王磐、李昶等名儒为师。

严实死后，其子严忠济承袭职位，也大力资助府学，“闳丽甲于齐鲁”。《山东古代史》评价“元代，东平是山东的文化中心”。

这些文人名士或为进入幕府、或传道授业，许多生员成为元朝重臣。由于较早地恢复了儒学教育，元初，“今内外要职之人才，半出于东平府学之生徒”。他们出仕后，以尊崇儒家思想为己任，对蒙古统治者的影响卓有成效。元仁宗曾言：“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可见，东平府学对蒙古政权的文化走向影响巨大。（撰稿：陈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