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语言的纯洁和健康
「来源: ｜饮铁的海风 ID：yintiedehaifeng」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如今，整整七十年过去了，我们是否做到了“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呢？是否维护了“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呢？这恐怕还是一个问题。从平时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文字，从各路媒体所使用的话语，从公共场合看到的那些广告条幅，窃以为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其“正确使用”的程度恐怕还不如七十年前，对语言的玷污和危害恐怕还远胜于七十年前。说轻点儿是语句不通，说重点儿则是张维迎先生所批评的“语言腐败”。
与世界其它几大语种不同，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这一文字我们已经使用了数千年。如此漫长的语言史，一方面说明了汉字的确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了我们思维的某种惰性呢？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六种造字法，注定了表意的汉字在激发人们的形象思维、引发人们的联想与想象上，确实胜过拼音文字；这也正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繁荣的原因所在。但汉字的这种形象性和多义性又不免会令人望文生义或产生歧义，使我们的表达变得含糊不清甚至模棱两可。
有人以“国家”一词为例，认为“‘国家’既包含着‘country’也包含着‘nation’同时包含了‘state’的意义。”英语需要三个词，而我们一个词就可以表达了，多么了不起！可是，这三个英语单词的词根完全不同，分明表达的是三个不同的概念。country 侧重地域、国土疆域，比如我们说周游全国travel across the country；nation 侧重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的族群，是特定人群某种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比如我们说中华民族就是Chinese nation；state 侧重政府的概念，与政府政权有关的国家概念才用state。
若用“国家”一词来囊括这三个有着明显区别的英语单词，是否会造成概念的混淆，以致被人偷换概念呢？前面提到张维迎批评的“语言腐败”，其实“语言腐败”一词，早在1946年，英国的乔治·奥维尔就已提出来了，只是在汉语中致使“语言腐败”似乎要比其他语种更方便一些。任何语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但这一“多义”和“模糊”，只要在上下文构成的特定语境中，通过逻辑思辨，就完全可以使其变得“准确”和“鲜明”。
七十年前，《人民日报》在发表那篇呼吁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的社论的同时，还相继刊登了吕叔湘、朱德熙两位专家关于语法修辞的长篇讲话，这两篇讲话对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无疑是很有裨益的。我们说话作文就得遵循语法，这样才能把话说得正确，表达得明白，没有任何语病。而讲究修辞则是为了把话说得生动、形象，从而感染人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不过，古人早就说过“修辞立其诚”（《周易》）——不仅十分重视修辞，还把修辞定位于“立身诚实”。如果言辞浮华、言过其实，所言就不能说是“立身诚实”了。然而，千百年来我们的文人却过于看重修辞，往往忘记了“立其诚”；而一旦“诚实”缺位，修辞就很可能成为谎言的装饰。
从先秦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子们太喜欢用比喻了，动不动就用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或主张。这些比喻尽管生动形象，却无法替代直接论证呀！国人还喜欢对偶和排比，读起来合辙押韵、铿锵有力，可许多假大空的话语，一旦琅琅上口了，假的仿佛也就可以变成真的了。之所以这样，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话语系统里，缺少了逻辑。因此，为了语言的纯洁和健康，除了讲究语法和修辞之外，还得懂点逻辑，或者说补好逻辑这门课。
汉语毕竟是我们的母语，汉字我们已经使用了三千多年，所具备的优势我们是不可忽视的。不妨设想一下，倘若我们阅读的中国古典诗词是用拼音写就的，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即使是阅读汉字写就的古典诗词，繁体字版本和简体字版本，给人的感受和审美愉悦也大异其趣。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早在一百多年前，白话文就替代了文言文，古代汉语已演变成现代汉语。这是不可逆转的，因为语言本来就是表达思想的工具，甚至可以说语言就是思想。相比之下，古代汉语比现代汉语具有更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几乎无法准确、鲜明地表达现代的思想。
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器物和观念陆续不断地传入中国，指称这些器物，表达这些观念，古汉语早已捉襟见肘，根本找不到相对应的词语。不仅是以单音词为主的古汉语，无法适应现代的社会，更重要的是许多器物和观念在中国历代社会中就没有过，必须通过翻译（音译或意译）来创造新词、形成新的概念。但翻译能否准确把握原文的涵义，恐怕就很难说了。尤其是汉语中的外来词，大多是从日语移植过来的。也就是说，当年日本人在翻译西方那些现代词语时，是用汉字来意译的，比如“革命、宣传、机关、干部、阶级、主义、科学、社会、生态、审美”等等，这大量的外来词都是我们日常经常使用的。
然而，当年我们移植这些外来语时，对这些词语的理解跟日本人的理解一致吗？更主要的是，我们的理解符合这些词语在西方的本义吗？如果各有各的理解，形成一种语言“巴别塔”现象，相互之间又如何对话和交流呢？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些词语之前，倘若不从词源上了解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就没法厘清这些词语所指的概念。这也是我之所以强调学点逻辑的原因，只要我们讲究逻辑，学会思辨，汉字汉语这方面的不足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弥补。
近年来，许多人都很看重“话语权”，似乎只要把持了话语权，就可以随自己意愿去阐释，甚至生造一些概念，或者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定义某些概念。说到“话语权”，理应人人都有，原本就是言论自由的题中之意。但这话语权只有在一定的平台上才能体现出来，也只有那些掌控并经常活跃在这些平台上的人，才拥有真正的话语权，这里体现的正是语言背后的权力意志（普通人的“话语权”恐怕只能称作“权利意识”）。
四十多年前，全社会几乎使用着同一种模式的语言，至少在公共领域，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几乎都是统一模式的官话和套话，就连文学作品也失去了它应有的个性与风格。思想解放之后，语言也随之获得了解放，人们话语的权利意识也逐渐觉醒；但权力依旧无处不在，而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力崇拜，也往往会使某些人的权利意识很容易转化为权力意志。如此一来，思想和语言的解放也就实在有限了。由于某些权力的任性，使那些业已获得某种话语权的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乃至生造概念，或者任意地定义某些概念。至于正确与否，则几乎无人过问。就连许多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都写得佶屈聱牙，令人无法卒读，遑论其他！我们不妨再以这些年全国各地一些“雷人”的标语口号为例，遍布城乡的许多标语口号，既表现出某种权力的傲慢，又玷污了我们的语言。比如某个一线城市曾提出一个口号：“跨越未来”。笔者愚钝，实在想不出我们“跨越未来”将会抵达哪里？
从《论语》开始，国人习惯了“语录体”，喜欢寻章摘句。抛出一个判断式的标语口号，既没有分析，也没有论证，那又令人如何信服如何适从呢？还有诸如“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荒唐，“一人拒绝多生，全村人工授精”的蛮横，就未免让人啼笑皆非了。为了突破以往语言的僵化，我们也曾经历过一段“反叛期”，但“反叛”者在获得某种话语权之后，这种“反叛”竟也变得毫无节制了。从“痞子语言”到“下半身写作”，我们的许多文学作品，包括某些颇负盛名的作家的作品，语言是越来越肮脏，越来越没有节制，完全失去了汉语的纯净、含蓄和优雅。就如今年春天一度热炒的“屎尿体”诗歌，倘若不是作者的背景，倘若没有著名的诗人、教授、评论家的热捧，这些根本就不堪入目的“诗”，能登上诗坛么？是非、善恶、优劣就这么活生生地被颠倒了。
综上所述，窃以为在《人民日报》社论《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发表七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提这个话题。既然汉语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语，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像保卫母亲那样捍卫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唤醒每一个人话语背后的权利意识，警惕某些人话语背后的权力意志，我们就能有效地阻止对祖国语言的玷污和危害，就能有效地遏制和清除“语言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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